到高年级的时候,我的好些同学都会邀请我们去参加她们家里举办的大型舞会。 参加这些舞会让我们非常激动。在一些同学的家里,有穿着白色衣服的侍者为我们服务,餐饮非常高雅。因为我们上的是女校,所以我们得带上我们自己的护花使者。而这些护花使者要支付我们回家的费用,所以对那些男孩来说太不容易了。
我还记得在一个舞会上,我穿着一条非常漂亮的及踝长裙。那是一条大象灰色塔夫绸的低领口长裙,上面有着黑色天鹅绒的小点。我还穿着黑色的舞鞋,拿着漂亮的包包,真是美极了。这对我和我后来成人的后生活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我有过在后院和那些大胆滑稽的男孩玩耍的经历,他们因为有一家里出现了臭虫,所以被赶到院子里,好让家里进行消杀。我们其他人都怀着怀疑的心情跟着看。然后是这个全然不同的世界,简直就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现在,我很庆幸我在这两者都感觉良好。
上Zahle学校的孩子一般都家境很好。而我父母的收入是不稳定的,所以要支付Ulla和我的学费很困难。每当我不得不开口问爸爸要学费的时候,都非常痛苦。每个月他都会为这47克郎叹息,所以我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开口问他要钱。 但是,在学校我常常听我的很多同学们说她们在学习骑术、击剑和弹钢琴,所以,我还是忍不住纠缠着要去上骑术课。
我非常的固执。有一天我骑车到了Klampenborg骑术学校,问上一节骑术课要多少钱。那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学校,因为在夏天,我经常骑车去那里附近的Bellevue海滩。他们告诉我上一节课需要7克朗。我永远忘不了以下的这一幕:那是一个早上,我去面包房找爸爸,他正站在那里做糕点。我骑车冲进面包房的后院,满怀希望同时又有一点忐忑不安。当我告诉爸爸在Klampenborg骑术学校上一节课需要多少钱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太过了。爸爸只是很平静的说:“Lisbeth,你知道我要做多少个糕点才能让你去上一节骑术课吗?”天哪,我羞愧的无地自容,因为我知道一个糕点只能卖10奥勒。我永远都忘不了,我是多么的不懂事,没有为我亲爱的爸爸着想,而他还需要为我们筹措每个月的学费。
在我们面包店附近住的都是穷人。我们的糕点得做得很大,这样人们才觉得他们的钱花的值得。在我读高年级时,有时候妈妈想休息一天的时候会和我去镇上。 我们会去Magasin或者Illum大百货商店的茶室,叫上一杯巧克力或者咖啡还有蛋糕。我们会买两块不同的蛋糕一起分享,这样我妈妈就能尝到两种蛋糕的味道。
当我们回家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蛋糕很好吃,我们会给爸爸带一块回去。 我妈妈总是说:“Nisse,蛋糕不能做得太大,因为如果做的比较大的话就不精致了。” 但是顾客们都喜欢大蛋糕,只要够大,他们并不在乎里面放的是什么。我的同学们也是这样认为的。我生日的时候,她们最开心了,因为她们想吃多少蛋糕就可以吃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