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库全书》看焦竑

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共收入图书3461 种，79309卷，存目图书6793 种，93551卷。纂修期间，对采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存目，都由四库馆臣分别编写了内容摘要，最后由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综合、平衡，并在文字上加以润饰，汇成了20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政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纂修过程中虽然销毁了许多有碍于其思想统治的书籍，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计著录了10254 种图书，合172860卷，“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①。

1965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又附录了《四库撤毁书提要》九种和《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一百七十多种。因而，从《四库全书》及其《总目》中大体可以看出某一时代或某个学者的文化学术状况。本文拟就《四库全书》对焦竑著作的采录情况，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焦竑的评论加以探讨，以求窥见其学术地位之一斑。

一

焦竑，字弱侯，号澹园，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一甲一名，受官翰林院修撰，后迁东宫讲读官。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他任顺天府乡试副主考时遭同僚陷害，被贬为州县小吏，次年即辞官归乡，专事讲学著述。焦竑博览群书，藏书万卷，是明代中后期一位大学者，学问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焦竑的著作共有二十多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者有十六种。其中《易荃》著录于《经部·易类存目》，《俗书刊误》收入《经部·小学类》，《献征录》、《熙朝名臣实录》著录于《史部·传记类存目》，《国史经籍志》录于《史部·目录类存目》，《支谈》、《焦弱侯问答》、《焦氏笔乘》、《焦氏类林》、《二十九子品汇释评》【2】录于《子部·杂家类存目》，《玉堂丛语》、《养正图解》【3】 见于《子部·小说家类存目》，《老子翼》、《庄子翼》收入《子部·道家类》，《阴符经解》著录于《子部·道家类存目》，《中原文献》著录于《集部·总集类存目》。从上述十六种著作的著录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焦竑下面几个特点。

1 撰著成果丰硕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著录的图书始于先秦，止于清初，涉及学者甚众，然而一人著录多部著作却并不很多。据笔者统计，《总目》一人著录十部以上书籍者不足五十人。其中宋元时期十人，清代因限于前期学者只十七人，明代最多也仅二十人。明代这二十人中，著述数量堪与焦竑匹敌，《总目》著录数超过十五种者，只有王世贞、王世懋、杨慎、梅鼎祚、陆深、陈继儒六位学者。况且，焦竑除了见于《总目》的十六部书外，还编撰有《逊国忠臣录》、《禹贡解》、《皇明人物考》、《名文珠玑》、《两汉萃宝评林》、《新刻七十二朝四书人物考注释》、《续文章轨范评林注释》、《刻宋一拂先生祠录》和《澹园集》、《澹园续集》等多种书籍。因而不难看出，单就作品数量而言，焦竑在明代文化界无疑名列前茅。

2 著述内容博洽

焦竑不仅著作量大，而且涉猎面广，内容也很丰富。《总目》著录的十六种专书，尽管并非焦竑著作的全部，但亦遍布于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之中。而这样学识广博的学者在明代为数甚少，如上述六位著述量可与焦竑相比的学者中，只有杨慎一人在经、史、子、集四部中都有作品著录。《明史·焦竑传》称：“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驯雅，卓然名家。”这并非虚誉。四库馆臣虽对焦竑多所贬低，但在《总目》之提要中也多次提到：“世以负博物之名”【4】，“在万历中以博洽称”【5】，“明代自杨慎以后，博洽者无过于”【6】。由此可见，焦竑学问之广博在明末清初是得到普遍公认的。

3 著作广藏民间

《四库全书》典籍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内府藏本”，即宫中固有的藏书，包括清政府组织专人编撰的“敕撰本”。二是“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三是献书本，即由朝廷大臣和私人藏书家进献的书籍。四是采进本，即由各省搜求呈送的文献，包括采购社会流行的“通行本”。《总目》著录的焦竑十六种著作，均出于后两种来源，分别为江苏巡抚采进本，浙江巡抚采进本、两江总督采进本、安徽巡抚采进本、江西巡抚采进本和江苏周厚癱家藏本。焦竑著作没有一种为“内府本”，说明他在明末清初未受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重视。而焦竑著作采自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数省，则说明其著作在民间有着广泛的收藏。至于焦竑著作主要来源于东南地区，原因大抵有二。其一，焦竑生于南京，并长期居住、活动在南京；中状元后虽曾在京师为官，但仅有七八年时间。他被贬官外放福宁州同知（治所在今福建霞浦），亦地处东南。不久辞官，仍回归南京设坛讲学，其影响主要在东南一带当属自然。其二，明代东南部已是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刻书之风极为盛行，刊本书籍出于江浙地区者所占比重尤大。纂修《四库全书》时，各省进献书籍数量也以江浙两省为冠。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圣谕”中就曾明确指出：“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汇上于朝，旋据各省陆续奏进，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种数尤多。”【7】 焦竑主要的学术活动在南京一带，其著作主要刊刻于江浙，当然流布也以东南地区最为普遍。

此外，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圣谕”曾经指示：“各省·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令呈送，烦复皆所不免。著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

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有堪备阅者，再开单行知取进。”【8】 这说明当时收集图书的程序，是各省地方官先报上收罗到的书籍目录，经四库馆臣选择后再送往京师，这就可避免同一部书重复送呈多本。因而，即便其他省份也采集到了焦竑的著作，也会因为焦竑隶籍之省（江苏）和其书刊刻之地（江浙等东南地区）已经上报了相同的书籍，而不再呈送朝廷。

这大概也是焦竑著作主要源于东南部的一个原因。

二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乾隆朝的一大盛事，乾隆皇帝本人又博览群书，酷爱图书著述，因而直接主持其事。他不仅亲自确定编纂之宗旨，而且对编纂体例，以至于具体书籍的存毁删改也直接控制。其“圣谕”

中到处都是“候朕裁定”、“候朕鉴定”之类的言词。《总目·凡例》第一条也明文指出：“是书卷帙浩博，为亘古所无，然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因此，《四库全书》于书籍的去取和提要的撰写均体现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思想，带有浓厚的皇家色彩。

清修《四库全书》，欲对古今文献“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使“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各昭彰瘅，用著劝惩”【9】，采取了两种褒贬的方法。一是通过收入全书、只存书目、撤毁其书三种方式表示书籍的高下；二是在“提要”中直接评论该书之得失。尽管四库馆臣在甄别各书过程中，去留取舍不无合情合理之处，但因以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为主要标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弊端。其销毁大量古籍造成又一次文化劫难，以及随意删改古籍造成文献混乱，这些已无须多说。就是见于《总目》的书籍，其正目、存目之分及提要抑扬也多有不妥之处。仅以《总目》对焦竑著作的著录和评说为例，也足可看出这一点。

《总目》著录的焦竑十六部书籍中，只有《俗书刊误》、《老子翼》、《庄子翼》三种整部收入了《四库全书》。

《俗书刊误》是一部专门纠正世俗错别字及不正规读音的专著，共十二卷。其中一至四卷分四声刊正讹字，五卷考字义，六卷考骈字，七卷考字始，八、九卷考音同字异，十卷考字同音义异，十一卷考俗用杂字，十二卷论字易讹。该书是焦竑考辨俗字的一部力作。《总目》提要也认为：“其辩最详，而又非不可施用之僻论，愈于拘泥篆文不分字体者多矣。”故全书收入了《四库全书》。

《老子翼》是明朝以前研究《老子》成果的集大成著作，“是编辑韩非以下解《老子》者六十四家，而附以之《笔乘》，共成六十五家，各采其精语，裒为一书”【10】。此外还附录了《史记·老子列传》等三十多种文献资料中有关老子的论述；又专设《考异》一卷，罗列了《老子》异文三百六十余处，以供学者参考。《总目》提要认定：“所采诸说大抵取诸道藏，多非世所常行之本，之去取亦特精审”，“于诸家注中为博赡而有理致”。

《庄子翼》体例与《老子翼》大体相同，“前列所载书目，自郭象注以下凡二十二家；旁引他说互相发明者，自支遁以下凡十六家；又章句音义自郭象以下凡十一家。”【11】 另有《庄子阙误》一卷、《附录》一卷，汇集了有关庄子的资料。《总目》提要认为：“其所引据，究多古书，因较流俗注本为有根柢矣。”

上述三书均颇具学术价值，收入《四库全书》理所当然。但未被贬入“存目”的原因，恐怕主要是此三书或只探究文字，或“大旨主于阐发玄言，务明清净自然之理”【12】，对清朝的封建统治无碍，才得以列入正目。

列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的焦竑著作有十三种，被贬入“存目”的原因各不相同，下面分别探讨。

1 记载明代历史的专著

焦竑被列入“存目”的著作中，有三种直接记载明代的历史人物及事件。

《献征录》一百二十卷，是收集了明初至嘉靖二百年间三千余人的传记、行状、墓志铭、神道碑等基本史料，汇编而成的一部多达四百余万言煌煌巨帙。该书“举一代王侯将相、贤士大夫、山林瓢衲之迹，巨细毕收……此录出而一代人材政事如指诸掌，览者资之为政鉴，作者资之为史材”。当时，“学士大夫向往此书，供观至于简渝传写，为之纸贵”【13】。清初史学家万斯同论及明代史学成果时曾经指出：遍览有明一代诸家记事之书，无一足满人意；惟有焦竑《献征录》一书，搜采最广，自大臣以至于郡邑吏，莫不有传，欲撰修明史可备采择者仅此一书。【14】《熙朝名臣实录》二十七卷，是焦竑又一部专记明人事迹的著作。该书“自王侯将相及士庶人、方外缁黄、僮仆、妾伎，无不备载”【15】，提供了许多不见于官修典籍的材料。正如《总目》提要所指出的：“其书郭子兴诸子之死，及书靖难诸臣之事，皆略无忌讳。又如纪明初有通晓四书等科，皆《明史·选举志》及《明会典》所未载。韩文劾刘瑾事，有太监徐智等数人为之内应，亦史传所未详。”因而，该书“颇足以资考证。”

《玉堂丛语》八卷，体裁模仿《世说新语》，划分五十四类，分条胪载明初至万历年间翰林人物及其他名人的遗言往行。该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礼仪、文化、宗教、天文以至中外交通等诸多方面，且“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16】，颇具史料价值。清初编修《明史》时，从《玉堂丛语》中吸取了许多内容。而且，《玉堂丛语》叙事较少忌讳，故还留存有不少比正史所载更为具体、详实的资料，可补《明史》记载之不足【17】。《玉堂丛语》亦为研究明史不可忽略的一部重要著作。

以上三书，《总目》提要对《玉堂丛语》只介绍了作者、体例、内容，未作明确评论。对《献征录》，《总目》提要肯定“·采极博”；也指出“文颇泛滥，不皆可据，又于引据之书或注或不注，亦不免疏略”。

对《熙朝名臣实录》，提要多有赞许（如前引文）；又说其“各传中多引寓圃杂记及琐缀录诸书，皆稗官小说，未可征信，又或自序事，或仅列旧文，标其书目，于体裁亦乖”。四库馆臣对焦竑史著疏漏的批评并非无稽之谈，但这恐怕并不是将此三书贬入“存目”的主要原因。因为存在类似缺陷，而又列入正目的史书在《四库全书》中为数甚多。例如，同在《史部·传记类》的《孔子编年》，《总目》提要说其“不免时有牵合”，“失于穿凿”；《唐才子传》更是“杂以臆说，不尽可据”，“谬误抵牾，往往杂见”，然而两书全都整部入选。况且，《玉堂丛语》在《总目》提要中未加褒贬，亦列入了“存目”。因而焦竑三部史著遭贬，主要是四库馆臣对明代史学抱有偏见所致。统观《总目·史部》提要，四库馆臣对明代史学的评价极低，对明代学人撰著的史书也大多严加指责。

【18】因而，焦竑三部史书受此不公平的待遇就不难理解了。

2 “乖迕正经”的著作

焦竑有几种著作，被四库馆臣认为与封建正统经教相违迕，有贬低儒学的倾向，而被贬入“存目”。

其一为《支谈》三卷，焦竑在其中对儒、佛、道三教加以评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总目》提要评论说“是书主于三教归一，而欲阴驾佛、老于孔子之上。此姚江末流之极弊，并其本旨失之者”。

其二，《焦弱侯问答》一卷，是焦竑讲学的言论集。《总目》提要贬斥说：“师耿定向而友李贽，与贽之习气沾染尤深，二人相率而为狂禅。贽至于诋孔子，而亦至尊崇杨、墨，与孟子为难。虽天地之大无所不有，然不应妄诞至此也。”

其三，《焦氏笔乘》正集六卷，续集八卷，是焦竑读书和讲学的笔记。该书内容丰富，既有古史记载的正误、名物制度的考据、文章词赋的品评、儒家经典的解释、佛道教义的阐发、古今人物的臧否，又有师友言行的记叙、当时事件的记载、文字言义的考证、目录版本的研究、古代医方的撮录、地方文献的辑证等。其中虽然存在着以讹传讹、未尽注明出处等缺陷，但也确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总目》提要则讥评：“其讲学解尤喜杂引异说，参合附会。如以孔子所云空空及颜子之屡空为虚无寂灭之类，皆乖迕正经，有伤圣教。”

其四，《阴符经解》一卷。《总目》提要评论：“此注虽引张永叔真士擒真铅，真铅制真汞之说，似乎神仙家言，而核其宗旨，实以佛理解之，与刘处元注相近。盖与李贽友善，故气类熏染，喜谈禅悦，其作此注，仍然三教归一之旨也。”

上述焦竑四书内容并不相同，但均涉及对儒、佛、道的评论。按照封建正统观念，儒家经学被立为正宗，其他则一概视为异端。这种观念既很狭隘也不符合实际。在我国古代，儒学确实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但同时也存在着道教与佛教两股影响深远的巨流。道教是本土思想文化，与儒学虽存在着较大分歧，但一直互相渗透，有着难以截然分开的联系。

佛教虽是外来思想文化，但自汉代传入中国内地之日开始，就与儒学发生碰撞，并且不断相互批判、吸收、调和、会通。到了明代，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实际上已成为儒、佛、道三者共同汇成的洪流。焦竑是对这种状况有较清醒的认识，并且冲破了封建正统观念藩篱的学者之一。焦竑曾拜泰州学派的干将罗汝芳为师，深为其异端精神所感染，对程朱理学持批判态度。他强调治学要靠自悟自证，不能盲目旁依他人门户。他提出：“学道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19】因而，焦竑不苟陈说，对儒、佛、道三教平等看待，并认为三者有共通之处。如他在《支谈》卷上中说：“孔孟之学，尽性至命之学也。顾其言简指微，未尽阐晰，释氏诸经所发明，皆其理也。苟能发明此理，为吾性命之指南，则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也。”焦竑还提出：“学者诚有志于道，窃以为儒、释之短长可置勿论，而第反诸我之心性。苟得其性，谓之梵学可也，谓之孔孟之学可也。即谓非梵学、非孔孟学，而自为一家之学亦可也。”【20】 这种为求得明于道而摆脱门户之见的博大胸襟无疑是应当肯定的，而四库馆臣以“主于三教归一”为由将焦氏四书贬入“存目”，则正反映了封建正统观念的偏狭。

3《国史经籍志》

《国史经籍志》六卷，首列制书类，次分经、史、子、集各自为卷，末附《纠谬》一卷，是焦竑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参与编修国史时，独立完成的一部目录学著作。由于有些书考订不精，受到《总目》提要的贬斥：“顾其书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而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其实，平心而论，《国史经籍志》得远大于失。

其类目设置大部较为合理；五十篇序论较系统地说明了文献流传的情况，对于探究古今学术源流很有参考价值；而《纠谬》意在驳正前人目录学著作中的分门之误，内容丰富，甚有见地。就是不少清代学者对《国史经籍志》也颇为推崇，如钱大昕撰写《补元史艺文志》自称从此书采获甚多，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也称其“整齐有法”【21】。

4 被视为“伪托”之书

此类书有两种。《中原文献》二十四卷，是一部分经、史、子、集，摘编古今文献名篇片段的书。《总目》提要说：“其自序云，一切典故无当于制科者，概置弗录，识见已陋。至首列六经，妄为删改，以为全书难穷，只揭大要，其谬更甚。虽耽于禅学，敢为异论，然在明人中尚属赅博，何至颠舛如是，殆书贾所伪托也。”《二十九子品汇释评》二十卷，《总目》提要云：“其书杂录诸子，毫无伦次，评语亦皆托名，谬陋不可言状。盖坊贾射利之本，不足以当指摘者也。”对此二书，四库馆臣认定作伪，故加贬斥。但其论断是否确凿，尚有研究的必要，不过这已超出本文论题的范围，故不再展开讨论。

5 其他著述

列入“存目”的焦竑著作，还有三种《总目》提要只简单介绍了作者及书籍内容，未明确地加以褒贬。

《易荃》六卷，附论一卷，是一部注解《易经》的书。

《焦氏类林》八卷，仿《世说新语》体例，分五十九卷，汇庖羲至明代各类人物事迹于一书。“百氏艺文，可一披阅间得知；古人嘉处，似无遗矣。”【22】

《养正图解》二卷（或不分卷），是焦竑任皇长子讲官时，为谕教太子编撰的一部书。该书从大量古代文献中，选择了六十个可作为治政借鉴的故事，并借题发挥阐明道理，对于研究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和古代储君教育的状况很有参考价值。【23】上述十三部书，除了两种被认定为“伪书”，列入“存目”还有一定道理，其他被贬入“存目”者，从学术文化角度看均于情理不合。这具体地反映了清修《四库全书》时过分地考虑其思想统治之需要，而不顾及文化发展自身规律的重大缺陷。

还须指出的是，修《四库全书》时还存在着因人废书的弊病，这也可以从四库馆臣对焦竑著作的评论中看出。《总目》提要在批评焦竑著作时，不厌其烦地指出焦竑与李贽的关系。除了上文所引《焦弱侯问答》和《阴符经解》提要中关于李贽的两段话外，还有多处提及李贽。如《易荃》提要说：“史称讲学以罗汝芳为宗，而善耿定向、耿定理及李贽，时颇以禅学讥之，盖不诬云。”《熙朝名臣实录》提要云：“所附李贽评语，尤多妄诞，不足据为定论。”《焦氏笔乘》提要又说：“盖生平喜与李贽游，故耳濡目染，流弊至于如此也。”李贽是明代一位进步的思想家，他强烈地反对程朱理学，反对封建专制思想，甚至向封建时代的圣人孔老夫子提出挑战，在明清思想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但像这样的异端人物，是绝对不能为清朝统治者所容忍的，故而李贽的著作全部被四库馆臣贬入了“存目”。并且切齿痛恨地说：“其人可诛，其书可毁。”【24】 至于仍然使李贽著作的书目在“存目”中留存下来，是“以明正其为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庶无识之士不至怵于虚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瘅之义也”【25】。焦竑从三十多岁结识李贽，友谊始终不渝，并且对李贽评价很高，认为他可以“坐圣人第二席”【26】。李贽冤死狱中，焦竑曾作了《追荐书》，并为李贽编译了《李氏遗书》。李贽的思想对焦竑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在焦氏著作中亦有所反映。但是，焦竑被列入“存目”的著作，并非全是“离经叛道”的呐喊，且大多与李贽并无直接联系，无疑存在着因李贽而受株连的因素。而四库馆臣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焦竑与李贽联系在一起，倒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焦竑思想的进步性。

综上所述，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焦竑著作的情况，以及《总目》提要对焦竑其人其著的评论中，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焦竑学识广博，著述宏富，学术观点不拘陈说，颇具卓见，对明代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也很值得大书一笔。

（原载《殷都学刊》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