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二）

“凭什么呀！我们是下等人啊！”董淑丽不服气，和老板你一言我一语地理论起来，最后升级为争吵。

我在家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董淑丽，也出了门。

大老远地就看到董淑丽蹲在地上放声大哭，围观的吃瓜群众不多，四散在周围的角落里。老板一脸嫌弃地让董淑丽离驿站远一点。我顿时血脉贲张，疾步跑上前。

我很想指责那个老板，但我强忍住了，默默地在心里对自己说：“在方舱最艰难时，发烧40度，烧得浑浑噩噩，分不清白天和黑夜，我都能熬过来，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有传言说，新冠患者康复后，会有一些后遗症，其实最大的后遗症是被歧视，这是一种杀伤力更强的社会病毒。很显然，在我和董淑丽的身体里，有对新冠病毒的抗体和免疫力，却不具备对这种社会病毒的抗体和免疫力。

凡事都有例外，也有不怕和我们接触的，其中就有董阳。按理说我应该珍惜，却阴差阳错，把他也给赶走了。

让他滚的第二天，他约我出去逛街。董阳有一个当下男青年难得的优点：规矩。以往我们在一起，他从不会主动和我进行任何形式的肢体接触。即便是我们的关系已经很深入了，他依然如此。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一直挺欣赏他这一点的。结果那天他却一改平时的老实，动辄拉一下手，搂个肩膀。其实，我心里也明白，他是想以此证明不介意我得过新冠。可是，他不明白的是，我讨厌他这么刻意，我要的是以前那种轻松自然的状态。但是我一直忍着没说，后来，在商场的电梯里，趁着没人，董阳突然飞速亲了我脸颊一口。我终于忍不住了，当场发作，又甩给他一个字：“滚！”

要说这董阳，真是老实到家了，让他滚他就真滚，好像天生就不会说软乎话一样，一点也不解风情。我严重质疑他到底有没有资格做我的丈夫。

和董淑丽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同，我让自己走出去，去那些不知道我得过新冠的地方。偶尔，我也会来到公司附近的角落里，远远地看着同事们进进出出和路边的人来人往。

有时候晚上回家，我也不着急进门，从一楼缓缓走到顶楼，在感应灯的明灰中，来到天台，长时间眺望远方的万家灯火。每到这时，我就有一种失去了一切的感觉。我还能回到从前那种状态吗？

和博飞相识是一个偶然，距我家两站地，有一个明珠公园，我晚饭后有时会去那里散步。博飞最初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是一个逆行者，所有人都按顺时针方向在塑胶跑道上跑步或者散步，唯独他一个人反方向慢跑。这样在我散步时，免不了和他打照面。他看起来30岁左右，身材颀长，五官棱角分明，一头茂密的黑发，一身运动装搭配小麦色皮肤，显得活力十足。实话实说，我对董阳貌相上的遗憾，全在博飞那里得到了满足。所以，后来当博飞主动跟我搭讪时，我并没有觉得反感。

那天，我坐在公园里的一个石凳上休息，博飞跑完步后坐到我旁边。我们保持着30公分左右的距离，我下意识地往一旁欠了欠身。

“为什么要躲着我呢？”他微笑着问，目光柔和又不失深沉，让人感到十分亲切。

我有点莫名其妙，不置可否。

“是因为你曾经得过新冠吗？”

我差点惊掉下巴，瞪大双眼盯着他的脸。他仍然微笑着，两个鬓角被汗水濡湿，周身散发着淡淡的汗味。

他抬手指了指我暴露在外面的左胳膊肘窝，说：“我是医生。”

我恍然大悟，不假思索地反问道：“那你不害怕吗？”

“我为什么要害怕呢？”

他的语气轻描淡写，我觉得，这是我康复后，听到的最暖心的一句话，遂由衷地说道：“谢谢。”

“不要说谢谢，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别嫌弃自己。”

我彻底沉默了。仿佛有一道电光在眼前闪过，是啊，我们自己不能嫌弃自己。我一直在不自觉地给自己贴标签，不自觉地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不是嫌弃是什么呢？

见我一直发愣，他又自顾自地说道：“网上有传言，新冠感染者即便康复了，两年内也不能接触。有人说这是一种对新冠患者的歧视，其实没必要过度解读，大家只是害怕，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认识的不断提高，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我当即反驳道：“不是这样的。歧视就是歧视，和单纯的害怕不一样，因为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好像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时间长了就好了。可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来说，每分每秒都是煎熬。”

博飞淡淡一笑：“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不是感染者，你会怎样面对感染者？你未必会比他们做得更好。这个问题不难想象，你可以回想一下你没得新冠之前是怎么看待新冠患者的。”

不得不佩服他语言的犀利，总能一语中的，令我哑口无言，我马上就想到了小文。

小文和我还有小雅，都是初中同学，我俩的关系原先一直一般，仅限于微信好友。小文初中毕业后念了卫校，后来当了护士。5年前移民去了加拿大当护士，再后来被患者感染了新冠。我俩真正联系多起来，正是从她得新冠后开始。我在她感染后发的第一条朋友圈上留言安慰。现在想想，我当时的心态和我自己得新冠后许多安慰我的人差不多，仅仅是一种礼节性的关心，这种关心不管是出自真心还是虚情假意，都是以一定的距离为前提的，一旦零距离了，谁也不敢保证能坦然面对。我也不例外。小文康复后要回国过年，曾问我是否敢去机场接她，我当时不假思索地回答：“敢。”这完全是一种没过脑子的违心话，要不是她没抢到回国的机票，我的谎言恐怕早就被戳穿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和宋姐是没有区别的，与那些对我和董淑丽甩白眼的人也没有任何区别。这么一想，我有些释然了，反而不怎么恨那些人了。

那天是我得新冠后最开心的一天，我遇到了知音。回家途中，路过家乐福，进去采购了一大堆好吃的，还买了8个新鲜的大海螺。

董淑丽看到那8个海螺后，脸一黑，厉声质问道：“你是不是疯了？”

海螺一直是我和董淑丽的“仇家”，我俩有25年没碰过海螺了。这事要从我爸去世说起。我爸当年是一个海碰子，一有空就去海里扎猛子捞海货，我和董淑丽最爱吃的海螺，自然就成了他重点碰海对象。我爸出事那天，海上的浪有点急，他一个猛子下去，再没上来。那年我12，他的遗体被打捞上来时，我在现场，我二姨捂着我的眼睛不让我看。但我的耳朵没被堵上，我听到那两个负责打捞的叔叔对人说我爸的遗体上吸满了海螺。我和董淑丽都觉得我爸是被海螺给吃了，从此再不吃海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