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对道家的评价是：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老子曾担任周王室的图书馆馆长（周守藏室之史也），法家的代表人物申不害、韩非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慎到、田骈、环渊等稷下诸子“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为了恢复社会稳定遵从黄老之道，王公大臣无一不学，如曹参、陈平、窦太后、司马谈等。现今流传下来的道家著作有《道德经》、《通玄真经》（《文子》）、《南华真经》（《庄子》）、马王堆汉墓《黄帝四经》、《鹖冠子》、《关尹子》、《冲虚真经》（《列子》）等。下面笔者根据各朝典籍来介绍那些《汉书·艺文志·道家类》里从未了解到的作者、著作思想及生平事迹，希望能够读者有所帮助：
（1）《伊尹》五十一篇
商朝创始人汤的相，名挚，尊号“阿衡”，出生地不详，《列子》说他是空桑人，“伊尹生乎空桑“；《水经注·伊水篇》说他是有莘氏的女人采桑中在伊水旁捡到的，“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滨，萝神告之曰，臼水出而东走。母明视而见臼水出焉，告其邻居而走，顾望其邑，咸为水矣。其母化为空桑，子在其中矣 撤女取而献之，命养于庖，长而有贤德，殷以为尹，曰伊尹也。“伊尹是商汤的老师，《孟子》记载“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相传伊尹精通厨艺，善汤药，懂三皇五帝治国之道，曾担任有莘氏的师父教授部落族长的子女（《墨子·尚贤》：伊尹为有莘氏女师仆）。伊尹的事迹在《事迹·殷本纪》里少之又少，伊尹历经五代，跟随商汤讨伐昆吾氏、灭夏桀、制作《咸有一德》告诫诸侯、驱逐太甲让其反省，死后商臣咎单作《沃丁》以用伊尹的事迹来训诫后人。伊尹有个儿子伊陟，是太戊的相国，担任相国还写《原命》。伊尹与姜尚齐名，因辅佐贤君讨伐暴虐，谋略出众，尊奉为“伊吕”；又与周公旦齐名，代替幼主秉持国事，后世的霍光、曹操等权臣多引用这段史实来给自己的篡权行为找借口。
伊尹是权臣这一说辞来自西晋盗墓贼挖不准掘出来、在文学家荀勖、和侨等人将散乱的竹简考订排序而出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的记载颠覆了《史记》里对五帝三代之间的记载，比如伊尹放逐太甲、共伯和行政、尧舜禹禅让、周穆王与西王母和周幽王死后出现双王并立、曲沃代翼等等。但是伊尹放逐太甲这一段不少营销号吹说伊尹是权臣，《史记》对商的记载不详打脸什么的，但是笔者想说一点，太甲被放逐七年后重返回商都杀伊尹，那么为什么还要任用他的孩子？《尚书·咸有一德》正义有记载：“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太甲铲除伊尹后让伊尹的两个儿子去处理伊尹的田宅，后来的《河东集》、《广弘明集》、《春秋经传集解后续》也有这一情节，那么是否意味着“伊尹篡权”的成立？
首先我们得搞清楚挖掘《竹书纪年》的墓主人是什么身份？《晋书·束皙传》记载是魏襄王（亦或者是魏安厘王），前者是第四任魏国国君，魏惠王的儿子；后者则是魏无忌的哥哥，有龙阳之好。《竹书纪年》认定为是魏国的史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里，因为战乱纷纷导致在宋代失传（另一个原因是这本书的研究价值引不起宋代学者的重视）。现今读到的《竹书纪年》是今本，古本《竹书》则是清代学者朱右曾、王国维和民国学者范祥雍三位先生的考证辑录下，方诗铭先生综合三家编合而成的。
战国时期正值诸子百家百家争鸣之际，各家会对对手的学说进行攻讦和歪曲，比如《墨子·非儒》里对孔子的描写，把他描绘成爱耍小聪明，野心勃勃的权谋家；《商君书》、《韩非子》把儒家和纵横家列为“五蠹六虱”；《庄子·天下篇》对当时的诸子进行点评。魏国的开创国君魏文候表面上是西河大儒子夏的弟子，《史记·儒林列传》有 “是独魏文候好学”，《汉书·艺文志》有儒家《魏文候》六篇，可魏文候重用的人有法家的李悝、西门豹，兵家的乐羊、吴起，是不是《史记》记载有误？当然不是！子夏师从孔子，以“文学”著称，虽不在儒家八派之中，被墨子看不起，但是子夏能够成为魏文候的帝王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从政过程中对时局的认识和对书本的内容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即注重现实，不拘泥于故有内容，为诸侯提供更具有实际才干的士人。子夏被***先生认为是一个法家代表，最明显的证据在《韩非子》和《春秋繁露》里子夏对《春秋》的见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春秋繁露》：“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揜杀于位，一朝至尔。”】魏文候师从子夏，就是因为子夏的务实符合魏文候当时的需求，即扩大国家的力量，抵御随时进犯的诸侯国，实现富国强兵。因此子夏被人认为是从儒家转向法家的过渡性人物。而《竹书纪年》的创作背景也许是在奉行法家的魏国，比如对尧舜禹的记载（这里采用古本《竹书》）：“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后稷放帝子丹朱”、“益干启位，启杀之”，类似的片段有《韩非子》的“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其次法家的治国理念与儒家是有冲突的，在战国时代儒家虽是显学但是恪守周礼，希望君主克己复礼，不僭越礼乐，推崇仁义，法家则是比较务实，通过变革冗余之政来实现富国强兵，重视农业生产和君主法术势的应用。儒家认为法家是刻薄少意之徒，“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法家则认为儒家迂腐不合实际，推崇的礼乐是“淫佚之征”，因此秦朝在儒法之争中推崇法家学说，对民间收藏的儒家诗书进行焚毁，对借古讽今或者是私自讨论古书的处以极刑。《竹书纪年》作为前朝的史书势必会在秦始皇的《焚书令》之中，因此藏于古墓是最好的选择，而里面的对尧舜禹的记载或许是受法家的影响，把上古歌颂的仁君贤臣用法家遵从的“人性恶”的观点描绘成了篡权夺位之主，因此也给了后来一些胡说八道的营销号可乘之机，扭曲事实，鼓吹“毁三观的上古历史”等等。笔者为之不屑。其三，根据出土的甲骨文里有祭祀伊尹的卜辞，享有与帝王的祭祀规格，“辛亥不，至伊尹，有一牛”，“甲戌卜，其执伊，侑，岁”伊尹放逐太甲是因为太甲荒废政事，放逐他是为了让他能够更好地反思自己的问题，步入耄耋的伊尹还得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去接太甲回宫，这样的人还能在死后享有商王的祭祀，何来篡权之说？
伊尹的著作在《尚书》有《女鸠》、《女方》、《汤誓》、《伊训》、《肆命》、《徂后》、《太甲》三篇和《咸有一德》，《汉书·艺文志》有小说家《伊尹说》二十七篇，经方家《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现今有《汤液本草经》一卷。民国杨绍伊先生勘定。现代出土的文物里有马王推汉墓《伊尹·九主》，是对《史记·殷本纪》的一个佐证，“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什么是九主？按照刘向《别录》记载“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
（2）《太公》二百三七十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太公全名姜尚，又叫吕望、太公望、姜子牙，姜齐的开国国君，奉为“兵祖”。在《封神演义》里被描绘成阐教门徒，号“飞熊先生”，与申公豹是同门，手持打神鞭和杏黄旗，坐骑是四不相，因辅佐周文王、武王讨伐商纣王，建立西周，但是历史上的姜子牙可没有元始天尊和阐教十二线的出手相救，也没有申公豹这个屡次搞事的师弟，相反他过得一贫如洗，年过半百无人赏识，据《尉缭子》记载年近七十的姜尚在朝歌杀牛开饭店。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休市后回家刻苦读书，钻研天文地理，《史记》曾有记载姜尚给纣王做事，但是纣王的荒淫无度让姜尚选择辞官，四处游说却无一人赏识，这跟《封神演义》姜尚因为算出纣王的命运外加上杀死妲己的姐妹被妲己设计“捧杀”，害怕报复便水遁离开朝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好在遇到了在外打猎的西伯姬昌，姬昌看到在渭水之滨磻溪垂钓的姜尚，与之讨论后认为姜尚是奇才，与他乘车而归，尊为太师。姬昌在位期间姜尚出谋划策，对内推行德政，对外联络不满纣王的诸侯国，天下三分之二的民心皆归于周，全是姜尚的功劳。姬昌死后姬发即位，尊姜尚为“师尚父”，这就是《封神演义》经典桥段姬昌托孤的历史素材，随后便是耳熟能详的“武王伐纣”，略。平定商朝后的姜太公被周武王首封于营丘建立姜齐，从齐地的实际情况从俗简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晏子春秋》对这一方面的记载有：齐自太公封国建邦以来，煮盐垦田，富甲一方、兵甲数万，足可以与楚匹敌。姜尚建国后相当多的时间是在辅佐幼主周成王和周康王，多次平定叛乱，担任“太师”一职，直到康王六年病逝镐京。
姜尚的著作现存的有《六韬》（别名《太公兵法》，有人质疑是后人托名伪造的，后在银雀山汉简《六韬》的出土伪书论不攻自破）、《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司马法》据说是姜尚所著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略。《隋书·经籍志》有大量托名太公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苏秦伏读的《周书阴符》，《史记·苏秦列传》有载：“于是得太公阴符，伏而读之。”那么这个周书阴符到底写了什么？《战国策·魏策》记载“苏子引《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苏子即苏秦，这里的《周书》或许就是《周书阴符》。《银雀山汉墓竹简》认为：“太公之书，古亦称周书”。清代学者沈钦韩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而现今流传的《太公阴谋》和《太公金匮》更像是《史记·齐太公世家》里的“周之阴权“的讲贤修德之书。《庄子·徐无鬼》释文引司马彪、崔撰曰：“《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
（3）《鬻子》二十二篇
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最早的道家代表人物之一，是火神祝融的孙子季连的后代，担任周文王的火师（祭祀时持火之人），可能是年事已高（据说他九十岁高龄去辅佐周文王）导致过早离世，没有参与武王伐纣，子孙没有军功傍身默默无闻，直到周成王时期要举用文武两王时期的功臣后裔，于是受封荆蛮之地于鬻熊的后代熊绎，封子爵，居丹阳。鬻熊的著作《鬻子》被刘勰誉为“子书之祖”，全书以道为核心，阐述如何治理国家、论证刑德是非、引用五帝夏商的例子来教化民众，把社会结构分成“民”、“吏”、“君”三个阶层，其中民是“为人下者”，所以要“上忠于主”，吏和君都是“为人上者”，所以要“下爱其民”，只有通过不同阶层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为天下福”的治世目的。唐逢行圭、明谢汝诏辑录批注。但是根据《鬻子》的记载，鬻熊还见过周成王，后者向他询问治国之道，鬻熊一一作答，这与《史记·楚世家》的“蚤卒”自相矛盾。成王鬻熊的对话是来自《鬻子》还是《鬻子说》无法考证。
（4）《辛甲》二十九篇
辛甲作为商纣的臣子，班固的注解说此人劝谏纣王七十五次，最终因为纣王不听劝而选择投靠周，成为西周太史，文王任以公卿,封于长子（今西安）。辛甲富有才华，精通历史，与尹佚并称为辛尹。唯一的作品便是《左传》记载的“虞人之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据说是辛甲深感殷商灭亡的教训，希望周王室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创导百官“官箴王阙”，以针砭国君缺失为己任，递交官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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