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有头债有主，这8个海螺又没吸在我爸身上，我们为什么不能吃？”
见董淑丽一时没反应过来，我又补充道：“你不觉得咱们以前那种想法也是一种偏见吗？就像他们歧视咱们一样。”
董淑丽的眼神慢慢空洞起来，陷入沉思中。
那天晚上，我在微信上给小文留了言，一整晚都在等她，想和她一起分享新感悟。她一直没回复，我隐隐有一丝不好的预感。小文最新的朋友圈是她推特的截图，上面的英文翻译过来是：每个新冠感染者都是无辜的，歧视是另一种伤人于无形的病毒。
从那天开始，我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面对那些冷眼和指指点点，无论对方是下意识的敬而远之，还是那种恶意的嫌弃，我都告诉自己：“我就是我。”我还不断给董淑丽“洗脑”，盼着她也能打开自己的心结，收效却不大。
第十次申请复职未果后没几天，公司召开了上个年度的表彰大会。会上，多名同事升职，策划总监的位置落在了我之前的副手葳葳头上。那本应该是属于我的位置，但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在许经理的朋友圈上看到了大会现场的照片，顺手点了一个赞。点赞后没几分钟，许经理发来了微信，我康复后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联系我。
“小曾啊，对不住，这次升职，集团总部临时提出新要求，要优先照顾下沉到社区帮忙抗疫的人员。还请你理解。”
我回了一个OK的手势，我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尽管我曾经身处方舱，比那些下沉的人更靠近疫情。
每天晚饭后，我都去明珠公园，经常能碰到博飞。我和他一起逆行散步，一起谈天说地。他的幽默风趣，他的儒雅潇洒，越来越吸引我，这是董阳完全不具备的。尤其是当我得知，他曾去武汉支援抗疫，更觉得我们是同道中人。我们一起散步聊天的时间越来越长，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一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已经快9点了，董阳也在，正陪董淑丽在客厅的沙发上聊天。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
“你可回来了，凡凡，董阳等你半天了。”董淑丽嗔怪道。
董阳在旁边嘿嘿一笑：“也没等多久。”
董淑丽又说：“你快过来坐，董阳帮你查了一些资料，对你复职很有用，董阳你快念给她听听。”
我依言坐到沙发边上，董阳有点不好意思，脸红了，顿了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才照着手机开始念起来……
他磕磕绊绊地念完了一大段关于新冠复阳的一些科学解释，这些信息我基本都听说过，依我的性格，根本没耐心听他叨叨这么久，但今天我耐着性子听完了，末了还对他说：“谢谢你。”
算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对董阳说感谢的话，他的脸又红了，龇出一口白牙，没吱声。
“赶紧发给你那个倒霉领导看看，让他好好学习学习医学知识。”董淑丽忿忿不平道。
董阳走后没多久，又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刚才我没来得及说，最近我查了很多关于新冠的资料，我觉得针对新冠患者被歧视的问题，应该举全社会的力量来关注解决。我读研时的导师是全国政协委员，我向他反映了这个问题，他不仅非常认可我的观点，还准备做一个专门的提案。我还有一个想法，想先成立一个普及新冠知识的民间公益组织，免费到社区给大家搞讲座。”
我回复：“好主意，谢谢你。”
“你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呀？”
是呀，我今天为什么对他这么客气呢？
这时，小文的微信不期而至。好久没有她的消息了，我在微信上的好几条留言她一直也没回。
“曾凡，我准备回国了。”
我赶紧回复：“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
“永远的，再也不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吗？”
微信那头沉默了好半天才发来一张照片，一张血肉模糊的大头照，要不是胸前的翡翠吊坠，我都不敢相信那是小文。我能想象得到，前段时间小文经历了什么。我在气愤之余，一时也想不到合适的话语安慰她。只能发一个拥抱的表情，同时回复：“回来吧。”
对新冠感染者的歧视俨然已成为了世界性问题。在日本，一所大学部分学生感染新冠后，有人竟威胁要烧了学校；在美国，许多确诊感染者被称为“凶手”，家中被丢石头，砸碎窗户，墙上还被涂鸦；在澳大利亚，一位老年男性感染者康复出院后，被阻止重返养老院，当地政府也拒绝为他寻找住所，最终死在街头；在英国……
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在触目惊心的同时，不由得产生一种无力感，个人的力量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不过，我知道，小文的选择是对的。无论什么时候，国内都比国外好。
必须要承认，每晚去明珠公园散步，更像是和博飞约会的借口。虽然这种约会只是我单方面以为的。博飞偶尔“失约”，我一个人在塑胶跑道上逆向而行，索然无味。我一直暗暗期待，博飞能主动加我微信，能在其他时间约我喝个咖啡或是看场电影，可是他太绅士了，他什么都没有做，我们的交往更像是一种神交，只局限在那圈塑胶跑道上。这更让我对他着迷，我知道自己正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当我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博飞越来越多频繁地占据我的思绪，我已经无法自拔了。
与此同时，我开始有意无意地避免和董阳在一起。他约我出去，我找各种理由躲。他到我家来，我躲不掉，尽量不和他目光对接。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却在他陪董淑丽聊天时，不时偷偷瞟他。我时常在想博飞的同时不自觉地想到董阳，他俩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在我眼前交替闪现，不知道这种状态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我只知道遵从自己的内心，摸着黑继续前行。
那天博飞的话出奇地少，一直是我说他听的节奏。我们散完步后坐在石凳上休息。我不想冷场，绞尽脑汁，找各种话题。当我说到这些年来董淑丽的含辛茹苦时，博飞插话道：“你是幸福的，你还有妈妈。”
他一脸的凝重，我不明所以，疑惑地审视着他。
“一年前的今天，我妈妈去世了。”
“哦。”
博飞感慨道：“以前，我常陪我妈妈来这里散步。”
他叹息了一声后，将目光投向远方：“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
博飞的朗诵很动情，我听出来了，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心里一阵激灵，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董阳。那年我们一起去北京，逛地坛时，董阳突然停下脚步，转身面向我，深情地对我说：“大学四年，来过无数次地坛，每次来，我都会想到史铁生《我与地坛》里那对总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的中年夫妇。我总是不自觉地在逆时针绕园子走的人群中寻找他们，却一直没找到。现在，我觉得，我找到他们了，他们就是你和我。”
那是一向木讷的董阳唯一的一次真情告白，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没说任何话，我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因为，我在董阳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男人对爱情的虔诚。
随后，我也沉默了，和博飞相对无言良久。
那天晚上，我翻开了相册，眼睛长时间停留在一张和董阳的合影上，那是当年我们在地坛银杏大道上的合影。那次，我完全沉醉在银杏大道的绚烂秋日里，流连在那一大片金黄中，让董阳帮我照了不知道多少张照片。离开地坛后没多久，董阳的脸就肿胀起来，我这才得知，原来董阳对银杏树的果子过敏。
“你怎么不早说。”我责怪道。
已经快肿成猪头的董阳又恢复了常态，唯唯诺诺地说：“我……我不想你扫兴。”
我很无语，这就是我最讨厌他的地方，一个大男人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我一起听我的，回家后听父母的。
但是，我当时忽略了一点，除此之外，董阳在其他方面其实挺有主意的。他的没主见是以爱为大前提的。这段时间，我经常地会冒出一个念头：我和董阳男未娶女未嫁，还有选择的机会。我觉得自己有点无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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