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没想到，我竟然有一天会被这个观点左右。
后来升入中学的我们因为实在太久没见面，彼此都变得沉默寡言了。
偶尔我们会一起上学，一起在乒乓球社团教室见面，但我偶尔鼓起勇气抛出的话头很快就被浇灭了。
难道真的像大人们说的那样吗？
我思虑这个问题思虑的太多了。
在社团天台，我们靠了同一根栏杆；拿球拍时，我们经过同一个柜子。
然而一言不发。
17岁生日那天，我对自己说：“马上要成为青年了，要勇敢一点才行”，在打了无数次退堂鼓之后，这才问出一句无关紧要的：“你们班只有你们在这个社团了吗？”他好不容易回答了一长句话，并且有一个明显的话头给我接，但我却下意识以为他内敛、说的不多，回了一字“哦”，离开了。
心里还泛起了成就感。
这到底是何端的“勇气”呢？真正内向不说话的人，到底是谁呢？
明明我们过去是那样好的朋友。
我只好把一切怪在时光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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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的话絮絮叨叨的，但记忆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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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阿姨辞了职，钱伯伯退休回家带外孙女，白阿姨也举家去了香港。他虽与我同在一个学校，但我跟他的教室并不在一个楼层，也没有联系方式，虽偶尔在社团也有见面的机会，会随便扯两句生硬的客套（我甚至把这视为挑战），但升入毕业班之后，连这机会都没有了。
退朝的海水，第二天仍然会涨潮；然而许多东西却不能再涨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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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开那扇熟悉的铁门，在梦里，光仿佛也有了形状，我站在门口，对他说：“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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