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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经济大潮已经席卷了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农村里的好些半大小伙子都走出去了，上新疆、下广州，都想着要到大城市去。兵回来的时候说的最多的还不就是那句话吗，东西南北中，赚钱到广东。土地已经不能吸引这新生的杨树沟的小伙子们，军记得小时候，他爹常常蹲在地头上抽黄烟，目光里满是欣喜和安宁。可是再想想他们这一辈，尤其是比他小，如聋拐的尕尕、那个辍学的鲁学亮，他们已经不喜欢这养育了一辈辈先辈的黄土。对于这，他爹肯定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就是想不通人能离得开土地。尽管兵是比较早一点放弃土地的新生代，再加上他还算是尝到了没有土地也能过活的甜头的人，可是对于这一点，他爹依然表现出不以为然。可是现实是不容你有多喜欢和热爱，这两年军发现他爹对于粮食的感情出现了动摇，不为别的，只是这两年种出来的麦子不值钱了，就连粮站原先收的公粮也不要了，改成现金了，这下可是愁坏了杨树沟里的老百姓。这就不得不说到发生在杨树沟的那个大事件。

自从商鞅变法推行“井田制”开始，就有了延续几千年的皇粮国税。杨树沟自包产到户以来也是年年收成完了要交公粮、购粮的。每年秋收完成，大队文书就把各家应交之数写到纸上发到各家。家家户户要按数到公社粮站交公粮，没有人家不愿意的。于是车拉驴驼，摇辕动马，早出晚归，交了粮这劳累了三夏的农人也便觉心安理得了。跟公粮一起交的还有购粮，那是国家根据统一价格收取一定数量的粮食，并给予一定的现金。一年到头也超不过一百块，可就是这些钱已经让种地农民兴奋不已。大家拿着那一张张花花绿绿的钞票，蘸着唾沫数了一遍又一遍，到商店里摸摸花布、瞧瞧酱醋，始终舍不得手里钱。等几天吧，这钱都没揣热乎哩。

后来这购粮就不收了，可公粮还交。就在前几年，突然说粮站不收粮食了，各家各要把上交公粮折合成现金交给大队。这下可就有人犯难了，这钱可从哪里来哩。有些人就偏是要硬跟这上面的人做对，下沟里的雷发仁就是个不消停的人，反正就一句话：要麦子、有；但说要钱，没！可是大队的书记、主任可不行，硬是逼着他交，还给他设了期限----最迟不能过了十一月。说实话，这雷发仁的日子可也是不好过。雷发仁的父亲共育得他们弟兄共五个，分别是“仁义礼智信”，他们的爹娘死得早，但留下弟兄五个，也只是雷发仁成家立业了，育得两儿一女，其余四个也都老大不小，可是都不成器，也都是“光杆司令”。成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尤其那两个小的，发智、和发信，小时候就爱干个偷鸡摸狗的勾当，到大了也是恶习难改，就去年，弟兄两个都坐了回“班房子”。

一家人的地就交给大哥雷发仁两口子了，地多人力少，化肥又使不全，可真是广种薄收了。平日里弟兄几个不见人影，地里帮不上忙，可是等庄稼收了，冬三个月那一帮“讨吃”又回来了。你能不让他们吃吗？丢脸子吗？那可不行，还不都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就这样，可真是苦了那雷发仁两口子，日子可真是紧巴巴的，缺吃少穿，青黄不接那可是常事。那些年，雷发仁的三个娃娃陆陆续续上小学、上初中，光这三个的学杂费就够他受的了。求爷爷告奶奶，东借西凑，都指望着秋里的收成。可恰是那些年，干旱哩、冰雹哩，庄稼地里也刨不上吃食了，手里哪里还有钱哩。杨树沟人常说：手里没铜，不敢胡行。这以前好哩坏哩不是还有些粮食吗，可如今人家非要钱。那一次，雷发仁也是逼急了，就跟那个收税的“工作组”说：“我种下的就是麦子，又不是钱，你们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说完用两只冒火的眼睛盯着“工作组”看了半天。村支书一看情形不对，拉着“工作组”走了。可是这税是无论如何免不了的，雷发仁的驴脾气犯了，越想越不是个事，他决定把事情闹大。其实大家都从心底里是不接受的，像雷发仁这样交不上税的人也不在少数。

当时有个说法是，连五庄一带属于那二阴山区，能种出麦子就不错了，至于那品相和质量就根本没法跟那水川地里的粮食比了，也因此从今年开始粮站就不收这种有点瘪的麦子了。可是大家都觉得今年的麦子可比去年饱满，去年都还收哩，今年为啥不收？雷发仁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啥？他就不信这个邪，他说他要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那几天，他左衣兜里装着去年的麦子，右衣兜里装着今年的麦子。先是找乡长，乡长没搭理。后是找书记，可找了几天也没找见。他就在乡政府里转悠，见人就掏出两年的粮食比着看，可是那些个人只是嗯啊，也是笑笑，没办法解决他的这个问题。

离大队收税的期限可是越来越近了，这书记就是遇不上，不是开会就是下队。有一天雷发仁好不容易看见一辆黑色桑塔纳开进了乡政府大院，他早先就已经跟人打听过了，人们说书记座的是“黑车”。

这一次书记被堵在了办公室里。雷发仁照旧掏出两年的麦子，捧在手心里给书记看。

“书记呀，你看看、看看，这比上去年的都饱满多了，为啥不收？”

书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脸色铁青，透过镜片瞥了一眼雷发仁手里的粮食，吐出几个字：“这是上面的政策，我也没办法！”

书记可能早就知道了他这两天在闹腾，所以一进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句话把问题推到“上面”。

“政策是死的，可这人是活的呀”，雷发仁索性把手里的粮食放在了书记的桌子上，拍拍手说，“这上面不了解情况，难道你们乡政府就不了解吗？不了解也行，我现在就把粮食放到你跟前，你们自已看呀！”雷发仁两只眼睛里像是要冒火了，情绪很激动。可书记那里肯吃他的这一套，自从来到这里还没人敢在他的办公室里咆哮。但人家也算是念过几年书，知道个“孰轻孰重”的道理的。想：这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不要硬碰硬的好，于是压了压心头的火说：“你看，是这样，啊！这种粮纳税可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收粮还是收钱也是国家定的，我们也是没办法。不行你回去，再想想办法，我跟你们支书说，就给你再宽限几天。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你也要理解政府哩吗！”

雷发仁心里清楚，这是领导的缓兵之计，你再宽限多少日子都不中，一分钱逼死个英雄汉呢，反正还是没钱。他看这书记还是不肯为他开绿灯，心想“一不作二不休”，你不是说上面定的吗，那我就找找上面。他又把桌子上的粮食揽到手里装到了口袋里，一边还说：“我就去问问，我地里种出来又不是钱，就是麦子，为啥不收？！”

他还是这句话，他觉得这可是说到里都是占住理的！

雷发礼也恰好在家里，听了大哥在乡政府的回答，也是有点“义愤填膺”的样子，说：“哥，不行咱就直接走北京！”

北京，那可不是说走就能走的呀。雷发仁长这么大连县城都才去过一次，这北京那有这么轻易去的。

“哥，反正已经闹都闹了，不行就闹大。”

“可我们这事北京会不会嫌小，不管。”

“百姓无小事，三农无小事。新闻里不是天天在说吗，那里还有嫌小的。那秋菊还不是为了个芝麻大点事一级级的告状哩吗，农民交税比上她那个事能算是小事吗？”

兄弟俩盘算了一晚上，第二天悄没声息地不见踪影了。

村支书上家里又找了几回也不见人兄弟俩，只有雷发仁的媳妇去一次哭一次，反正也没钱拿出手，支书也没辙。

其后的十来天里支书和大队的人都再没有上过雷家的门收税，听说支书和主任还被乡党委书记叫去谈话了。人们纷纷议论，说是这雷家兄弟可是拿到“尚方宝剑”了，人还没回来，北京的官方调查函可早已发到了县委书记的办公桌上了。为这，据说“上面”很是震怒，把个乡党委书记狠狠地批了一通，并要他回去做好安抚工作，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永兴县好事没出过，可这坏事可是一下子传到北京城了，能不让“县太爷”们发火吗？乡党委书记回来也是对村上两个干部“依葫芦画瓢”，大发雷霆了一番，支书和军他叔据说是吓得大气都没敢出。那书记也是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项法规、条例研究了个遍，也是认识到了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着遗漏和偏差。说实话这些年县乡两级政府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是有“走样”、“出轨”的现象。可是偏偏这事就让雷家兄弟抓了把柄，能怎样呢，人家都是敢创“紫禁城”的人，能怎样，只能是“牙掉自个吞”----忍了。可是这支书那里肯忍得了这一口气，回来的路上在军他叔跟前放了话，这个“仇”一定要报。

那两天杨树沟可真是炸了锅，又是寒冬腊月，家家是闲人，晚上没事干，便凑到一起就“榨浆水”（杨树沟人习惯把没事聊天这样叫）于是，干话台上、犄角旮旯、赌博场上、酒局饭桌之上全是雷发仁兄弟到北京“上访”的故事，说得神乎又神。

“听说那都是管吃管住的，四菜一汤哩。”

“敢情是吃宴席哩吧，看把他能的，你以为上访是多光荣的事，还管饭，我看是他们吹牛皮。”

“那地方大得很，全国各地的人老多了，有的还是常年累月的在那蹲守哩，就想着见见‘大干部’哩！”

“大干部，北京城里那一个不是大干部。‘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不到京城不知道官小’。那北京城里随便甩块砖头出去，砸倒的十有八九就是个副部级呢，那个不是大干部。”

“这两个家伙也真是的，你说不收粮食的事就行了，偏偏把个村上乡上的那些个见不得人的事也给告了，要不然那乡长书记也不会发那么大火。”

“人家那是担心不受理他们这个芝麻大点事，就凑了些他们的‘黑帐’”。

…… ……

大家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有些是传言，有些是雷家兄弟偶尔在人前说的。

原来这俩人果真是害怕他们那点事人家不理，就把这些年村上、乡上“救济面分配不公”，“私吞惠销粮”，“义务工安排不均” ……反正就是罗列了好些罪名。

后来又陆续传言，“那京城里的官员说话就是不一样，热情得很、客气得很。”

“我们杨树沟的人可真是太能忍了，有个那河南人，为了讨个公道在京城里待了八年，那可真是八年抗战呐，不容易呀！”

“这党的好政策都让这一帮‘歪嘴和尚’给念歪了，下面的老百姓知道啥哩，那些个政策都写在了纸上，没一样落实到我们头上。”

后来的事自然是雷家兄弟胜利了，这一年的税减免了一半，另一半可以交钱，也可以交粮。

这支书当然无法咽下这口气，心里窝囊得很，好久没出门了。心里想想这以后还怎么领导个这一沟的老百姓哩，这以后哪一个老百姓还信他说的话呢。这一下，雷家老大可真是把老天爷捣了个窟窿，埋下个祸根了。

再说那汪秀自从那日被军问急了，匆忙间回了家，此后的日子里也是千方百计地躲着军，可是这心里那里能避开呢？这每一个没瞌睡的晚上就一遍遍地想着军的那些话，想着军那双热辣辣的眼睛。又加上这婆家里催、娘家里也催的，这让她也一时间竟想起军的好来了。也不知道这么些日子人家是不是真以为跟我没戏了，就又找着别的人了。可是，可是她那天跑出去并不是不喜欢军，只是觉得太突然，她不能一下接受而已。可如今，这心里的话怎么传给军呢，她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好。

毛梅兰原来在沟脑里的一块地，就是遇着蛇的那块地，她舍不得给，说是要再种几年，等张有娶了媳妇后再说。军他爹也乐意，反正两块地也连着，土地又肥，吃苦这事对他来说本来就不是事，两人一合计就在那两块里种了些“八号”。有个帮手就是不一样，军他爹走路都有精神头了，那天六二四的妈还开他的玩笑哩：“军他爹，你这是遇着第二春了，不知道乏的了。你看你一天哼哼曲儿唱着哩，精神大得很呐！”

还真是，自从这毛梅兰来了后，他可真是变了个人，话也多了，吃饭也香了，尤其是嘴里还时不时地哼上两句“苍天不负宝钏盼，苦难夫妻终团圆”哩。真可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一段日子串门子都少了，聋拐都说他，好久没来喧谎了，是不是让媳妇管住了。

毛梅兰也很快跟邻舍们熟了。时不时也到六二四家、娘娘保家串门，有时谁家忙了能帮上也就去帮。她人好，心眼不坏，跟谁都能和得来，大家也喜欢。

毛梅兰也是最近才听军奶奶唠叨起军的婚事，也是从奶奶那里知道了军跟汪秀的情况。所以她平日里也就对这个汪秀难免多看了几眼，眼瞅着这个女的也不错呀，“双眼皮、薄嘴唇，一看就是个明白人”。偶尔在巷道里碰到还是主动跟汪秀打过招呼的，汪秀也是嗯啊半天才觉得应该叫个婶子的，不过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说上一句话呢。

那天，是星期天，毛梅兰手里纳着鞋底，不觉间就走到娘娘保家里去了。

汪秀的奶奶说是让人请去“讲迷信”了，她公公自然是跟去伺候奶奶了，婆婆呢也是趁着礼拜天回娘家了，家里只有汪秀娘儿俩。进去了，就不好立马出来了，正好她还没跟这汪秀说过话，现在就是个机会。汪秀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她就在门槛上坐下来，一面纳鞋底，一面想着跟汪秀说会话。可是两个人毕竟不熟，这头就不好开。

“汪老师，这保儿是不是写作业哩？”毛梅兰是想知道保儿在不在家里。

“没呢，哪有这么上进哩，这会都不知跟谁疯去了。这娃娃，可愁死我哩！”这保儿其他都好，就一样----贪玩。

“男娃娃吗，就是顽皮些，我们家有儿小时候也是这样，一天到晚不着家。哎，不过现在大了，倒还懂事多了。”毛梅兰把鞋底拿在手里，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说：“我们女人拉个娃娃可真是难呀！”

汪秀知道她跟面前这个女人算得上“同病相怜”，她也隐约感觉到毛梅兰是有意到家里来跟她聊天的。正好，借此还可以问问军的情况。

她把一件件衣服晾在了晾衣绳上，一家人的衣服，她可是洗了一个早上了。

“婶子，到屋里坐吧，给你倒点水吧？”

“不要了，就在这里，你看这太阳也热火。你也过来歇歇。”

汪秀真是有点累了，腰酸背痛的，也就找了个马札坐到了毛梅兰的一侧。

毛梅兰看着坐在一旁的汪秀，心里涌起的是复杂而又激动的情绪。看着汪秀，她似乎想起了十几年前的自己，就跟眼见的汪秀一样，突然间没了男人，就仿佛是整个天都塌了。那些日子里除了眼泪，还是眼泪，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那时候，哪里还敢提改嫁的事，公公婆婆要管着，还要防着邻舍们的闲言碎语，她就那样委屈着过活了整整十五年。现在眼前的这个女人跟她一样，公公婆婆的冷眼、乡里乡亲的鄙视都得忍受。和她一样，汪秀也是舍不得娃娃，走不出这一步。

毛梅兰想跟汪秀说些闲话，可是她始终不敢说出口，毕竟两人也不算太熟，她又知道她和军有那么一出。可是不说出来，她又觉得心里憋得慌，因为两个人还算是有着相同遭遇的人。其实汪秀从内心里对眼前这个女人也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一方面是她知道毛梅兰的情况，一方面更是因为毛梅兰身上所具备的亲和力。

毛梅兰到底还是开口了：“汪老师呀，这么些年可真是苦了你了。我知道一个女人拉扯个孩子有多难，我就是从那里走过来的。都是女人，心里的委屈都是一样的，我当年想着走一步，那可是比登天都难，婆家里人盯着你，就连娘家的爹妈也不怎么支持，总说着娃娃大了再说，可是我们心里的苦谁知道哩。最可气的是有儿他爷爷奶奶动不动就说我是克夫的命，他们家儿子好像是我害死的一样。有时候，我真得想着死了算了，可是看看没成人的娃娃也就只能忍受了。”说着，毛梅兰不禁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手里的鞋底抱在了怀里。

汪秀心头郁积的愁苦也像一块坚硬的冰块，毛梅兰的眼泪一滴滴就打在她的心尖，那块封冻了许久的坚冰也忍不住化作了哗哗的泪滴。

她并没有当着毛梅兰的面流眼泪，她稍稍斜着身子，面向着门口。可是那冰里有太多的水分，一时竟决堤般地“肆虐”开来。尤其是她也常被婆婆骂成是“伤夫、克夫”的贱命人，她也何尝不曾想到过了断了自己。

生活在传统力量无比巨大的社会里，尤其是那广大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哪一个没有尝过“低三下四”的滋味呢？ 在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把女人当成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虽然没了旧社会的礼教传统，可是在一个家里女人可能承担着更重的责任。她们肩负着结婚、生子、养育孩子、洗衣做饭、照顾老人、伺候老公、养家糊口的重任。农忙时节，劳累一天的人们回到家里，男人可以躺下来喝茶、抽烟……可是女人，不管多累多苦，你还要做饭、洗锅、喂猪，既伺候人、也伺候畜生。她们像牛马一样，承载着生命之车，在崎岖坎坷的道路上艰难的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