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氏笔乘》的文献学价值

《焦氏笔乘》是明代中后期著名学者焦竑的一部笔记体著作，所载内容汇集了大量有用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古诗无叶音”的创见是对古代音韵学的一大贡献，文字训诂的成果有嘉惠后学之功，辨伪的文字论辩有力，关于注疏的条目注重解惑纠谬，对于古籍的考据则广泛而精细。《焦氏笔乘》内容广博，包括着丰富的文献学研究成果，论述明代以及中国古代文献学发展史，不能忽视对该书的深入探讨。

《焦氏笔乘》是明代中后期著名学者焦竑的一部笔记体著作。

焦竑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博洽贯通。他“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明史·焦竑传》）。这一点在《焦氏笔乘》中有充分反映。该书分正集六卷，续集八卷，凡二十余万言，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有古史记载的正误、名物制度的考据、文章词赋的品评、儒家经典的解释、佛道教义的阐发、古今人物的臧否、师友言行的记述、当时事件的记载、文字音义的考证、目录版本的研究、古代医方的撮录、地方文献的辑证等等诸多方面的记述。

《焦氏笔乘》是焦竑读书和讲学的笔记辑集，其中有许多前人著述的转录，而又未尽注明出处，亦难免有以讹传讹之误，致使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讥评。但是，统观全书，所载内容汇聚了大量有用资料，其中多有焦氏自己的心得体会和真知灼见，而且保存了许多有关当时人物史事的第一手材料，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正因为如此，焦竑在世时《焦氏笔乘》即受到学人重视。万历八年（1580），先有“友人”将该书刻印了数卷；万历三十四年（1606），全部正、续两集《焦氏笔乘》由焦竑的学生谢与栋刻印行世；且随后又多次再版印行。后世学者也很推崇该书。如明末清初学者方以智所著《通雅》之中，就屡屡引证《焦氏笔乘》之说，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粤雅堂丛书初编》、《金陵丛书乙集》、《丛书集成初编》、《国学小丛书》等多部丛书将该书收入其中。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焦氏笔乘》列入《明清笔记丛书》，加以点校出版。这一切足以说明《焦氏笔乘》的重要性，很有必要认真研读，发掘其精华，以利学术研究的进步。但是，笔者至今尚未见到全面研究《焦氏笔乘》的专论发表，故而不揣浅陋，从文献学角度对该书的学术价值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音韵是研读古代文献不可回避的一门学问，《焦氏笔乘》中有十余条涉及音韵的文字。其内容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指出文字的具体读音，如《霓可两音》、《甄有三音》、《敦有九音》、《琵、番、蒲、司、帆作仄声》等。二是对音韵学的一些问题加以探讨，如《三十六字母》、《次韵非始唐人》等。其中正集卷三《古诗无叶音》一条尤为重要，是焦竑对古代音韵学的一大贡献。

“叶音”之说大约出现于六朝时期，当时学者读古书时感到用韵有不和谐的地方，便不加以深思地把某字改读为某音，称之为“叶韵”或“叶句”，而且认为古人也是如此求得和谐的。其实这是没有意识到古今语音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唐中叶以后，改读古人文字以求叶韵的风气更加盛行。宋代吴蒶的《韵补》、郑庠的《诗古音辨》也是以叶韵为基础编成的。焦竑在研究《诗经》时认识到，音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因而率先提出了“古诗无叶音”的创见。《古诗无叶音》首先明确指出：

诗有古韵今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驺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与“·”，又音“五红反”而叶“蓬”与“·”；“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鸠”与“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岂理也哉？

接着引证文献，举例说明：

如“下”，今在“”押，而古皆作“虎”音：《击鼓》云“于林之下”，上韵为“爰居爰处”；《凯风》云：“在浚之下”，下韵为“母氏劳苦”；《大雅·绵》“至于岐下”，上韵为“率西水浒”之类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关雎》云“寤寐思服”，下韵“辗转反侧”；《有狐》云“之子无服”，上韵为“在彼淇侧”；《骚经》“非时俗之所服”，下韵为“依彭咸之遗则”；《大戴记·孝昭冠辞》“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韵“崇积文武之宠德”之类也……此等不可殚举。使非古韵，而自以意叶之，则“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泽”何皆音“铎”，而无一字作他音者耶？《离骚》、汉、魏去诗人不远，故其用韵皆同。世儒徒耳目所不逮，而穿凿附会，良可叹矣！

焦竑在这里一扫前人读古音的谬误，建立了叶韵即古音的理论。

受焦竑的启发，他的好友、音韵学家陈第进一步阐发其古音学理论，撰成《毛诗古音考》四卷，并请焦竑为之作序。陈第之书，列举四百余字，每字先以《诗经》自证，细致周到，确凿有据，使“古诗无叶音”

之说成为不刊之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毛诗古音考》颇为推崇，认为开创古音韵研究“以经证经”，“廓清妄论”的新局面，“此书实为首功”。（《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二《经部·小学类三》）四库馆臣对陈第之书的评价并不过分，然而却忽视了焦竑的启迪作用。其实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跋》中说明撰作起因时曾明确提及：“往年读焦太史《笔乘》曰‘古诗无叶音’，此前人未道语。”清初江永《古韵标准·例言》亦说：陈第“最有功于《诗》者，谓古无叶音，《诗》之韵即是当时本音。此说始于焦竑弱侯，陈氏阐明之。”对于《毛诗古音考》的著作过程，李焯然先生《焦竑与陈第———明末清初古音学研究的两位启导者》一文曾做过考证，其中指出：“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陈第读到焦竑 ‘古诗无叶音’ 之说，才刺激起他进行考证的念头。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陈第游金陵，特向焦竑问学，经焦竑指正，才着手编撰《毛诗古音考》，这事并见载于焦竑《澹园集》卷十四《毛诗古音考序》及金云铭《陈第年谱》万历三十二年条。观此可见‘古诗无叶音’之说，确是焦竑的创见，而陈第的研究是深受他的影响的。”① 因此焦竑在我国音韵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而《焦氏笔乘》所载《古诗无叶音》这条材料的价值也不言而喻了。

二

文字是文献的基础，研读古代文献首先碰到的就是文字问题，因而文字学与文献研究密切相关。焦竑对古代文字做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有不少独到见解，这在《焦氏笔乘》中也多有反映。

“六书”是古代学者分析汉字形、音、义而归纳出来的六种造字条例，是文字学的基础理论之一。研究文字学，首先碰到的就是“六书”

问题。《焦氏笔乘》中，有《郑夹說论六书》、《熊朋来论六书》、《（杨）用修论转注》、《（周）伯琦论转注之误》等十余条文字评论前人关于“六书”的看法，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焦竑认为：《周官》六书之名，曰“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假借、转注”，旧矣，然不若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之说，因名而可以得其义也。（正集卷六）

汉字是表意文字，“象”字最能体现这一根本特征，焦竑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对于假借，前人说法各异，且语焉不详，难以理解。焦竑举例说：如兵甲之甲，借为天干之甲；鱼肠之乙，借为天干之乙。义虽借而音不变，故曰假借。（正集卷六）这里实际说的是假借借音不借义。为了对假借有更明确的理解，正集卷六专有《古字有通用假借用》一条，从《易》、《诗》、《书》、《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国语》、《说文》、《史记》、《汉书》、《三国志》、《孟子》、《庄子》、《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山海经》、《风俗通》等数十种古文献中，摘引出一百多组通假字，以大量的具体例证为假借的含义作了注脚，其例如：《国风》“猗嗟名兮”，《玉篇》引“名”作“（）”，眉目之间也。《西京赋》“臲藐流盼，一顾倾城”；注“臲，眉睫之间，皆言美人眉目流盼，使人冥迷，所谓一顾倾城也”。名、、臲三字，古通用。

又尉佗曰“使我君中国，何渠不若汉”；《长安狭斜行》“丈夫且徐徐，调弦渠未央”；渊明诗“寿考岂渠央”；黄鲁直“木穿石·

未渠透”。“渠”字班史及古乐府、王融《三妇艳诗》，#作“遽”

字。宋王·引《庭燎》诗注云：“夜未渠央，渠当呼作遽，谓夜未遽尽也。”渠、遽古通用。

至于转注，焦竑指出，元代周伯琦等人所说“转注者，侧山为阜，倒之为币”，是错误的。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转注，转音而注义，如敦本敦大之敦，既转音顿，而为《尔雅》“敦丘”之敦；又转音对，为《周礼》“玉敦”之敦，所谓一字数音也……转注如注水行地，为浦为溆，各有名字矣。（正集卷六）上述焦竑对“六书”的见解虽然未必皆是，但其用力精微，确有超过前人之处，不愧为一家言。

在对文字学的深入研究中，焦竑发现“号称博洽”的汉代大儒，如郑玄、贾逵、杜预、刘向、班固、刘熙等人，“其所训注经史，往往多不得古人制字之意”。于是在正集卷六专有《汉儒失制字之意》一条加以批评：

姑以释亲言之，如父云，矩也，以法度教子也。母，牧也，言育养子也。兄，况也，况父法也。弟，悌也，心顺行笃也。子，孜也，以孝事父，常孜孜也。孙，顺也，顺于祖也。男，任也，任功业也。女，如也，从如人也。姑，故也，言尊如故也。姊，咨也，言可咨问也。夫，扶也，以道扶接也。妇，服也，以礼屈服也。妻，齐也，与夫齐体也。妾，接也，以时接见也。凡此率以己意牵合，岂知古人命名立义，固简而易近乎？……乃漫不之省，辄为之附会，其说亦凿矣哉？

那么这些字的本义究竟如何？焦竑依据古文字的形体，经过细致的分析，做出了符合汉字造字规律的较为合理的解释：今以六书及许慎《说文》考之，盖父字从从ㄧ，即手字，ㄧ即杖，以手执杖，言老而尊也。母字从女从两点，女而加乳，象哺子形也。兄字从口从人，象同胞之长，以弟末有知而谆谆诲之，友爱之情也。弟字上象·角，中象擎手，下象·足，不良于行，义当从兄也。子字上象其首，中象其手，下象并足，始生襁褓之形也。

孙字从子从系，子之系，所以续祖之后也。男字从田从力，壮而力田，供为子职也。女字象两手相掩，敛足而坐，淑德贞闲也。姑字从女从古，齿德俱尊，观舅从臼可知也。姊字从女从·，·即古绂字，绂为蔽膝，义取在前，观妹从末可知也。夫字从天而出，象妻之所天也。妇字从女从帚，承事舅姑之义也。妻字从女从尚，言女而上配君子也。妾字从女从立，女而侍立，卑以承尊也。细玩篆文，其义立见。

在《焦氏笔乘》中还有大量训释字义的文字，例如续集卷三《提耳》条云：

《诗》“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

《礼·少仪》“牛羊之肺，离而不提心”，《史记》“薄后以冒絮提文帝”，《汉书》“景帝以博局提杀吴太子”，杨雄《酒箴》“身提黄泉”，皆作抵音。若作平声，当作揪扯之义，不如前说为近雅也。

这些例证说明，焦竑不拘泥于陈说，注重结合字形探求本义，根据上下文内容考察字义，具有高人一筹的训诂水平，其训诂成果也确有嘉惠后学之功。

三

我国古代文献，特别是魏晋以前的古籍中，有相当一部分作者名不符实，内容也多为后人所混淆。考辨古籍之真伪，是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焦氏笔乘》中也有多条考辨伪书的文字。

《古文尚书》自唐代开始即有人疑其为伪作，但宋元明时期尚意见不一，直至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才最终论定《古文尚书》之伪，得到学界公认。在阎氏之前的焦竑，亦认为《古文尚书》系造伪之作，并在《焦氏笔乘》正集卷一、续集卷三分条转录了元代赵孟瞓、明代梅·、归有光等学者具体论述《古文尚书》之伪的证据。这无疑是支持正确的学术见解之举。

正集卷六则设有《伪书》一条，以作者丰富的学识，从地理、典章、人物、历法、辞语等多角度考证，指出《本草》非神农书，《山海经》非禹、益书，《三坟》非伏羲、神农、黄帝书，《三略》、《六韬》非太公书，《尔雅》非周公书，《左传》非丘明书，《汲冢》非周书，《子华子》非程本书，《仓颉篇》非李斯作，《列仙传》非刘向作。其考证文字大多甚为有力，不容辩驳。如论《本草》：“中言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出诸药物，如此郡县，岂神农时所有邪？”再如论《三坟》：“谓封拜之辞曰策，策始于汉，而谓伏羲氏有策辞，可乎？

祭天地于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妇，《周礼》始有之，而谓天地圜丘，恩及命妇，为黄帝之事，可乎？相人之术起于衰世，而谓圣人以形辨贵贱，正贤否，为神农之书，可乎？”最后还指出造伪及伪书流传的原因：或摹古书而伪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致使好事之流，曲为辩释，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

至于后人对于古代文献“以己意而妄增”的情况，《焦氏笔乘》中亦有《〈史记〉多为后人淆乱》《〈庄子〉外篇杂篇多假托》等条目，其论辩也颇令人信服。如前者云：

太史公殁于武帝末年，而《贾谊传》言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相如传》引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则其文为后人所淆乱者多矣。古书丧真，可为叹息！（正集卷二）

四

古代文献流传久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人著作的意义不经解释就难以明了，因而传注古籍是文献学的一项基本内容，《焦氏笔乘》中有许多弥补前人疏漏，进一步详释字词、掌故、典章制度的条目。例如正集卷二《酎金》条说：

汉诸侯王酎金失侯者甚多，按《汉仪》：“诸侯王岁以户口酎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注云“因八月尝酎会诸侯庙中，出金助祭，谓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酿醇酒也。味厚，故以荐宗庙。金，黄金也，不如法者夺爵。以《史》、《汉》注皆未明，特详疏之。

再如正集卷三《白打钱》条云：

王建诗：“寒食内人尝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韦庄诗：“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间分白打钱。”用修云：“白打钱，戏名，未明指为何事。”按《齐云论》：“白打，蹴鞠戏也。两人对踢为白打，三人角踢为官场。”又丁晋公有“白打大斯。”

以上两条均说明焦竑读书广博而精微，且学以致用，注重解惑。这样的注释对于阅读古籍当然大有助益。

由于时代相隔，文化嬗变，古今差异甚大，各代学者的注释难免出现种种失误。如任谬误流传，则贻害无穷，因此焦竑在讲学论道时十分重视纠正前人之误的工作。《焦氏笔乘》中也存有大量纠谬的内容，如正集卷一《赤族》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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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古人谓空尽无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称“其家赤贫”是也。

这是纠正前人注疏中对词义的误解，再如正集卷二《徐广注误》条中说：

《史记》：汉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下“日”当作“月”，刊本误耳。徐广以为：“‘望，日又食’，《汉书》及《五行传》皆无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所不纪。”此不通天文故也。盖日食必于朔，月食必于望。时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天变两见，故于望日下诏书修省。而诏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则因感月食之变，而益谨日食之戒故也。景帝“后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系以日，则此月朔望分食，非一日事也。

这是运用天文学知识判定徐广注解的错误。又如正集卷二《煮枣》条：

《樊哙传》：“从攻项籍，屠煮枣。”晋灼曰：“《地理志》无。今清河有煮枣城，《功臣表》有煮枣侯。”颜师古曰：“既云攻项籍，屠煮枣，则其地当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末详其处耳。”考《后汉·地理志》：“济阴郡冤句有煮枣城。”此正在大河之南，可以补《汉》注之阙。

此条涉及“煮枣”的地理位置，晋灼与颜师古意见不一。焦竑通过考察《后汉书·地理志》，明辨是非，既补充了颜师古注释之不足，又纠正了晋灼之误。此种正误的文字甚多，此不一一列举，但仅从上述几条，也足可看出《焦氏笔乘》中所含注疏资料的价值。

五

焦竑作为明代为考据学推波助澜并卓有成就的重要学者，其学术成果不仅体现在考辨伪书、纠正前人注释之误上，还主要地表现于对大批古代典籍的考证研究。《焦氏笔乘》成书之时，焦竑即在《自序》中说：“余观古今稗说，不啻千数百家，其间订经子之讹，补史传之阙，网罗时事，缀辑艺文，不谓无取；而肤浅杜撰，疑误观听者，往往有之。余尚欲投一枝于邓林间哉！”因而直接对古代文献研究考证成为《焦氏笔乘》的重要内容。其中有说诗文用字不当的，如正集卷一《太白诗误》：太白诗：“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按《史记》：“子房授书圯上。”注：“圯音怡，楚人谓桥为圯。”二字不应复用。

有论史书记载失误的，如续集卷五《〈通鉴〉之误》：《通鉴》载：“唐太宗臂佳鹞，望见魏征，纳之怀。征奏事久不已，鹞竟死怀中。”按白乐天《献续虞人箴》云：“降及宋瞡，亦谏玄宗。温颜听纳，献替从容。及瞡趋出，鹞毙握中。故开元事，播于无穷。”则是宋瞡谏明皇，非征与太宗也。乐天去当时未远，必有据依。今《唐书·征列传》亦不载此事。

有考古籍流传中版刻之误的，如正集卷一《盗竽》：《老子》：“服文采，带利剑，厌余食，而资贷有余，此之谓盗竽。”《韩非·解》云：“竽也者，五声之长也，竽唱则众乐皆和；大盗唱则小盗和，故曰盗竽。”今本误作“盗夸”，字相近而误也。

有评传引前人文句而昧其意义的，如正集卷三《〈通鉴〉误认〈汉纪〉》：

荀悦《汉纪》云：“高帝讳‘邦’ 之字曰‘国’，惠帝讳‘盈’之字曰‘满’，文帝讳‘恒’ 之字曰‘常’。”谓君讳，臣下所避者，故变邦为国，变盈为满，变恒为常以代之，示不敢犯也。故僖王曰矨王，恒王曰威公，蒯彻曰蒯通，庄助曰严助，皆此类耳。《通鉴》西汉诸帝下注，惠帝则曰“讳盈之字曰满”，文帝则云“讳恒之字曰常”，景帝则云“讳启之字曰开”，武帝则云“讳彻之字曰通”。是以盈之、恒之、启之、彻之为名，而以曰满、曰常、曰开、曰通为字，盖徇荀悦之文，而昧其义者也。然则刘季者，高祖之字也，而谓之曰“国”，可乎？

有疏证史书内容的，如正集卷三《孟子非受业子思》：《史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不察者遂以为亲受业于子思，非也。考之孔子二十生伯鱼，伯鱼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实为丧主，四方来观礼焉。子思生年虽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则既长矣。孟子以显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齐，其书论仪、秦，当是五年后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余年。孟子即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门，相为授受乎哉？《孔丛子》称孟子师子思，论牧民之道，盖依放之言，不足多信。

有列举同为一事而史籍记载相异的，如续集卷五《〈史记〉、〈吕氏春秋〉之异》：

《史记·吴起传》：“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 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 文曰：‘不如子。’ 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 文曰：‘不如子。’ 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 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吕氏春秋》载：“吴起谓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 商文曰：‘何谓也？’ 吴起曰：‘治四境之内，成驯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 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 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 吴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则而吾上，命也夫事君！’ 商文曰：‘善，子问我。我亦问子：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属之子乎？属之我乎？’ 吴起默然不对。少选，曰：‘与子乎！’”二书所载，即一事耳。《史记》称田文，《吕纪》为商文，所不可晓。太史公得于传闻，而《吕纪》先秦之书，或于记载为核。

还有续集卷四《逸诗》，指出了《诗经》三百零五篇之外散见于古代典籍文献中的“逸诗”篇名和诗句，说明孔子“当时删取之余，不为不多”。这一条先罗列了见于《家语》、《尸子》、《尚书大传》、《穆天子传》、《汲书》、《史记》、《国语》、《燕礼》、《左氏》、《琴录》、《楚辞》、《辨乐论》、《隋·乐志》、《吕览》、《大戴记》、《汉书》、《周礼》、《列女传》等古籍中的《卿云》、《盍归乎》、《薄招雍》等52 首逸诗的篇目；后汇集了《战国策》、《墨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说苑》、《史记》、《集韵》、《列子》、《左氏》、《国语》、《荀子》、《戴记》、《大戴记》、《庄子》、《尚书大传》、《管子》、《汉书》等文献中引用的未出篇名，只云“《诗》曰”的43 段诗文。

如上述之类的条目在《焦氏笔乘》中比比皆是，均为焦竑潜心钻研古籍的结晶，对于研究古代文献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上面从音韵、文字、辨伪、注疏、考据等几个方面，摘取例证论述了《焦氏笔乘》所包涵的文献学内容。此外，该书还有涉及目录、辑佚、专题资料汇集等等多方面的大量条目，限于篇幅，不再具体论述。

总之，《焦氏笔乘》内容广博，包含着丰富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论述明代以及中国古代文献学发展的历程，不能忽视对《焦氏笔乘》的探讨。

（原载《阴山学刊》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