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许多后来的南洋华人商业巨子
最早都是从小本生意起家的
闽南人的家族与家族观念则是在异域求生存图发展的关键组织。因家族关系而形成的情报网快速传递着来自南洋的发财消息,在南洋扎根的人也会选择带走一些亲戚,宗族内部凑盘缠、船票也很容易。参与过公车上书的黄乃裳就曾经先后动员1118人去泗务垦荒,这样“先去带动后去”的故事在下南洋的历程中屡见不鲜。
下南洋的华人们,把祠堂建到了东南亚
宗族,是他们构建共同体、强化认同的纽带
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早已延续了几个世纪的零星人口迁移在19世纪洪波涌起,下南洋的大浪潮来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成为通商的五座港口城市之一。这里与南洋的交通便利,夏季时受西南季风的影响,越南沿岸流和中国沿岸流自西南向东北,船只自印尼出发顺洋流可以到达厦门,冬季风向洋流则反之,可以从厦门到达印尼,于是厦门成为了闽南华侨出海的集散地。
这一季风航线早已有之
但即使到了19实际仍是一种相当低廉的旅途方式。
此时南洋部分地区的开发程度不高,很多闽南人正是看重这一点,希望得到自己的土地,同时逃离官府的苛捐杂税,便选择下南洋。这也就注定了这些初代华人要经历一番艰辛的草创时期,他们学习当地人,用木头做柱子,竹子做地板,树叶做墙和房顶,搭出简易的高脚屋,一个屋子里往往还要挤着好几个人。
身上若无千斤担
谁愿他乡万里行
这便是,这些南洋华人的真实写照。
从修建住房到拥有自己的社区,闽南人逐渐站稳脚跟并融入当地社会。
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的艰难险阻不足为外人道,逐渐成为了南洋华人间的秘辛。
南洋的气候、生态毕竟与闽南并不完全相同,初来乍到很多闽南人也出现了水土不服、感染热带疾病情况。人们当时对霍乱、疟疾、腹泻都缺乏防治方法,当地还有蟒、蛇、蝎子,以及喜欢偷吃、践踏庄稼的野兽。这一切都让开荒的闽南人面临巨大的风险,一个定居点在一场疫病中死亡几十人、上百人的记录史不绝书,更多的小定居点,则连记录都不会留下。
当然,风险越高,收益也越高。种种不确定性死亡的同时,也有通过移民实现阶级跃迁,彻底翻身的可能性。除了务农,不少闽南华人会选择靠手艺吃饭或者做点小生意,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勇敢逐渐形成了产业聚集区,并主导了一些当地行业,度过了早期的悲惨生活。
这些产业聚集区
有些后来发展成了唐人街
南洋各地早在17世纪时就已经有了数百到两三万人不等的华人聚居区,到清末,华侨已达四百万之众,他们在越南、缅甸北部、婆罗洲等地开矿,在爪哇岛与马来半岛承包甘蔗、香料种植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