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可补《明史》记载的不足

《明史》编纂时，按照清代统治者的思想和要求取材，把许多具体的、反映历史真实的材料删去了，而在《玉堂丛语》中却多有留存。因此，《玉堂丛语》所记的内容有不少可弥补《明史》的欠缺。

如《玉堂丛语》卷之四《献替》类中，载录了翰林编修陈音《保治疏》的主要内容。这篇上疏从“养君德”、“进人才”、“开贤路”、“辟异端”四个方面阐述了陈音对国家治理的意见，言简意明，论辩有力，是研究明代政治思想的具体资料。但在《明史·陈音传》中，只引用了“进人才”的部分言词，其他一概阙如。再如，《明史》卷7《成祖本纪》与《玉堂丛语》卷之四《调护》，均记载了明成祖死于榆木川后，秘不发丧，收集军中锡器，为殓具，载以龙舆，“朝夕上膳如常仪”的情况。

但在《玉堂丛语》的记载中，却多出了“锡工尽除，以灭其迹”的内容。

这一情节可能是在修《明史》时，为掩盖统治者的暴行而删除了。幸赖《玉堂丛语》的载录，才使后人得以更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

另外，《玉堂丛语》还保存了不少重要的，但《明史》未载的材料。

一度执掌朝政大权的首辅张居正，曾归葬父亲。他在路途的所作所为《明史》一字不载，而《玉堂丛语》卷之八《汰侈》类却有具体记载：张居正奉旨归葬，所经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参吏部尚书礼，至是无不长跪者。台使越界趋迎毕，即身为前驱，约束吏卒，干陬饬厨。传居正所坐步舆，则真定守钱普所创，前重轩，后寝室，以便偃息，旁翼两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諲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仅得一饱耳。”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皆得善价以归。

由于张居正在明代历史上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对他给予历史的评价是明史研究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因而，这段史料对于全面评价张居正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再如《玉堂丛语》卷之二《筹策》类，简录了兵部侍郎王邦瑞的《请罢中贵人监军疏》。疏中指出：“今国家所患者惟虏，所最甚患者唯卒弗振，臣以为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谓深患者，唯在中贵人典兵权耳。”并举例说：“乃者胡马来，臣调团营兵，令出城击胡，而十二营半空”。“空无人者，则乃中贵人所为耳。外语藉藉，咸以有为输钱脱更之弊，是本用监军，反用蠹军矣。”因而，“请罢中贵人，勿使更滥戎机，亦保躯善后之图也。”这是切中时弊的议论。卷之七《规讽》类，记载了吏部左侍郎何文肃“见时政阙失，致书于翰学彭华”的关于用人的大段论述。书中指出当时“但见升一官，进一秩，士论辄哗然，曰某以亲旧当道得之，或曰某以通书政府而得之，某以纳贿权门而得之”，致使“巧宦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沦弃”。提出了“奖恬退，抑奔竞，以振名教于风颓俗靡之际”的主张。上述这些言论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可是《明史》却未加采录。

还需提及，卷之六《科目》类中，对明代状元情况作了分类统计，具体列出了“会元登状元者八人”、“状元曾登解元者十一人”、“状元入阁办事者十一人”、“状元官学士者二十三人”、“状元兼学士衔者五人”、“状元兼殿学士衔者一人”、“状元赠三官者一人”、“状元有谥者二十七人”、“状元三主会试着二人”、“状元两主会试者二人”及“状元加上柱国一人”。每类下均列出了名单，有的还进一步作了介绍。这无疑是对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很有帮助的统计资料。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玉堂丛语》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研究明代历史不可不读。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增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