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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乡镇当成跳板的考生不在少数。没有上级的明文规定，组织和人社部门也不能过多地行政干预，例如在招考时限制户籍和服务期。更何况许多本地考生参加工作后也会继续备考，寄望进入市直省直单位。他们案头露出一角的公基行测参考书是最有力的证明。
乡镇留住人很难。不止是在编的人员，凡稍有些体力和技艺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待在家里的皆为老弱妇孺。就连农民也不愿意再守着田野。流转过的土地承包给大户后，耕种和收割全是大规模集体作业。
县城文化馆的人来乡镇开研讨会，他负责会务，也旁听了一会儿。会议的主题是如何保护发源于此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种风格独特的秧歌。前不久，这个项目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去世了，他们为后继无人感到焦虑。会上，大家纷纷献计献策。轮到一位老者发言时，他请大家不要怪他泼冷水。“年轻人插秧吗，年轻人愿意种田吗。不要说年轻人了，在座的上岁数的，你们还插秧吗，还愿意种田吗。现在全都是机器了啊。真要像当年那样唱秧歌，恐怕要请科学家发明一种机器人，叫机器人配合栽秧机在田里唱。有些东西的消亡是自然规律，不是你和我可以力挽狂澜的。但好在我们如今记录的手段很高明，可以录音，可以录像。若干年以后的年轻人如果看到了，像我们今天看到化石一样兴奋、好奇和向往，那就是它的幸运。”
消亡的不仅仅是如此这般的民间文化，还有乡镇乃至县城本身。我告诉租客，县里对外宣称有四十万人口，其实常住连二十万都不到了。未来的某一天，也许会兴起上世纪末撤乡建镇那样的浪潮，把人口不足的县合并。这个县历经几千年才有了得来不易的属于自己的名字，也许又将改姓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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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粤过了一个春节再回来，租客平静的生活起了微澜。一方面，县里的网信办听说他是计算机专业，想通过宣传部借调他帮助工作。另一方面，他参加上一年度红十字会志愿服务活动认识的一位青年女教师正式向他表白。
在我看来，这两件事都是好事。他反倒是考虑了很久。
他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如果喜欢，他会像那些被戏称为“程序猿”的同学们一样去上海，去深圳，甘于英年早秃，用代码为自己在996的内卷职场上垒筑铜墙铁壁，抵御互联网行业残忍的风刀霜剑。被别人发现他的技能也未曾令他萌生慧眼识珠之类的感激——进入体制后，他逐渐转型，慢慢成为一个文科生，统计、填表、写材料。回归本职后，不出意外，他将成为领导眼中最爱的万金油、多面手、复合型人才。这种口头的美誉置入“老人动动嘴，新手跑断腿”的环境里势必打开能者多劳的局面，而且时间一长，人人都会觉得理所应当。
至于那个女教师，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对她有无好感，而是未来，她能不能跟他走，或他能不能为她留下。
粗略地估算一下，大抵近十年内，县城体制内适婚男女的比例严重失衡。教卫两大系统的情况更为突出。有个亲戚在医院做护士。她择偶的标准非常简洁明了，仅仅要对方有一份正式工作。可就算是这样，也让她待字闺中整整六年才成功出嫁。她的情况不是个例。
在县城，所谓的正式工作仅限于“铁饭碗”，也就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拥有这个身份的人往往也希望另一半在性质上与自己“比翼齐飞”。科长与医生，教师与银行主任……都是体制夫妻常见的搭配。只是这些年，在编的男青年不仅锐减，成家也早。他们像香椿，一旦冒出芯芽就被眼尖的食客掐走。主动示爱的女教师恐怕正是感受到了这种危机，才早早先行一步。
两桩我眼中的好事到底都被租客婉拒了。工作上，他对比了借调后的收入，发现不光是隐形的福利待遇差了一大截，明面的交补和下乡津贴也将成为历史。情感上，身为独生子女的教师不会和他去往三千里外的城市，他也不敢轻易下狠心久居异乡将自己一生流放。他有一位以人才引进的方式招录过来的女同事，与跟她一批招引的某个同乡惺惺相惜，相处一年后就地成婚，安家置业。没有人脉，没有资源，在人情网比都市更细密的县城里，一切都从零开始。有了孩子后，日子过得愈发紧锣密鼓。尽管双方家庭轮流派出代表援助，更多的时间还得靠这对年轻夫妇自力更生。她和租客闲聊时自嘲，说就算毕业后不回老家留在西安天天揣着肉夹馍挤二号线，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马不停蹄上气不接下气。
留在这里，需要一腔无边的孤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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