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一）

我每个月领着基本工资，过着无业游民的生活。

时至今日，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感染的新冠。董淑丽总叨叨说是我传染给她的，理由是她是无症状感染者，而我却是实实在在的确诊病例。对这种无知的想法，我总是嗤之以鼻，在心里，我何尝不是怀疑她才是传染源呢！在我们娘儿俩康复后的第八个月，纠结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我们依然“病”着。

小文在加拿大多伦多，也是一位新冠康复者，得这个病比我早了整整一年。我在方舱时，她曾不止一次忠告过我：“康复后千万不要告诉外人得过新冠。”我当时不以为然，大夫和护士们对我那么好，亲朋好友对我的关心更是无以复加，净受重视了，压根没想到有一天会被歧视。那段时间我就像一只大熊猫，感觉自己如果不快点好起来都对不起他们。

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没得病时还有亲戚朋友，得病了，不，确切说是康复了，啥都没了。

第一次感受到歧视，是结束居家隔离后第一天。小区集体团购的菜到了，董淑丽提议说：“咱俩在家憋了这么长时间了，也出去回报一下社会吧。”

我特意申请做东二区的送菜志愿者，那里住着同事宋姐。患病期间，宋姐没少在微信上嘘寒问暖，刚确诊时，她鼓励我说：“这个病其实就跟感冒一样，你别当回事儿。”康复后长时间处于封闭状态，心里慌得没着没落的，她又给我加油鼓劲儿，“丫头，坚持住，美好的未来在等着拥抱你。”

我迫切地想早点见到这位好姐姐，拿到菜后边走边给她发微信，“姐，我解放啦，一会儿给你家送团购菜哈。”

宋姐秒回道，“你别麻烦了，我自己下去取就行。”

我没想太多，回复说，“没事儿，已经到你家楼下了。”

旋即，宋姐穿着一身睡衣一阵风似的下了楼，在距我有一丈远的地方急停，“小曾啊真不好意思，我临时有点事儿得出去一下，你把菜放楼道里就行。”

宋姐的声音有些发闷，我注意到，她戴了两条N95，脸上仿佛罩着厚厚的防毒面具。

“我来不及了，先走了。”话音未落，宋姐不等我回应，又一阵风似的快速走远了。

我呆立在原地，登时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遇到了同样垂头丧气的董淑丽。当她兴冲冲地捧着一泡沫盒子菜，去敲好姐妹赵姨家的门时，门里好半天没人应声。她熟悉赵姨的作息时间，确定这会儿肯定在家，又狠敲了几下才从门里传来赵姨的声音：“谢谢了，放门口吧。”董淑丽站在门外，觉得一盆凉水从头上浇了下来。

“咱们做错什么了吗？”董淑丽怔怔地问我。

我同样也在心里问自己这个问题。

吃晚饭时，董阳的到来让我和董淑丽郁闷的心情得到了一丝缓解。不知道是不是都姓董的缘故，董淑丽对这个准女婿一向挺满意的，总叨叨说这孩子实在、厚道，值得托付。客观讲，他人确实不错，就拿我居家隔离这段时间来说吧，天天到我家楼外的小广场上，也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仰着头望着我。让我觉得非常温暖，每次到最后我都要接连摆手几次，他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可是，在内心深处，我总感觉董阳差点意思，并不是最理想的丈夫人选。他个头不够高，鼻子不够挺，目光不够深邃，也不会哄人开心。其实吧，女人也好色，也注重眼缘。当然了，我没肤浅到只注重这些外在条件。但是在去他家见他父母的问题上，一拖再拖，直到他第N次支支吾吾地说父母又催他了，看他那副为难的样子，我于心不忍，才终于同意了。他心花怒放，当即给家里打电话通报。没承想，我却在约定时间的前两天直接进了方舱。

董淑丽招呼董阳坐下来一起吃，他也不见外，洗了手坐下来后抓起一个包子就吃。董阳一个包子还没吃完，楼外的小广场上响起了广场舞的音乐。董淑丽抬头瞥了一眼墙上的钟，把刚刚拿在手里的包子又重新放回盘子里，沉吟道：“开始了，我得去了。”

董淑丽此前一直是领舞，两个多月没跳了，都快憋疯了。居家隔离期间，只要外面音乐一响，她立即放下手头上的事情，跟着节奏一起舞动。

联想到白天送菜的遭遇，我预感她这次重新归队“下场”不会太好，劝她：“要不咱今天还是在家里跳跳得了。”

董淑丽这时已经换好了舞裙，正准备到门口换鞋，她迟疑了一下，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又看了一眼董阳，说：“没事儿，你俩在家好好唠唠。”

董淑丽走后，我不放心，把手里剩下的小半拉包子直接填进嘴里，径直来到阳台。

我看到董淑丽和第一排的几个舞友点头寒暄了一下后，一转身，自然而然地回到自己从前的领舞位置，随着节奏开始晃动起来。戏剧性的一幕随即出现，最后一排的赵姨率先离开，其他人紧随其后，原先近百人的队伍犹如被扎破的气球，顷刻间急剧萎缩。董淑丽浑然不觉，仍陶醉在音乐里，直到音乐突然中断，才茫然转身，发觉只剩下刘叔一个人正在低头收拾音响的电线。

我对刘叔心存期待，他和董淑丽一直是最佳搭档，每次广场舞结束后，都要再合作几曲交谊舞，在众人的阵阵赞叹中，挥汗如雨。我甚至在得知刘叔也是丧偶后猜想，董淑丽和他有没有可能梅开二度。然而，这次他让我失望了。我不知道他俩具体说了些什么，只看到董淑丽向他走近了两步后就停下脚步，刘叔满脸堆笑，好像在解释着什么，然后就转身抱着音响快步离开了。

小广场空了，只留下董淑丽一个人落寞的身影。我想，这一刻，她一定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就在前几天，她还在阳台上开窗和刚刚逃离的那些舞友们隔空互动，大家伙儿还给她鼓劲儿打气，期盼她早日归队，转眼间她就成了洪水猛兽。

眼前的这一幕也深深地刺痛了我。我侧头定定地盯着不知何时跟过来的董阳，片刻后，问道：“我什么时候去你家见你父母？”

董阳踌躇了，嗫嚅了半天没发出声来。我最烦他这副欲言又止的窝囊样儿。真是讽刺，得了一场新冠，连带着在他父母心中的地位也没了。我没心情等他想好托词，从嘴里甩出一个字：“滚！”

董淑丽回家后一直闷闷不乐，也没问董阳怎么走了，我也没敢去触她的霉头，窝在自己房间的床上刷手机。

此时此刻，我格外想和小文好好聊一聊。算了一下加拿大的时间，正是早上，不确定她起没起床，只好暂时打消这个念头。刷到她的朋友圈，看到她在5个小时前发的一条朋友圈：新冠正在考验社会的文明程度，愿我们与智慧和风度同行。

我留言：深有同感。

留言刚发送成功，小文就发起了语音通话。

“怎么了亲爱的，受刺激了？”

我将自己的郁闷和盘托出。

“你今后要学会适应这种环境，”小文语重心长，“我刚解除隔离时比你惨多了，刚一出门就被一位黑人邻居泼粪，他嘴上还挑衅说：‘你能闻到大便的味道吗？’我当即回击：‘我隔着三条街就能闻到你身上的狐臭。’之后报了警……”

小文康复后的一些遭遇，之前和我讲过一些，但都没有这次讲得多，讲得详细。我这次听，忽然多了一种特殊的意味，并且强烈地预感到：她的昨天，就是我的明天。

随后的一系列经历印证了我的预感。我和董淑丽被社会彻底抛弃了，而且是360度无死角抛弃，进入到另一种隔离状态。我家成了阎王殿，连亲戚都不登门了。我们娘儿俩就像行走的病毒一样，邻居们唯恐躲闪不及，还经常给我们来个白眼。

向公司申请上班，顶头上司许经理先是让我安心休息一段时间，不要着急。我听话照做了。再次申请，许经理让去医院做核酸检测，我照做了，阴性；他又让做血清抗体检测，我又照做了，lgm抗体阴性，lgG抗体阴性。一连申请了九次，做了八次血清抗体检测，全是阴性。我左胳膊的肘窝，留下一串细密的针眼，一个挨着一个，像一条长长的，没有尽头的省略号。每次提交报告结果后就没了下文。后来实在气不过，我直接向总经理提交了一份书面情况说明，得到的答复是：考虑到新冠患者康复后存在复阳的情况，还需要再做一次血清抗体检测。我照做了，还是阴性，然后就又没有然后了。

我每个月领着基本工资，过着无业游民的生活。这对一个27岁的年轻生命来说，一点都不惬意。

小雅是我的第一死党，我们曾约定，结婚时要互为伴娘。她不仅没邀请我参加婚礼，还在婚礼前一天骗我说，受疫情影响就不办婚礼了。她在微信上将婚礼的盛况发出来，也没忘把我屏蔽，却忘了让我们那些共同的朋友一起屏蔽我。当天晚上，她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手机在我手里震动了很久，我都没点接听。我不愿意听自己最好的朋友说那些苍白无力的话。

董淑丽的心理承受力比我差得多，起初的几天，她常常以泪洗面，不是抱怨不公平，就是埋怨我传染了她。她不再跳广场舞了，在家里也不跳了，甚至楼外广场舞的音乐一响起，她就打电话向物业投诉扰民，全然忘了此前她一直是对抗扰民投诉的领袖。

慢慢地，董淑丽有点接受现实了，天天把自己封闭在家里，和原先居家时一样，没事儿就捧着个手机听郭德纲的相声解闷。有时为了让她走出家门，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我会打发她帮我取快递。有一次，董淑丽来到驿站门口，发现我的快递被单独甩在门外，驿站的老板此前一直对人客客气气的，这次却一反常态，虎着脸没好气地对董淑丽说：“回去和你姑娘说一下，以后别往这儿发快递了，周围很多人都反映了，不想和你家的快递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