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智力混沌

我们把“智力混沌”作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之一来讨论，可我们并不希望人们产生这样的理解，即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性格，或者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就整体而言，中华民族有足够的实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绝对不是一个智力低下的民族，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智力衰退的趋势。与此同时又必须意识到，中国的教育被局限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范围里，而那些没有接受到完备的教育、甚至根本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便舒舒服服地躲在中国语言的构造中。这种语言结构，用律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事前从犯”，它导致了最典型的智力混沌，可能会使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犯下罪过。

正像如今一些人所知道的那样，中文的名词是没有词形变化的，它们完全没有“性”和“格”的变化。中文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中文的动词也不受“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以及“人称”的限制。在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任何一个汉字都可以不加选择地用作每一种词类（或者说是非词类），而且不会出问题。我们并不是在抱怨，中文无法表述人类的思想，也不是说，人类思想中的很大一部分在中文里很难或无法被清晰地传达出来(尽管有时的确如此)，我们只是认为，有着这样一种结构的语言会导致“智力混沌”，就像夏日的暑热会让人在午后昏昏欲睡一样。

与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最常有的一个感受就是，你非常难以弄懂他究竟是在说什么。他的话仅仅是一些谓语，这些谓语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整个儿就像是穆罕默德的棺材，悬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说话人看来，省去主语并没有多大关系。他知道他在谈什么，但是他从未想过，他的听者无论具有什么样的本能也无法理解，主语，这个传递信息的重要成分，究竟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常年的实践把大多数中国人都训练成了猜谜专家，对那些常常被省略的主语和谓语稍加补充，他们就能弄清字词之外的附加含义了。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整个句子中那个最重要的词被省略了，也完全找不到能引申出这个词来的线索。常常会这样，句子的形式、说话人的方式、说话人的声调以及谈话时的环境等都不曾暗示主语已经改变，可是你却突然发现，刚刚还在谈论自己的这位谈话者已经调换了话题，谈起了他生活在道光年间的祖父。他是怎么扯了那么远，又是怎么拉回来的，这常常会构成一个难解的谜，但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种技艺的表演。谈话中夹杂着没有事先提示的、突如其来又难以察觉的跳跃，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从一个人物转向另一个人物，从一个世纪转向另一个世纪，这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并没有任何惊异可言。如同一个人所具有的这样一种能力：他正盯着窗玻璃上的一只昆虫看，与此同时，不需要调整视线，他还能看到远处山冈上同一水平线上的一群牛。

事实上，中文的动词没有时态，没有表示时间或地点变化的标记，这样的动词无助于廓清一个人固有的混沌感。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人希望至少能跟上那一连串转瞬即逝的思绪，他最好的选择就是不断地发问，就像边远地区的猎人在穿越密林时，用斧头在自己经过的树上砍出“记号”。“你现在说的这个人是谁？”这一点弄清楚之后，接下来可能还要问：“这是在哪儿？”“什么时候的事儿？”“这个人干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事？”“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每提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都用一种困惑的、或许是哀伤的眼神看着你，似乎在怀疑你的五种感官是不是分道扬镳了。但是，这些坚持不懈的追问会构成一个引导人们走出无望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对于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言，任何一个想法都是一个意外，因为他对任何一个想法都肯定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之所以不明白，是因为他还没有去弄明白事情的预期，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活动一下智力，因为他还完全处在惯常的状态中。中国人的头脑就像一门陈旧的滑膛炮，炮身已经锈迹斑斑，底座也早已不堪重负，在瞄准一个目标之前得调整好半天，然而它最终肯定还是打不中。当你向一个人提一个简单的问题，诸如：“你多大年纪了？”他会十分茫然地盯着提问者，反问一句：“我？”你回答：“没错，就是问你。”他振作起精神，准备承受这个打击，又问道：“多大年纪？”“是啊，问你多大年纪。”他再次调整焦点，问道：“我多大年纪了？”你说道：“是的，你多大年纪了？”“五十八岁。”他总算答到点子上了，他的脑筋现在开始正常运转了。

智力混沌的突出例证就是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习惯，即用一个事实、用事实本身来解释原因。你问一位中国厨子：“你们做馒头时为什么不放盐呢？”“我们做馒头时就是不放盐。”这就是解释。“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冰，为什么不在冬天储存起一些冰块呢？”“没有，我们这个城市不在冬天储存冰块。”有位拉丁诗人曾说过：“能够了解万物之原因的人是幸福的。”倘若这位诗人在中国生活过，他就可能会把他的这句格言修改为：“试图探寻万物之原因的人是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