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还必须指出，在这个动荡纷扰的世界上，令人类感到担心或焦虑的事情无处不在。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一样遭受了这些苦难，而且，他们的遭遇还更为悲惨。他们的社会生活现状就是，在每一个地区，都有很大比例的人口始终处于毁灭的边缘。降雨稍减，就意味着数千人中会有数百人要忍饥挨饿。降雨稍多，则意味着他们的家将被洪水所毁，而且没有任何补救的办法。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担保自己不会被官司所纠缠，即便他完全是无辜的，这样的官司也会让他倾家荡产。许多这样的灾难不仅看得见，而且还能感觉到它们静悄悄、坚定地逼近，就像一件渐渐收缩的铁制裹尸布。对于我们来说最为恐怖的事情，就是猛然预见到了一场灾难，而这场灾难又是难以抵御的，会带来许多可怕的后果。中国人能面对这些事情，或许是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是命中注定的，需要“神志清醒地承受”，这也构成了这个民族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那些曾经目睹饥荒之时数百万人默默饿死之场景的人，能够理解我们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眼见为实，但无论见识过多少，西方人依旧难以理解这一点，就像中国人也难于彻底理解那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继承并发扬的个性和社会自由思想一样。

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去考察，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或多或少都依然是一个谜，这种状况看来还将持续下去，除非我们坚信他们与我们相比是“神经麻木”的，否则我们便理解不了他们。我们不敢猜测，这一意味深长的命题会在将来使中国人与我们发生碰撞，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碰撞似乎将变得越来越剧烈。至少就整体而言，我们是相信适者生存这个道理的。在20世纪的争斗中，谁是最能生存的适者呢，是“神经质的”欧洲人，还是不知疲倦、无孔不入、迟钝冷漠的中国人？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神经麻木、智力迟钝的。这个民族的性格具有双重性，在许许多多的时刻，你可以发现它是智力优秀、积极进取、并且满怀善意的，不逊于任何的优秀民族。这又回到了那个相对多数与相对少数的问题了。但事实的确如此，并且被历史一再证明。我曾经见到过有人被锤子砸中手，但是他却像个没事的人一样，好像锤子并没有砸中他的手，你可能以为砸的太轻，实际上已经起了血泡了，他的脸上并没有多少痛苦的表情，疼得大喊大叫不是中国人的作风。别人给他找来红花油之类的药，这种药是治疗跌打损伤的，他便沾点药若无其事的在那里揉着他的手，这与西方人的表现大相径庭吧！还有些人在冬天骑摩托车竟然不戴手套，你知道中国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这样的情况一般出现在南方，在北方如果不带手套有可能把手冻坏。但是在南方不会出行这种情况，无非就是生冻疮而已。但是这样做的感觉非常难受，就如同被针扎了一样。南方的冬天喜欢下雨，许多人外出之后鞋子都湿透了，湿漉漉的袜子包裹的脚，就如同浸在水里一般。但他们就好像感觉不到一样，根本不在乎。这可是在物质丰富的100多年之后哦！神经麻木似乎有利也有弊。弊端就是不太爱思考，没有创新力。而有利的一方面在于，神经麻木与吃苦耐劳有相关性。中国人的勤劳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工厂里面的那些工人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而且不是轻松活。但是他们任劳任怨，这应该与神经麻木是有一定关系的。很难想象一个聪明的人能够长期忍受那种枯燥、单调的生活而毫无怨言。对，他们就是没有怨言，而且好像适得其乐。这或许就是问题的关键点，因为西方人也可能不得不长期从事枯燥、单调的工作，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怨言吗？

　　 漠视舒适和便利

在我们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时，首先就必须指出，说中国人漠视舒适和便利，这是就西方的标准而不是东方的标准而言的，而本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来揭示这两种标准的迥然不同。

让我们首先留意一下中国人的服装。在谈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轻视时我们已经讲过，西方的服装样式很少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此刻，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服饰也持有同样的态度。注定要使我们感到诧异的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居然接受了一种非自然的风习，把整个前额都剃得精光，使这一显然应该得到保护的部位暴露了出来。不过，既然中国人是在刀剑的威胁下接受这一风习的，既然像前文所说的那样，这种发型已经成为忠诚的标志与尺度，这个问题也就不用继续讨论了，只需要注意到这样一个无误的事实，即中国人自己并未感到这种发型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或许，他们并不愿意恢复明代的那种发式。

这种对舒适的毫不在意，还表现在中国人的一个习惯上，即他们几乎一年四季都光着脑袋走路，尤其是在夏季。整个民族的人都在夏季的酷暑中来回走动，一只手举着一把打开的折扇，用这个三角形的东西遮挡一部分阳光。一些人偶尔也会打着一把伞来遮阳，但这样的人为数很少。男人倒是经常戴着某种样式古怪的帽子，而中国的女人，据我们观察，除头巾外再无其他的头饰。这头巾似乎是一种装饰物，尽管若用一种不带同情心的西方视角来看，这种装饰是非常不成功的。在中国人看来，营造舒适所必需的物件为数并不多，而扇子便是其中之一——当然，只有在特定的季节，扇子才可能作为一件舒适的物件而得到使用。在夏日里经常可以看到，苦力们几乎或者完全赤身裸体，拉着沉重的运盐船逆流而行，不时使劲儿地扇着扇子。甚至连乞丐也经常挥动着破扇子。

中华文明中让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之一就是，这个被认为是起源于游牧部落的民族，这个在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无疑表现出了高度技巧的民族，却一直没有学会用羊毛来编织衣物。我们这是就整体而言的，仅有的例外出现在这个国家的西部地区，在那里，毛纺技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考虑到在各地，尤其是山区可以看到的大量羊群，而毛纺技艺却没有得到普及，这依然是一个最令人费解的问题。

人们相信，在棉花传入之前的古代，衣物是用另外一些植物，如灯芯草的纤维制成的。然而无论过去的情形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如今这整个民族的衣着都完全依赖于棉花。在这个帝国中那些冬季寒冷的地区，人们穿着那种填充了大量棉花的衣服，其体积几乎相当于他们身体的两倍。一个裹着这身衣服的孩子如果突然摔倒了，就像是被困在一只桶里，常常是根本爬不起来。我们从未听到中国人抱怨这种笨重的衣服不舒服，不舒服正是目的所在。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没有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愿意忍受这种服饰带来的不便，他们是会尽量摆脱这种束缚的。

既然谈到了厚重的冬衣，那么就必须相应的提及，中国人根本不穿任何贴身衣物。对我们来说，如果不穿羊毛内衣，如果不时常换洗内衣，似乎就很难活下去了。中国人却没有意识到这种需求。他们那鼓鼓囊囊的棉衣挂在身上，就像是挂着许多个袋子，给无孔不入的寒风留出了间隙，可是他们却并不在意这种情况，虽说他们也乐意承认这样的冬装并不理想。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抱怨他快要冻僵了，有人就送了他一件外国内衣，并让他每天都穿着，防止着凉。一两天之后却发现，他脱下了那件内衣，因为他觉得“热死人了”。

中国人的鞋是用布料做成的，沾上一点水就会变得很潮湿。无论天气是否寒冷，脚上穿着这样的鞋子，总是或多或少觉得有些凉意。中国人也的确有那种用来防潮的油靴，但是，像其他许多能够带来便利的物品一样，因为价格不菲，所以很少有人使用。用来抵挡风雨的伞也是一样。它们是奢侈品，而不被当做必需品。中国人常常不得不在任何天气下出门，当他们被淋得浑身透湿的时候，他们通常也不认为换身衣服是重要的，是绝对必要的，不认为用身体把湿衣服焐干有什么不舒服。中国人羡慕外国人的手套，但他们却没有自己的手套，那种厚实的连指手套不为人所知，即便在极北地区也不见有人戴它。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人服装最恼人的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口袋。一个普通的西方人总是希望有大量的口袋来满足他的需要。他需要上衣的前胸有放置笔记本的口袋，内襟有放置手帕的口袋；马甲上的口袋是用来放置铅笔、牙签等物品的，当然还有怀表；他的小刀、钥匙串和钱包也都要有固定的位置。如果这个外国人还备下了其他一些东西，比如他的小梳子、折尺、开瓶器、鞋扣、镊子、袖珍指南针、折叠剪、弹球、小镜子，再加上一支自来水笔，这也不会使他在他的民族中构成一个例外。经常使用这些东西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他已经离不开这些东西了。中国人却相反，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这类物件；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他们也不知该把这些东西放到哪儿去。一个中国人如果有一块手帕，这手帕就会被揣在怀里，他带着的小孩也是这个样子。他如果有一份重要的文件，就会小心地把扎在脚踝上的绑腿松开一些，把文件塞进去，然后继续赶路。他如果穿着外裤，那就什么都不用解开，只需把文件往裤腰里一塞就完事了。无论是放在绑腿里还是裤腰上，如果带子在他浑然不觉的时候松了，文件就会丢失——这种事情时常发生。能放置此类东西的其他地方还有：长衣袖卷起来的袖口，卷檐帽的帽顶，或者是帽子与脑袋之间的空间。很多中国人为了方便，总是把要用的钱卷成一个小圆棍夹在耳朵根上，尽管只有在钱不多的时候才能采用这种方式。保证随身携带物品之安全的主要工具就是一根带子，小钱袋、烟袋和烟斗，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东西，都用一根带子系着。如果这根带子松了，那些物件就可能丢失。钥匙、木梳以及几枚古钱币一类的东西，一般都被系在外衣的那几个鼓出来的扣子上，每次脱衣服的时候都必须小心谨慎，以免丢失这些东西。

如果说，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穿戴让我们有些看不惯，那么，他们的睡衣却至少可以摆脱我们复杂的评头论足，因为他们干脆脱光衣服，钻进被窝儿里就那么睡觉了。无论男女，都不穿睡衣。古籍上的确有记载，说孔子要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然而有人认为，这段话当中提及的“寝衣”，可能是圣人斋戒时穿的礼服，而非普通的睡衣；但毫无疑问的是，当代的中国人不会再仿效孔子去穿寝衣，只要有可能，他们也不会去斋戒了。尽管新生儿的皮肤对温度极细微的变化都非常敏感，中国的母亲也只是随便地给他们盖一条被子，而在她们想把婴儿展示给别人看时，就一把将被子掀开。这种荒唐的做法会让孩子突然着凉，这会使人有足够的理由认定，大量的中国婴儿在还未满月时就死于惊风，与这种做法肯定有关。在某些地区，当孩子稍大一些的时候，他们会用一条装满沙子或泥土的袋子来充当孩子的尿布，单是这样一种想法，就足以吓坏那些心地温柔的西方母亲。带着这些奇怪的东西，可怜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被固定在了一个地方，就像一只肚子里“装着”一颗铅弹的青蛙。在这种风俗盛行的某些地区，人们在谈到某个人的孤陋寡闻时，常常会说他还没脱掉“土裤子”呢！

中国人对我们所谓舒适的漠视不仅表现在他们的服装上，也同样表现在他们的住房上。为了使这一命题得以成立，就必须先把穷人的住处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只能过他们力所能及的那种生活。这里要谈的是这样一些人的居所，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是有条件来改善居住环境的。中国人不注意在他们的房子四周种树遮阴，而宁愿用草席搭起凉棚。那些无力如此奢华的人，在院子里种一棵遮阳的树按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他们就是不种这样的大树，而只栽下几株石榴或是其他一些仅供观赏的灌木。当酷热降临，院子里热得叫人受不了，屋主就离开家，坐在大街上，外面又热得受不了时，他们就再返回室内。很少几户人家开有与朝南的正门相对的北门。南北相对的两扇门可以带来穿堂风，多少可以降低一些伏天的暑热。若是问中国人，这样一种便利的方法为何并不普及时，他们的回答常常是这样的：“我们不开北门！”

在北纬三十七度以北的地区，中国人用来睡觉的地方一般就叫“炕”，这是一种用黏土砖垒成的“砖床”，靠做饭的余火来取暖。如果火没有生着，那么对于一位外国人来说，冰凉的土炕真是不舒服极了。如果火烧得太旺，又会让他在后半夜醒来，感觉他正被架在火上烧烤。不管怎样，都无法彻夜保持同样一个热度。全家人都挤在这个平台上。垒炕的材料还会招来各种虫子，即使每年更换一次炕砖，也无法彻底驱逐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各种档次的住房的墙壁都被它们所占据着。

大多数中国人对那些普遍存在的动物寄生虫并不陌生，但是，即便他们完全意识到了寄生虫的危害，也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危害是可以预防的。用来阻挡那些可恶飞虫的蚊帐，就是在城里也很少有人使用，据我们所知，在其他地方就更为少见了。蚊蚋的确会让人感到不胜厌烦，用焚烧香草来驱除它们也偶尔能产生一些不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这些蚊虫在中国人那里所引起的恼怒，却只是我们此类感觉的千分之一。

枕头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构成一个典型例证，可以用来说明关于舒适的两种不同标准。在西方国家，枕头是一个装满羽绒，用来托住头部的口袋。在中国，枕头则支在颈部，它可以是一个小竹凳或一小截木头，更为常见的则是一块砖头。没有一个西方人能按照中国的方式枕着一个中国枕头而不感到折磨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枕着我们用来放脑袋的那种袋子睡上十分钟。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这个奇特的事实，即中国人不曾有过任何规模的毛纺业。更为令人不解的是，尽管他们消费了大量的禽类，却对拔下那些禽类的羽毛没有什么明显的兴趣。用羽毛来填充被褥十分的简便易行，羽毛的价钱又很低，甚至不用花一分钱，因为它们会在十分节约的中国人的眼皮底下白白地飘散。除了卖给外国人，他们不知道这些羽毛如今还有什么用处，只看到大把的羽毛被松散地扎在一根棍子上，做成掸子。在中国西部地区，羽毛有时被撒在麦地和豆田里，厚厚地铺了一层，以防出来觅食的动物啃食庄稼。

对一位西方人来说，一张理想的床应该既有弹性又很结实。近几年来人们普遍使用的弹簧床，或许就是一个最佳的样板。中国一家最好的医院也置备了一些这种豪华床，然而，那些安置下这些床铺的好心的医生却失望地发现，只要他们一背过身去，但凡还有力气动弹的病人，全都迫不及待地从弹簧床上爬起来，睡到了地板上，他们在地板上才觉得像在家里一样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