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患病后,他已有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对他的期望,以及责任都会随之变化。这种变化容易使病人失去原有的社会心理的平衡,尤其是精神疾病患者,他们要面对的社会压力是加倍的。
所以,实现从健康人到病人角色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杨舟认为,韩董事长没有很好的进入到病人角色中。
要验证是他本人抗拒,还是外界原因,目前只能够通过对话来进行。
杨小米想知道一个明确的信号,也就是什么词语能够用来判断。
这个其实很简单。
只要让他说,尽情的表达就好了。
“如果董事长愿意表达,他滔滔不绝的陈述他的看法,他同你进行交流,或者是训斥你,都可以。只要他这样做了,他一定会说出他的真实想法,记住,一定是真实的内心,哪怕很阴暗,哪怕那是遗憾,哪怕只有很小的片段,我相信你能够听出来。”
病人不适应角色,通常是以下几种类型:
角色行为缺失,即他不认为自己患病。从他吃药这个行为能够感觉到,韩董事长很了解自己的病情。他管理医疗事业部,本人不说是半个专家吧,也不会讳疾忌医。最重要的是,精神分裂症是韩氏家族遗传的,他想否认也不现实。
所以这条不成立。
再有就是角色行为冲突,即病人难以放弃原有的生活行为模式,在健康人角色和病人角色之间左右为难。
杨舟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毕竟韩董事长是一个庞大企业的领导人,他即使患病,也一样还要继续管理企业、承担他的社会责任。
如果说还有其它的可能性,杨舟认为要么是他经过一定程度的治疗后,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却未等到痊愈就过早的从病人角色转入为常态的社会角色,进而没能进行较为彻底的治疗。这属于角色行为减退。
其实还有别的可能,比如角色恐惧,由于对疾病后果的过度惧怕,产生焦虑和恐惧。要么就是“有病乱投医”,要么就是一概拒绝。一旦治疗效果不理想,还可能任由疾病发展,自暴自弃。
但是结合韩董事长的治疗团队的综合实力看来,这个不太可能。
当然还有最不可能的一种假设,就是角色认同差异。比如说过分的要求优越的医疗服务,盲目的相信医疗的力量,却并不能很好的遵守医疗活动中的相关规定,认识不到医疗的局限性。
但凡和医药沾边的人,应该都知道一句话。
“医生不是神。”
迄今为止,很多疾病的病因和治疗原理依然在探索中,就比如人格障碍中的一种,叫做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至今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只能是根据病人的异常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控制,比如缓解焦虑、调整睡眠,至于到底怎么样才能彻底治好,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现实。
这番解释给杨小米听的头都大了,他垮着一张脸,惨兮兮的哀叹:“我也是个病人,我可不能保证不会和叔叔吵起来。”
杨舟笑了:“不是还有我吗?”
但是在这之前,杨舟需要补充一些信息。
放眼整栋建筑物,可能会了解到董事长一些情况的,也就只有沈真了。
这位保卫队长貌似没睡好,整个人无精打采的。
杨舟问他:“韩董事长有说过自己是病人吗?他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自己的确是患有精神分裂症?“
沈真苦笑:“我只是小虾米,怎么可能知道?”
“想想嘛。”
沈真倒想了想,勉强点点头:“算是有吧,我记得他有一次来这边消暑,特地带了两个精神疾病专家随行,让我们好好招待。”
“也有可能是学术交流呢。”
杨小米插了句嘴:“那两个专家和我叔叔的关系,就比如老杨和我一样?”
沈真点头:“是。”
杨小米看向杨舟:“还有什么?”
“他的雇员知道他有精神分裂症吗?”
这次沈真倒是想也没想就回答:“当然知道,董事长旅居荷兰就是为了方便治疗。”
“那么。”杨小米又忍不住插嘴:“他是觉得他的团队很厉害咯?全世界第一,一定能把他治好咯?”
“那倒没有。”沈真给他俩问的简直想跑,硬着头皮仔细回忆。
别说,人急计生,还真给他想起了一段。
那约莫是七八年前,沈真刚刚来到这里做保卫员的时候。
当时小韩少爷还没失踪,韩万里先生身体也还好。有次韩董事长深夜赶来,事先没有任何消息,来的特别突然。
他一来到就找了韩先生,两个人深谈了许久。起初倒还平静,后面两个人情绪都激动了起来,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起了争端,但估计还是小韩少爷的教育问题。
“董事长气的不轻,有些要控制不住自己,他带的医生立刻给他做了治疗,他也接受了。但是输液的时候,他就说’人力有限,听天由命吧’,这么一句话。”
沈真说着看向杨小米。
“你当时就在旁边陪着,你不记得了?”
杨小米茫然的摇头。
少年的韩玉衡陪在生病的叔叔,听他说了这么一句灰心丧志的话,便问了问,为什么要这么说?
韩董事长的解释是:很多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内心的真实意思表达于外,其实不然。能够左右一个人的思想、情绪以及行为的有很多,比如药物。多巴胺使神经兴奋,带给人激情活力;5-羟色胺使人愉悦,感到心满意足……其实人就是一具躯壳,哪有什么自由的意志?都是各种酶、各种神经物质、菌群等等,在控制着你。
韩玉衡又问: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吗?
韩董事长道:“医学技术是较以前先进了,可是仍然有很多未解之谜、无法攻克的难题,了解的越深入就会越明白技术就只是一种技术,不能完全依靠它来决定事件的成败。我拥有最优秀的团队、最顶尖的技术,我也相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你看到了,结果也不过是如此。即便我能够摆脱掉疾病的阴影,也只是暂时的,我是在药物的控制下获得有限的自由。”
“我更无法改变家族遗传的事实,逝去的人得以解脱,却将责任留给活着的。那活着的人,本已就苟延残喘,连求死的机会都被剥夺了。在这种条件下,人就是木偶,让他有信心而快乐,可就是苛求了。”
听到这里,杨舟有些懂了。那个时候的韩董事长很着急自己的病情,他在极力的配合治疗,他很想康复,没有放弃自己也不敢放弃。但问题在于,他认识到了医疗技术的局限性,却没能很好的接受这个事实,仍然对医疗技术存在着过高的期望。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可能使他丧失了部分与疾病抗争的决心,到后面有可能不会像之前那样认真配合治疗,他的团队也便不敢对他严格要求,以致于病情迁延。
杨小米按照他们的计划,接下来的三天里每天固定时间打越洋电话抱怨。韩董事长起初劝他听从医生的指导,第二天任由他倾诉,自己不说了。
到第三天,韩董事长的态度发生了一个大转变。
他和杨小米聊了很久,与他分享了同为病人的“心路历程”,也讲了一些家族内部的事情。当谈到韩万里先生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最钦佩的人就是他,什么时候你能接我的班,我也就可以像他一样,彻底的疯狂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