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的文献学

焦竑，字弱侯，又字从吾、叔度，号澹园，又号漪园，生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享年八十岁。（关于焦竑生卒年，有不同说法。这里生年据容肇祖撰《焦竑年谱》，载《燕京学报》第二十三期。卒年据明代黄汝亨《祭焦弱侯先生文》，载《寓林集》卷二十）焦竑原籍山东日照，祖上在明初以军功封副千户，“宦游留金陵（今南京），二百余载”（焦竑《与日照宗人书》，载《澹园集》卷十三），遂世为南京人。焦竑幼年以经学为务，年长曾受学于督学御史耿定向，后又问学于当时名士罗汝芳。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一甲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后迁任东宫讲读官。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大学士陈于陛上疏建议修国史，并请焦竑总领其事。焦竑为此曾上《修史条陈四事议》，表达了自己对修史的意见。后因陈于陛病逝，皇宫三殿又遭大火，修史之事中止。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焦竑任顺天府乡试副主考，遭到嫉恨他的同僚陷害，以取士文体险诞的罪名，被贬谪为福宁州同知。次年，在官吏考核中他又被降级。焦竑非常痛恨那些为了取悦当权者而诬陷自己的小人，对官场之黑暗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于是愤然辞官归乡，专事讲学论道，著书立说，成为当时士林领袖人物之一。

焦竑是明代中后期一位著名学者，其学问涉及经学、史学、哲学、文学，以及宗教、博物、典章、金石、文字等诸多方面。其著述也颇为宏富，有《澹园集》、《澹园续集》、《焦氏类林》、《玉堂丛语》等二十余种。焦竑治学精博，在文献学方面也卓有成就。他既十分重视对前人文献的考订研究，也很注重对当代文献的收集整理，撰有《国史经籍志》、《俗书刊误》、《老子翼》、《庄子翼》、《焦氏笔乘》、《国朝献征录》、《熙朝名臣实录》、《逊国忠臣录》、《皇明人物考》等多种有关文献学方面的著作，在明代文献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焦竑其人其著的总体研究尚很薄弱，因而至今还没有见到从文献学角度对焦竑作出系统总结的专论发表。笔者不揣浅陋，试就焦竑在文献学方面的主张及主要贡献略加论述，以求得方家指正。

一、强调“小学固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

小学一说，古已有之，但其包含的内容，各代说法并不一致。周代小学教授六艺，故礼、乐、射、御、书、数都称为小学。汉代始指文字训诂之学为小学。但是宋代大儒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所谓小学仍为“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还是包括伦理、礼乐的混合体。焦竑则明确指出：“小学，谓文字之学也。”（《焦氏笔乘续集》卷五《小学》）并在《国史经籍志》的《小学》类后论中，对小学学问作了历史的叙述：

古者八岁入小学，习六甲四方与书数之艺，成童而授之经，迨其大成也，知类通达，靡所不晰，而小学始基之矣。《尔雅》津涉九流，标正名物，讲艺者莫不先之，于是有训诂之学。文字之兴，随世转易，讹舛日繁，三苍之说，始制字法，《说文》兴焉，于是有偏旁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孙炎、沈约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保氏以数学教子弟而登之，重差、夕桀、勾股与九章并传，而乡三物备焉，于是有算数之学。盖古昔六艺，乘其虚名，肄之以适用，而精神心术之微寓焉矣。古学久废，世儒采拾经籍格言，作可知而数难陈。孰知不得其数，则影响空疏，而所谓义者可知已，顾世之所显行，不能略也。

这段论述正确地指出，训诂学始于《尔雅》，文字学兴于《说文》，而训诂、文字、音韵为小学的主要内容。由于当时的学术偏向是重义轻数，“义可知而数难陈”，因而焦竑特别强调要重视小学这个治学的基础。

他在《小学衍义序》中，引述先师耿定向的话说：“先哲谓为学无小学一段工夫，故根基不立。”（《澹园续集》卷一）并在《六书本义序》中进一步概括说：“窃谓士于小学固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也。”（《澹园续集》卷二）焦竑对小学重要性有明确认识，自然会进行深入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评论“六书”

“六书”，是三代学者分析汉字形、音、义而归纳出来的六种造字条例，是文字学的基础理论之一。研究文字学，首先碰到的就是“六书”

问题。焦竑在《焦氏笔乘》中，有十余段文字评论汉代名儒以及宋代郑樵，元代熊朋来、周伯琦，明代杨慎、赵谦等人关于“六书”的看法，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周官》“六书”之名，即“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假借、转注”的前四种，不如班固的“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之说妥当，因为后者“因名而可以得其义也”。（《焦氏笔乘》卷六）汉字是表意文字，“象”字最能体现这一根本特征，焦竑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对于假借与转注，前人说法各异，且语焉不详，难以理解。焦竑以为，假借“义虽借而音不变”，“如兵甲之甲，借为天干之甲；鱼肠之乙，借为天干之乙”。（《焦氏笔乘》卷六）实际说的是借音不借义。《焦氏笔乘》卷六专有《古字有通用假借用》一节，从《易》、《诗》、《书》、《礼记》、《春秋》、《左传》、《说文》、《史记》、《汉书》、《孟子》、《庄子》、《山海经》等几十种文献中，摘引出一百多对通假字，以大量的具体例证为假借含义作了注脚。特举二例如下即可见一斑：《离卦》“离，丽也”；又云“明两作，离。”《礼·昏经》曰“纳徵束帛离皮。”《白虎通》云“离皮者，两皮也。”《三五历纪》“古者丽皮为礼。”离、丽古通用。《左传》昭二十五年“隐民多取食焉”；《国语》“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诗》云“如有隐忧”，隐当读为殷。隐、殷古通用。

至于转注，焦竑认为是“转音而注义”，“所谓一字数音也”。其例如“敦本敦大之敦，既转音顿，而为《尔雅》敦丘之敦，又转音对，为《周礼》玉敦之敦”。（《焦氏笔乘》卷六）焦竑还对假借与转注作了形象的比喻：“假借如假物于邻，或宋或吴，各从主人；转注如注水行地，为浦为溆，各有名字矣。”（《焦氏笔乘》卷六）焦氏对六书的见解虽然未必皆是，但用力精微，确有超过前人之处，不愧为一家言。

在深入研究中，焦竑发现“号称博洽”的郑玄、贾逵、杜预、刘向、班固、刘熙等汉代大儒，“其所训注经史，往往多不得古人制字之意”，于是专作《汉儒失制字之意》一节（《焦氏笔乘》卷六）加以批评，其论云：

姑以释亲言之，如云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母，牧也，言育养子也。兄，癋也，癋父法也。弟，悌也，心顺行笃也。子，孜也，以孝事父，常孜孜也。孙，顺也，顺于祖也……凡此率以己意牵合，岂知古人命名立义，固简而易尽乎？今以六书及许慎《说文》考之，盖父字从从｜，即手字，｜即杖，以手执杖，言老而尊也。母字从女从两点，女而加乳，象哺子形也。兄字从口从人，象同胞之长，以弟未有知而谆谆诲之，友爱之情也。弟字上象·角，中象擎手，下象·足，不良于行，义当从兄也。子字上象其首，下象并足，始生襁褓之形也。孙字从子从系，子之系，所以续祖之后也……细玩篆文，其义立见。乃漫不之省，辄为之附会，其说亦凿矣哉！

由此可见，焦竑不拘泥于陈说，注重结合字形探求文字的本义，确实具有高人一筹的训诂水平。

2撰写《俗书刊误》

焦竑关于小学的论著中，有一部专门纠正世俗错别字及不正规读音的专著，名为《俗书刊误》。该书共十二卷。一至四卷类分四声，刊正讹字，如说：“恭，俗作（），非”；“易，作籣非，籣乃古阳字”。五卷考字义，如云：“赤与尺通。《禽经》云：＇雉上有丈，饁上有赤。＇雉上飞能丈，故计丈曰雉，左氏‘都城百雉’是也；饁之上能赤，赤亦作斥，庄子‘斥饁’是也。”六卷考骈字，如：“合昏花朝放暮合，故名，俗讹呼合欢。”七卷考字始，如：“寺，从寸，法度处也。浮屠初入中国，止鸿胪寺，后佛氏所居因曰寺。”八卷考音义同字异，如：“庖牺”或作“炮羲”。九卷考音同字义异，如：“·仃（独行）；零丁（孤苦）；铃钉（矛名）；（小网）”。十卷考字同音义异，如：“红，音工，《汉书》作女红，别作红白之红。”十一卷考俗用杂字，如：“细毛月逿，一作绒；细布曰绒；细草曰茸（俱音戎）。”十二卷论字易讹，摘引了李昭*、柳豫、李阳冰、王观国等十多段前人关于字易讹误的论述，并举出了许多字形似是而非的例证。总之，焦竑是在对当时社会上语言文字流行的实际状况做了大量调查工作后，再经过理论分析，才完成这部专著的。他编撰此书的态度是科学和严肃的，对世俗用字既承认其约定俗成的变化性，又反对乱变滥变。正如他在该书《自序》中所说：“夫书有通于俗，无害于古者，从之可也。有一点一画，转仄从（纵）横，毫发少差，遽悬霄壤者，亦可沿袭故常而不知变哉？”《俗书刊误》是焦竑考辨俗字的一部文字学力作，对研究明代语言文字的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贡献很大。但该书亦有小疵，这主要是不大照顾文字简化的趋向，对一些常用俗字挑剔过苛。如说：“辞，俗作辞，非”，“机，俗作机，非”；“还，俗作还，非”；“难，俗作难，非”。而这些俗字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今天已成为社会公认的正式简化字，这是焦竑所始料不及的。

3 提出：“古诗无叶音”的创见研究文字离不开对音韵的探讨，因而音韵学也是焦竑治学必然涉及的领域。这方面焦竑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古诗无叶音”的著名论断。

“叶音”之说大约出现于六朝时期，当时学者读古书时感到用韵有不和谐的地方，便不加以深思地把某字改读为某音，称之为“叶韵”、“叶句”，而且以为古人也是如此以求和谐的。其实这是没有意识到古今语音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唐中叶以后改读古人文字以求叶韵的风气更加盛行。

宋代吴蒶的《韵补》、郑庠的《诗古音辨》也是以叶韵为基础编成的。焦竑在研究《诗经》时认识到，音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明确提出了“古诗无叶音”的创见。《焦氏笔乘》卷三专有《古诗无叶音》一节，其中说：

诗有古韵今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驺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与“·”，又音“五红反”而叶“蓬”与“·”；“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鸠”与“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岂理也哉？如“下”，今在“·”押，而古皆作“虎”

音：《击鼓》云“于林之下”，上韵为“爰居爰处”；《凯风》云“在浚之下”，下韵为“母氏劳苦”；《大雅·"》“至于岐下”，上韵为“率西水浒”之类也……使非古韵，而自以意叶之，则“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泽”何皆音“铎”，而无一字作他音者耶？《离骚》、汉魏去诗人不远，故其用韵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穿凿附会，良可叹矣。

焦竑在这里一扫前人读古音的谬误，建立了叶韵即古音的理论。受焦竑的启发，他的好友陈第进一步阐发其古音学理论，撰成《毛诗古音考》四卷，并请焦竑为之作序。陈第之书，列举四百余字，每字先以《诗经》自证，定其古音，后采其他经籍所载作为旁证，细致周到，确凿有据，使“古诗无叶音”之说成为不刊之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颇为推崇《毛诗古音考》，认为开创古音韵研究“以经证经”，“廓清妄论”

新局面，“此书实为首功”。（《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二《经部·小学类三》）而该书是对焦竑古音韵理论的具体论证和发扬光大，因此焦竑在我国音韵学发展史上，也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二、主张文献研究当“曲畅旁通，各极其趣”

焦竑认为，对古文献的认识不应该强求一律，而主张各抒己见，各极其趣。他在谈及唐代贡举《三礼》考试，诏颁天下以孔颖达疏为标准，学者不得违疏时说：“以理推知，唐氏此诏大为未当。圣贤之言，岂一端而已？学者当曲畅旁通，各极其趣，安有立定一说，而使天下强屈其见，以从一家也？”（《焦氏笔乘续集》卷三《注疏》）这种主张反映了焦竑反对官方垄断学术，向往学术自主自由的思想，在当时颇具积极意义。在此思想指导下，焦竑研究历史文献时，始终贯穿着自主的精神和博采的态度。这可从两方面说明。

1 辨古书真伪，纠前人之谬

我国古代文献，特别是魏晋以前的古籍中，有相当一部分作者名不符实，内容也为后人所·乱。对古籍作伪情况的考辨，是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焦竑在《焦氏笔乘》中有多条考辨文字，如论证《尚书》古文为汉儒伪作，《庄子》外杂篇多有假托，《史记》多为后人·乱等。

此外，还专设《伪书》一节，对诸多古书或考郡县，或考典章，或考人物，或考历法，或考辞语，论定《本草》非神农书，《山海经》非禹、益书，《三坟》非伏羲、神农、黄帝书，《三略》、《六韬》非太公书，《尔雅》非周公书，《左传》非丘明书，《汲冢》非周书，《子华子》非程本书，《仓颉篇》非李斯作，《列仙传》非刘向作。并指出：“此类甚多，或摹古书而伪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为辩释，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焦氏笔乘》卷六）焦竑大胆破除迷信古人的偏见，成为明代为考据学推波助澜并卓有成效的重要学者。这不仅体现于考辨伪书，还表现在纠正前人谬误之上。

焦竑以为，“篇籍遗文，世所常引，或不考其原而迷沿瞽袭，恬不知寤；或粗挟时名著述自见者，轻摇笔端，动多讹舛。”（《澹园集》卷十六《常谈考误序》）因而要注重对前人失误的考证。《焦氏笔乘》中有大量纠谬的内容。如卷二《徐广注误》一节中说：《史记》：“汉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下“日”当作“月”，刊本误耳。徐广以为：“‘望，日又食’，《汉书》及《五行传》皆无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所不记。”此不通天文故也。盖日食必于朔，月食必于望。时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天变两见，故于望日下诏书修省。而诏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则因感月食之变，而益谨日食之戒故也。

这是以天文知识判定前人之误。再如卷一《赤族》云：赤族，言尽杀无遗类也。《汉书注》以为“流血丹其族者”，大谬。古人谓空尽无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称“其家赤贫”是也。

这是探究词义认定前人之误。另外《焦氏笔乘续集》卷五《牺鰼》、《谷璧》、《黼·》等节，则以古器物知识纠正了《三礼图》之谬。这些都显示了焦竑考据的功力和见识。

2 注疏注重博采众说

古代文献流传久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人著作的意义不经注释就难以明了，因而传注是文献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焦竑在研究古代文献时，也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其主要著作有《老子翼》、《庄子翼》、《新刻七二十朝四书人物考注释》等。

焦竑认为：“道非一圣人所能究，前者开之，后者推之，略者广之，微者阐之，而其理始著。”（《澹园续集》卷一《刻两苏经解序》）因而在注疏工作中注重博采众说，兼收并蓄，以利于进行全面的研究。例如，焦竑编撰《老子翼》，穷搜博采，“辑韩非以下解《老子》者六十四家，而附以之《笔乘》，共成六十五家。各采其精语，裒为一书”。而且“所采诸说，大抵取诸道藏，多非世所常行之本。之去取，亦特精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六《子部·道家类》）此外，第七卷《附录》汇集了《史记·老子列传》、隋薛道衡《老子庙碑》等三十多种文献资料中有关老子的记述，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又因为“古书传世，为人所窜易者多矣，《老子》尤甚”（《老子翼·考异序》），焦竑又专设《考异》一卷，罗列异文三百六十余处，以供学者参考。《老子翼》真可谓明朝以前研究《老子》的集大成著作。再如《庄子翼》，“前列所载书目，自郭象注以下凡二十二家。旁引他说互相发明者，自支遁以下凡十六家。

又章句音义自郭象以下凡十一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六《子部·道家类》）另有《庄子阙误》一卷，《附录》一卷，汇集了有关庄子的资料。这也体现了焦竑博采的精神。

三、注重文献目录研究

目录对于整理古籍文献至关重要，大凡文献学家都很重视文献目录的研究。焦竑当然并不例外，他在目录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1 编撰《国史经籍志》

《国史经籍志》共六卷，首列制书类，次分经、史、子、集各自为卷，末附《纠谬》一卷，是焦竑参与编修国史时独立完成的一部目录学著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该书远承郑樵《通志·艺文略》，采用通记古今存佚之书的方法编撰而成，但仍名之曰《国史经籍志》，有名实相乖之弊。加之有些书目考订不精，受到《四库全书总目》编者的讥评。但是，平心而论，《国史经籍志》得远大于失，是研究明代文献发展史绝不可缺失的重要目录。

焦竑认为，书籍划分类例犹如用兵布局，“部分不明则兵乱，类例不立则书亡”。（《国史经籍志》卷三《史类·簿录序》）因而他十分注重类例的部分，其具体见解在《国史经籍志》中有集中的反映。《国史经籍志》基本沿用荀勖四部分类法，只是多设《制书》一类，以便收录御制书籍及中宫著作，反映了焦竑注重当朝，敢于变革传统类目的精神。四部之下分为49 大类，大类之下又多设三级类目。其中经部的易、书、诗、春秋、礼、乐、孝经、杂史、起居注、食货、仪注、法令、传记、地理、谱牒、簿录类，子部的道家、释家、兵家、天文家（附历数）、五行家、医家、艺术家类，集部的别集之下，又共设342 小类。这些细目除少数有过繁之嫌（如五行家下设28 小类），大部设置较为合理，且不乏别出心裁之处。如经部春秋类单列“石经”小类，子部艺术类另设“啸”

小类，均为焦氏新设类目。此外，在二级类目之后大都撰有后序，加开篇总序，共50篇序论，较系统地说明了文献流传的情况，阐述了焦竑对类例划分的观点，对于我们了解古今学术源流和概况，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特别是《纠谬》一卷，意在驳正《汉书》、《隋书》、《唐书》、《宋史》诸艺文志，以及《崇文总目》、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诸家分门之误，内容丰富，甚有见地。如《尔雅》为训诂之书，而《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分别入“孝经”和“论语”类，焦竑改入“小学”，诚为允当。再如《钱谱》，《唐志》列入“农家”，《崇文总目》入“小说家”，马氏《经籍考》入“故事”，而焦竑依书籍内容分类改入“食货”，说明其见解确有高出前人之处。

2 其他目录工作

除了《国史经籍志》专著外，焦竑还做了不少零星的目录整理工作。

仅《焦氏笔乘》就有十余节有关书目的文字。如《〈史通〉所载书目》一节列出《史通》涉及书籍146 种；《〈世说〉注所载书目》一节又在《史通》所见书目之外列出67 种。又如《夏英公字书》节列出夏氏《集古篆韵》所引书目89 种，《杨用修字书目》节列出杨氏闻见字书93 种。

《英公、用修有闻见字书目其未备者辄疏于此》又列出字书183 种。这些书目所罗列的古籍，有不少并未著录于《国史经籍志》，因而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四、大力收集、整理古今文献

焦竑认为：“古今良史，多资故典会萃成书，未有无因而作者。”

（《澹园集》卷五《修史条陈四事议》）因而，对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十分重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 建议购求图书资料

焦竑受陈于陛荐举参与编修国史时，曾上奏《修史条陈四事议》，其中有“书籍之当议”一条，表达了关于收集图书资料的意见。焦竑认为，“金匮石室之中当备有载籍，以称昭代右文之治”，可是当时的状况却令人极不满意。正如他所说：“臣向从多士之后，读中秘之书，见散失甚多，存者无几。籍令班马名流，何以籍手？”于是建议朝廷仿照永乐初年购求遗书的做法，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图书收集工作。至于收集工作如何进行，焦竑在奏议中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责成省直提学官加意寻访。见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书故家愿以古书献者，官给以值；不愿者，亦钞写二部。一贮翰林院，一贮国子监，以待纂修诵读之用。即以所得多寡为提学官之殿最。书到置立簿籍，不时稽查，放失如前者，罪之不贷。此不但史学有资，而于圣世文明之化未必无补。

焦竑此议，当时虽然未能大获成效，但是可反映出他重视收集文献资料的卓越见识。

2 推动图书编辑刊行

焦竑不仅倡导收集文献资料，而且身体力行，尽力推动图书的编辑刊行。焦竑的文章结构严谨，句法缜密，文思流畅，在明代文坛负有盛名，当时文人绅士多以获得焦竑一传一文一序为荣。焦竑也借机大力推动各种书籍资料的编印。仅就《澹园集》、《澹园续集》所载序文而言，焦竑即为百余种书籍资料作过序，这肯定有助于文献的流行。

焦竑自己也做了大量编辑文献并加以刊行的工作，除了上文已提到的焦氏著作外，还有《中原文献》、《京学志》、《两汉萃宝评林》、《刻宋郑一拂先生祠录》等多种。由于焦竑学识广博，所辑文献内容丰富，且极有价值。如明代大学者杨慎逝世后，焦竑精心搜罗杨氏零散著述，汇编而成《升庵外集》百卷。该书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物、器用、饮食、典籍、杂著、语言、文字、动物、植物等诸多方面，均为杨慎记述掌故、考证事实的研究成果，幸赖焦竑编辑刊印才使得这些珍贵资料免于散佚。

3 撰辑《献征录》

焦竑进行的大量文献资料汇辑工作中，最受推崇的著作是《献征录》。

《献征录》亦称《国朝献征录》，凡一百二十卷，收集明初至嘉靖二百年间三千余人的传记、行状、墓志铭、神道碑等基本史料，编成一部多达四百余万言的煌煌巨帙。焦竑主张，史载人物“当贵贱并列，不必以位为断”；“善恶并列，不必以人为断”（《澹园集》卷五《修史条陈四事议》）；因而，《献征录》“举一代王侯将相、贤士大夫、山林瓢衲之迹，巨细毕收”（《献征录·顾起元序》），内容极为丰富。“此录出而一代之人材政事如指诸掌，览者资之为政鉴，作者资之为史材。”当时“学士大夫向往此书，借观至于简渝传写，为之纸贵。”（《献征录·顾起元序》）清初史学家万斯同曾经对明代史学成果进行过评述。他在《石园文集》卷七《寄范笔山书》中指出：遍览有明一代诸家纪事之书，无一足满人意；惟有焦竑《献征录》一书，搜采最广，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传，欲撰修明史可备采择者，仅此一书。万氏的意见足可说明《献征录》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地位。

当代海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也对《献征录》倍加赞誉。如日本学者和田清认为，《献征录》可补正史之不足，并根据《献征录》的史料，证明《明史》所载明成祖起兵靖难，挟兀良哈三卫胡骑南征，是不可信的俗说。德国学者傅吾康也曾在研究明代史籍后，提出重印《献征录》是明史研究最急切的工作。（参见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国朝献征录》卷首，黄彰健《国朝献征录影印本序》）台湾学生书局与上海书店分别于1965年、1987年影印出版了《献征录》，可谓明史研究的一件幸事。

4 编写《玉堂丛语》

焦竑汇辑文献资料的成果中，《玉堂丛语》也是一部值得特别提及的著作。

《玉堂丛语》八卷，体裁模仿《世说新语》，划分五十四类，分条胪载明初至万历年间的翰林人物及其他名人事迹。书中材料来源有三。其一，是作者亲身耳闻目睹的记录。其二，采自有关人物的传状、碑铭、年谱。其三，摘自文集、笔记和杂著，凡引资料均注明出处。所引书籍六十余种，其中十余种原书已经亡佚，这部分材料全靠此书才得以保存。

明代顾起元在《玉堂丛语序》中，赞扬此书“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史料价值颇高。郭一鄂《玉堂丛语序》也说：“该书体裁仍之《世说》，区分准以《类林》，而中所取裁抽扬，宛然成馆阁诸君子一小史然。”

《玉堂丛语》主要记载翰林人物言行，而实际叙述却远远超出此限。

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即五百有余，上自封建帝王及中央六部等各衙门官员，下至知府、知县等大小官吏，均有涉及。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礼仪、文化、宗教、天文以至中外交通等诸多方面，甚为丰富。清朝编修《明史》时，也吸收了《玉堂丛语》的许多内容。不过，《明史》编修时按照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和要求取材，把许多具体的、反映历史真实的材料删去了，而在《玉堂丛语》中却多有留存。因此，该书所记内容有不少可弥补《明史》之缺。如《明史》卷七《成祖本纪》与《玉堂丛语》卷四《调护》，均记有明成祖死于榆木川后秘不发丧，收集军中锡器为殓具，载以龙舆，“朝夕上膳如常仪”的情况。但在《玉堂丛语》记载中却多出了“锡工尽除，以灭其迹”的内容。这一情节可能在修《明史》时，为掩盖统治者的暴行而删除了，幸赖《玉堂丛语》的载录才使后人对当时实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再如，一度执掌朝政大权的首府张居正，曾归葬父亲。他在路途的所作所为《明史》一字不载，《玉堂丛语》卷八《汰侈》却对其奢侈排场的情况作了具体记载。这些都说明《玉堂丛语》是研究明史不可忽略的一部重要著作。

焦竑关于文献学方面的主张及成就还可举出数端，限于篇幅，不再论述。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焦竑是明代一位成就卓著的文献学家，在中国文献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原载《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五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