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智力呆钝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大脑无法保持住一个思想，并把这个思想原原本本地转达给另一个人。让甲把什么事情告诉给乙，为的是让丙如何行事，在中国，这就是一种最愚蠢的做法。要么是信息完全没有被传递，因为当事的三方都不明白这个信息的重要性，要么是信息虽然传到了丙处，却使得丙无法理解，或是变得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了。想让这样一部复杂机器中的三个齿轮全都紧密咬合，从不发生导致停滞的摩擦，俨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即便是那些具有相当智力的大脑也会发现，保持住一个思想并把它既不添加也不扣留地传递出去，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像一根插进水中的直棍注定会在清水中产生折射，看上去就像折断了一样。

一个善于观察的外国人随时随地都能遇见这样一些奇异特性的例证。你会针对一些反常的举动这样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得到的回答很简单：“是的。”有一个数词经常被使用，它是那些含混回答的恼人的附属物。这个数词既能表示疑问，意为“几个”，也可以表示肯定，意为“好几个”。你问一个人：“你在这儿待几天了？”他会回答：“是的，我在这儿待好几天了。”在中文里所有那些含义模糊的词汇中，最为模糊的或许就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这个代词不加区分地既指“他”和“她”，也指“它”。有时，说话者为了说明他指的是谁，就用手朝那个人的家所在的方向或是他刚刚出现过的地方含混地指一指。然而更为常见的是，这个单音节的“ta”无所不能，既能作为关系代词，也能作为指示代词，还能作为限定形容词。在这样一些情况下，一个中国人对一场殴斗的描述，就会像是英国法庭上一位证人的证词：“他拿着一根棍，他也拿着一根棍，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打他也像他打他一样狠的话，他就会杀了他，而不是他杀了他。”

“刚才叫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过来？”你质问一个显然玩忽职守的仆人。“不为什么。”他坦然地答道。诸如此类的心智混沌会导致大量往往会让人感到无所适从的举动，对于一个条理清晰的西方人来说，这些举动总是令人恼怒的。厨师照例行事，用完了他手头的某种调料，做好一顿饭时他就把这种通常必放的东西省略掉了。你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会坦然地回答，那样东西没有了。“那你为什么不及时地再要一些呢？”“我没有再要一些。”这就是他的解释。你要付一笔钱给某人，与他结账，你费劲儿地打开保险柜，仔细地清点零钱，他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聊了“老半天”，然后才不经意地提了一句：“除了这笔账，我在你这儿还另有一笔。”“我开保险柜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一声呢？那样的话我不就能一次结清了吗？”“哦，我觉得这两笔账是不相干的呀！”与之类似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位病人在诊所里耗费了医生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出门走向候诊室，可门还没关上，他又走了进来。他被告知，他的病已经看完了，他却直截了当地说道：“除了刚才看的那个病，我还有别的病呢！”

在我们看来最为愚蠢的一个例证，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的那个不及时去看病的习惯，这是因为患者忙得没时间，或是因为看病要花钱。他们常常以为，与花上十个铜板——约等于一美分——买上一剂肯定能治好病的奎宁相比，更便宜的做法是忍受间歇性发热的反复攻击和折磨。我们见过无数这样的事例，仅仅是为了节约一点儿时间，一些严重的疾病有时竟然恶化到了致命的地步，而他们原本是可以得到免费治疗的。

有个人住在离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只有半英里远的地方。他外出时染上眼疾，但回家后竟然在痛苦中熬了两个多星期才去医院，在这段时间里他每天都希望疼痛能止住，但事与愿违，他的一只眼睛由于角膜发炎而完全失明了。

还有一个病人，因为脖子上的溃疡很厉害，每天都来接受治疗，到了第十八天他才说，他的腿痛得让他睡不着觉。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腿上居然还有一块杯口那么大、那么深的溃疡！等到他的脖子治好了，他才想起来说他的腿！

中国人生活中众多诸如此类的现象，会令人想起查尔斯·里德一部小说中的一句话：“人类并不缺乏智性，但他们有一个智性缺点，即他们都是糊涂虫！”

中国的教育没有使受教育者获得这样的能力，即以一种富有理解力的、实践的方式把握一个客体。在西方国家有这样一个流传很广的假设，即存在着这样一些布道者，即便他们的经文上存在着天花病毒，他们的布道也绝对不会被感染上的。在中国人中间，也能看到这种声名不佳的独特现象。中国的狗在追捕狼的时候表现得很仁慈，最常见的不是狗在狼的后面追，而是在各自运动，两者即便不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也至少会构成一个直角。一位说话的中国人对某个不断退却的话题的把握，就像这种躲躲闪闪的追捕。他能时常嗅到那话题的味道，往往眼看就要追上它了，但他最终还是退却了，显得疲惫不堪，在他说话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接近这个话题。

中国是一个对比强烈的国家，有人非常富裕，也有人十分贫穷，有人接受过高深的教育，也有人愚昧无知，这些人在生活中却又是比邻而居的。数以百万计命中注定既非常贫穷又非常愚昧的人，他们的眼界的确很狭隘，这自然会导致智力混沌。他们的处境就像井底之蛙，对于这些井底蛙来说，甚至连天空也都只是一道暗影。许多人从未到过离家十英里之外的地方，除了他们终日所处的日常生活，他们对任何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都一无所知。在他们当中很多人的身上，甚至连所有种族的人全都具有的好奇心似乎都蛰伏了，泯灭了。许多中国人听说来了一个外国人，就住在离他们家不到一英里远的地方，可他们却从来想不到去问一问，这个外国人来自何方，是什么人，想做什么。他们知道如何为生存而拼争，除此之外就一无所知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像如今流行的观点所称的那样具有三个灵魂，还是只有一个，还是一个都没有。他们认为，一切与粮食价格没有关系的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相信来世的生活，相信坏人来世会变成狗和虫，他们也纯真地相信人的彻底消亡，相信肉体会变成泥土，灵魂——如果有灵魂的话——会飘向天空。他们是一种力量的最终产物，这种力量能造就出西方国家所谓的“讲究实际的人”，这种人的生活由两样东西构成：肚皮和钱袋。这样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他只能理解他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也从不细究任何因果关系。对他而言，生活就是一系列的事实，其中大多数事实是令人不愉快的，一涉及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他马上就会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多神论者，一个不可知论者。偶尔对他一无所知的偶像表示一下敬奉，或是对他不知是谁的对象施舍一点儿食物，这也只是为了满足那种寻求依赖的本能，但这种本能是否能获得这样的表达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甚至还要取决于这个人所处的风俗氛围。在中国人那里，人们生活中的物质因素可以与心灵因素和精神因素完全割裂开来，独自发展。把这些人从愚昧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引入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新生活将使他们领会到一位古代主教所道出的崇高真理：“这就是人的精神，上帝的启示就在于让他们理解这种精神。”

智力混沌应该是中国人最为致命的缺点。万事不求所以然，不愿意想太多，不愿意做深入的思考。许多习惯都是由智力混沌衍生出来的。例如节俭，如果能努力提高生产力，并控制人口增长，生活资料就不会那么紧缺，就没有必要那么过分的节俭了。贫穷与人口过多也有某种相关性，越是贫穷的地方人口反而越多。这似乎预示着人们通常认为多生几个子女有利于摆脱贫困。这就是智识不足的表现，聪明的人应该很容易看出过多的人口对于摆脱贫困毫无益处。智力混沌导致思想上的懒惰，使人们不愿意去思考，不愿意去研究，不愿意去发明创造，安于现状得过且过。造成智力混沌的原因大体上是因为我们的大脑逻辑推理能力较弱，我们能容忍混乱的逻辑在大脑中同时存在而不觉得有任何的不适，这也算我们中国人一种神奇的能力。当然还是那句老话只是相对多数的人是这样子的，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对这种混乱逻辑感到痛苦的。其二，我们的大脑天然的缺乏对事物和自然界的兴趣，也就是说我们对格物没有兴趣。但是我们对说话和娱乐休闲活动非常有兴趣，我们喜欢聊家常，尽管说的绝大部分都是没有意义的话，但是我们就是喜欢这样，并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感。如果一个中国人不会聊家常，他会过得很痛苦，并且受到批评和指责。别人会说这个人清高、不合群、玩不起、不食人间烟火，亲戚朋友都会看不起他。不会聊家常也是中国人口中“不会做人”的特征之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抵上是因为大脑的结构和脑内某种激素过低或者过高所致。具体的原因也只有等脑神经科学家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给出解答。所以这里我有一个想法，能不能制造一种机器检测脑内的激素的含量，从而确定这个人是否具有创新性。当然这个想法涉及许多重大的问题，例如伦理问题、社会学问题。但是谁说这个想法将来不会变成现实了，美国的马斯克不就是在搞脑机接口吗，未来科技的发展真是我们意料不到的、不可想象的。其他的如神经麻木、漠视舒适与便利都与智力混沌有莫大的关系，真可谓是一因多果。

　　 神经麻木

“神经质的”这个词的不同用法，反映了现代文明中一个意味深长的侧面。这个词的本义是：“神经健全的；坚韧的；强壮的；有力的。”它的引申义之一，也就是我们最常遇见的含义则是：“神经衰弱或有疾病的；神经过于激动而导致痛苦者；易激动的；软弱的。”用于表示神经疾病某些特定阶段的多种复杂的医学术语，如今在我们听来都已经像是日常用语了。毫无疑义，现代形态的文明越来越表现为过分的神经激动，各种神经疾病也相应地比前一个世纪更为常见了。

但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并不涉及那些真正的神经疾病患者，我们要说的是为数众多的西方人，这些人在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却不断地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告知，他们的神经系统是他们身体器官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部分。简而言之，我们指的是那些“神经质的”人，我们心目中的这个词包括我们所有的读者。至少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来讲，这样的事情看起来是很自然的，即比起那些生活在以航海邮轮和邮递马车为代表的过去那个慢节奏时代的人来，生活在蒸汽和电气时代的人必须具有一种能够面对不同环境的神经。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极其活跃的时代，也是一个十分匆忙的时代。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神经始终绷得紧紧的，其结果尽人皆知。

我们这个时代的商人们都是一副焦虑不安的模样（至少是那些在西方国家做生意的人），似乎每时每刻都在等一封会影响到他们最终命运的电报——他们也的确经常在等电报。我们会在许多举动中暴露出大脑中的这一无意识状态。我们无法静静地待着，总是坐立不安。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抚弄着手中的铅笔，似乎我们必须立即写下些什么，否则就来不及记录了。我们搓着双手，似乎在准备应对一件足以耗尽我们所有能量的严峻任务。我们转动拇指，我们不住地回头张望，其敏捷就像一个担心背后有潜在危险的野生动物那样。我们总是觉得，有什么事情我们必须马上去做，刻不容缓，即便我们刚刚完成另外六件更为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神经超负荷运转，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不仅主要表现为诸如“提琴手痉挛”、“电报员痉挛”、“作家痉挛”等这样一些病症，而且还表现为整体的紧张状态。我们的睡眠不如从前，无论是睡眠时间还是睡眠质量都是这样。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会醒来，比如，树上小鸟的一声鸣叫，射进我们黑暗房间里的一道光线，百叶窗在微风中的一次摆动，或是一个人的说话声，这时，我们的睡眠就会中断，感觉睡意全无。我们让我们的每日生活紧紧地倚靠在我们身上，其结果，我们便失去了真正的休息。如今这句话似乎已经成了格言：银行要想成功，行长必须带着银行一起入睡。这就不难理解了，为何在股东们坐收渔利之时，行长却唉声叹气。

这样，我们已经完整地给出了我们西方日常生活中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以此与每一个熟悉中国人的人都不可能不看到、不可能不感觉到的一切构成鲜明的对比。中国人去世后尸体很少被解剖，但是毫无疑问毕竟有过解剖，可我们却从未耳闻任何神经解剖学上的证据，说明这一“黑发民族”的神经与白种人的神经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中国人的神经与西方人的神经相比，用几何学家的话来说就是“相似形”，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他们的神经与我们所熟悉的神经有着很大的差异。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同一个姿势无论保持多久似乎都没什么关系。他可以像个机器人一样整天写个不停。如果他是个手艺人，他会从早到晚待在同一个地方，编织，打金箔，或是别的什么活儿，日复一日地重复这种单调的劳作，而且很明显，他也从未觉得这种单调需要得到改变。同样，中国的学童也受到诸多限制，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功课也是一成不变的，这样的功课会让西方的学生很快地发疯。我们的孩子们差不多一生下来就开始运动了，可中国的婴儿却躺在母亲怀里，像泥人儿一样，不哭不闹也不动弹。稍稍长大一些之后，西方的孩子顽皮得像猴子，会做出各种最滑稽的举动，而中国的孩子们或站或坐或蹲着，往往能长时间地保持同一种姿势。

对于中国人来说，身体锻炼是多余的，这似乎成了一个生理学上的事实。他们无法理解各个阶层的外国人似乎全都具有的一个爱好，即那种没有既定目的的散步。至于那种“模拟打猎”的奇特游戏，人们分别扮演“兔子和猎犬”，冒着生命危险在地里狂奔；至于那种运动方式，一些很有社会地位的人整个下午都被太阳烤着，试图将垒球击打到别人够不着的地方去，或者交换一下攻防，试图身手敏捷地接住那个球，以便将另一个人“封杀”在他的“垒”上，这样的举动在中国人看来就更加难以理解了。广州的一位教员看见一位外国女士在打网球，便问一位用人：“她这么跑来跑去的，得付给她多少钱呢？”假如告诉他“一分钱也没付”，他是不会相信的。这些完全可以雇用苦力来为他们做事的人，为什么还要来干这些体力活呢？我们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中国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即使你向他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他还是难以理解。

在睡眠方面，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存在着的差异，也像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差异一样大。总的说来，中国人可以在任何一个地点入睡。那些会使我们陷入绝望的种种小烦恼，却不会让他们烦心。有一块砖头当枕头，他们就可以在草铺、泥炕或者藤床上呼呼大睡，将世间的万物置之脑后。他们不要求房间里的光线暗下来，也不需要别人保持安静。“夜哭郎”要哭就尽管哭去吧，因为这也不会对他们构成惊扰。在有些地区，全体居民似乎都有在夏日午后的头两个小时里睡觉的习惯，就像是一种共同的本能（就像冬眠的熊），他们的午睡是雷打不动的，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在正午的两个小时内，整个世界都像午夜的两个小时里那样万籁俱寂。睡觉的地点是无足轻重的，至少对于干粗活的人是这样的，其他许多人也同样如此。横躺在三轮手推车上，像蜘蛛一样脑袋朝下，大张着嘴巴，嘴巴里还有一只苍蝇——如果以这样的入睡能力为标准来招募一支军队，那么，在中国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招募到数百万人，不，可以招到上千万人！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这就是在中国，人们不太在意他们的呼吸是否顺畅。没有什么地方能保持真正意义上的空气流通，除非当一场台风掀掉了住宅的屋顶，或是一场饥荒迫使房主拆掉房子以出售房梁。中国的拥挤我们多有耳闻，但这种拥挤是中国人的正常生活状态。他们似乎完全没有因此而感到什么不便，或者说，这种影响的程度很低，根本引不起注意。如果他们带上了一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神经装备，那么，他们的悲哀将一如我们通常关于他们的猜度。

中国人对肉体痛苦的忍耐力，也同样是他们能摆脱神经的专制而获自由的一个例证。对中国医院里的手术场面略有目睹的人都知道，中国患者毫不退缩地忍受着那种足以令我们的壮小伙也感到畏惧的巨大痛苦，这样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例外的。这个话题可以轻而易举地扩展为一篇文章，但我们却必须放下这个话题，仅仅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乔治·艾略特在一封信里说过的一句话。“至高无上的召唤与选择”，她显然是被她所不熟悉的神学公式所激怒了，因而说道，“就是不施鸦片麻药，神志清醒地承受痛楚。”如果她的话是正确的，那么毫无疑问，大多数中国人至少都已经做出了他们的召唤和选择。

勃朗宁夫人曾说：“不带同情心的观察就是一种折磨。”毫无疑问，这是对于和这位杰出女诗人同样具有敏感神经的那些人而言的，也是对于她那个民族的其他许多人而言的。西方人不喜欢被观看，尤其是在他做某种细致或困难的工作时。可是或许，一个中国人只有在他人近距离的观察下才能把工作做得最好。在每一处外国人不常去的地方，一大群好奇的中国人都会把外国人围在中间，这让我们大家很快就感到疲惫不堪。我们常常声称，如果不以某种方式把这些人轰走，我们就会“发疯”，可除了那种不带同情的观察，这些人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其他的伤害。但是对中国人而言，西方人这种本能的感受是绝对难以理解的。他们不会在意有多少人在看他，在什么时候看他，看了多长时间，如果有什么人十分反感别人的观看，他们会怀疑这个人或许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西方人不仅在睡觉时要求安静，在生病时更是如此。即便他此前并不十分好静，但在病中他也不愿受到任何杂音的干扰。亲友、护士和医生会齐心协力，为患者提供这样一个康复所最必需的条件；如果康复无望，则更会向病人提供环境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的安宁。中国人在别人生病时的举动，构成了中、西习俗中一个最为突出的对比。得病的消息就是一个行动信号，病人会立即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袭击，袭击者的人数是与病情的严重程度成正比的。谁都想不到要保持安静，而且说来奇怪，似乎谁也不需要安静。忙乱地迎来送往，招待来客，那些担心死亡很快降临的人发出的哭泣，尤其是由和尚、尼姑和其他一些人为驱除恶鬼而造成的混乱，由所有这一切构成的环境，会让大多数欧洲人宁愿选择死亡。当一位尊贵的法国女士转告来访者，说她“乞请谅解，因自己大限将至”时，西方人一定会对她生出同情之心。在中国，是不会有人道出这样的乞请来的，即使道出，也不会被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