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石窟的源流问题
石窟的制作受佛教之启迪，毫无疑问，但印度Ajanta诸窟之平面，比较复杂，且纵穴甚深，内有支提塔，有柱廊，非
壁面
我国所有。据von Le Coq在新疆所调查者，其平面以一室为最普通，亦有二室者。室为方形，较印度之窟简单，但是诸窟的前面用走廊连贯，骤然看去，多数的独立的小窟团结一气，颇觉复杂，这种布置，似乎在中国窟与印度窟之间。
敦煌诸窟，伯希和书中没有平面图，不得知其详。就相片推测，有二室联结的。有塔柱，四面雕佛像的。室的平面，也是以方形和长方形居多。疑与新疆石窟是用于一个系统，只因没有走廊联络，故更为简单。
云冈中部诸洞，大半都是前后两间。室内以方形和长方形为最普通。当然受敦煌及西域的影响较多，受印度的影响较少。所不可解者，昙曜最初所造的西部五大窟，何以独作椭圆形、杏仁形，其后中部诸洞，始与敦煌等处一致?岂此五洞出自昙曜及其工师独创的意匠?抑或受了敦煌西域以外的影响?在全国石窟尚未经精密调查的今日，这个问题又只得悬起待考了。
（四 ）石刻中所表现的建筑形式
(一)塔
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塔分两种:一种是塔柱，另一种便是壁面上浮雕的塔。
甲 塔柱是个立体实质的石柱，四面镂着佛像，最初塔柱是模仿印度石窟中的支提塔，纯然为信仰之对象。这种塔柱立在中央，为的是僧众可以绕行柱的周围，礼赞供养。伯希和《敦煌图录》中认为北凉建造的第一百十一洞，就有塔柱，每 面皆琢佛像。云冈东部第四洞，及中部第二洞、第七洞，也都是如此琢像在四面的，其受敦煌影响，当没有疑问。所宜注意之点 ，则是由支提塔变成四面雕像的塔柱，中间或尚有其过渡 形式,未经认识,恐怕仍有待于专家的追求
稍晚的塔柱，中间佛像缩小，柱全体成小楼阁式的塔， 每面镂刻着檐柱、斗栱，当中刻门供形(有时每面三间或五间), 浮雕佛像，即坐在门拱里面。虽然因为连着洞顶，塔本身没有顶部，但底下各层，实可像当时木塔极好的模型。
与云冈石窟同时或更前的木构建筑,我们固未得见,但《魏书》中有许多建立多层浮图的记载，且《洛阳伽蓝记》中所描写的木塔，如熙平元年(公元五一六年)胡太后所建之永宁寺九层浮图，距云冈开始造窟仅五十余年，木塔营建之术，则已与臻极高程度，可见半世纪前，三五层木塔，必已甚普通。
至于木造楼阁的历史，根据史料,更无疑的已有相当年代， 如《后汉书》陶谦传，说“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而汉刻中，重楼之外，陶质冥器中，且有极类塔形的三层小阁，每上一层面阔且递减。我们可以相信云冈塔柱，或浮雕上的层塔，必定是本着当时的木塔而镌刻的，决非臆造的形式。因此云冈石刻塔，也就可以说是当时木塔的石仿模型了.
属于这种的云冈独立塔柱，共有五处，平面皆方形(《伽蓝记》中木塔亦谓“有四面”)列表如下:
东部第一洞 二层每层一间东部第二洞三层每层三间
中部东山峪中塔洞五层?每层?间西部第六洞 五层每层五间
中部第二洞 中间四大佛像四角四塔柱九层每层三间
上列五例，以西部第六洞的塔柱为最大，保存最好。塔下原有台基。惜大部残毁不能辨认，上边五层重叠的阁，面阔与高度成递减式，即上层面阔同高度，比下层每次减少，使外观安稳隽秀。这个是中国木塔重要特征之一，不意频频见于北魏石窟雕刻上，可见当时木塔主要形式已是如此，只是平面，似尚限于方形。
日本奈良法隆寺，藉高丽东渡僧人监造，建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六〇七年)。间接传中国六朝建筑形制。虽较账平元年永宁寺塔晚几世纪，但因远在外境，形制上亦必守旧不能如文化中区的迅速精进。法隆寺塔共五层，平面亦是方形:建筑方面已精美成熟，外表玲珑开展。推想在中国本土，先此百余年时，当已有相当可观的木塔建筑无疑。
至于建筑主要各部，在塔柱上亦皆镌刻完备，每层的阁所分各间，用八角柱区隔，中雕龛供及像(龛有圆供、五边棋两种间杂而用)柱上部放坐斗，载额枋，枋上不见平板枋。斗拱仅柱上用一斗三升;补间用“人字供”;檐椽只一层，断面作圆形，椽到阁的四隅作斜列状，有时檐角亦微微翘起。椽与上部的瓦陇间隔，则上下一致。最上层因须支撑洞的天顶，所以并无似浮雕上所刻的刹柱相轮等等。除此之外，所表现各部，都是北魏木塔难得的参考物。
又东部第一洞第二洞的塔柱，每层四隅皆有柱，现仅第二洞的尚存一部分。柱断面为方形，微去四角。旧时还有栏杆围绕，可惜全已毁坏。第一洞廊上的天花作方格式，还可以辨识。
中部第二洞的四小塔柱，位于刻大像的塔柱上层四隅。平面亦方形。阁共九层，向上递减至第六层。下六层四隅，有凌空支立的方柱。这四个塔柱因平面小，故檐下比较简单，无一斗三升的斗棋、人字棋及额枋。柱是直接支于檐下，上有天坐斗，如同多立克式柱头(Doric order)，更有意思的就是檐下每龛门供上，左右两旁有伸出两卷瓣的供头，与奈良法隆寺金堂上“云肘木”(即云形供)或玉虫厨子柱上的“受肘木”极其相似，惟底下为墙，且无柱故亦无坐斗。
这几个多层的北魏塔型，又有个共有的观象，值得注意的，便是底下一层檐部，直接托住上层的阁，中间没有平坐。此点即奈良法隆寺五层塔亦如是。阁前虽有勾阑，却非后来的平坐，因其并不伸出阁外，另用斗拱承托着。
乙 浮雕的塔，遍见各洞，种类亦最多。除上层无相轮，仅刻忍冬草纹的，疑为浮雕柱的一种外伊东因其上有忍冬草，称此种作哥林特式柱(Corinthian order)，其余列表如下:
一层塔--
①上方下圆，有相轮五重。②方形。
三层塔--平面方形，每层间数不同。
①中部第七洞，第一层一间，第二层二间，第三层一间，塔下有方座，脊有合角鸱尾，刹上具相轮五重及珠宝。
②中部第八第九洞，每层均一间。
③西部第六洞，第一层二间，第二、三层各一间，每层脊有合角鸱尾。
④西部第二洞，第一、二层各一间,第三层二间。五层塔-平面方形
①东部第二洞，此塔有侧脚。
②中部第二洞有台基，各层面阔、高度均向上递减。③中部第七洞。
七层塔一一平面方形。中部第七洞塔下有台座，无枭混及莲瓣。每层之角悬幡，刹上具相轮五层及宝珠。
以上甲乙两种的塔，虽表现方法稍不同，但所表示的建筑式样，除圆顶塔一种外，全是中国“楼阁式塔”建筑的实例。现在可以综合它们的特征，列成以下各条。
(一)平面全限于方形一种，多边形尚不见。
(二)塔的层数，只有东部第一洞有个偶数的，余全是奇数，与后代同。
(三)各层面阔和高度向上递减，亦与后代一致。
(四)塔下台基没有曲线枭混和莲瓣，颇像敦煌石窟的佛座，疑当时还没有像宋代须弥座的繁褥雕饰。但是后代的枭混曲线，似乎由这种直线枭混演变出来的。
(五)塔的屋檐皆直檐(但浮雕中殿宇的前檐，有数处已明显的上翘)，无裹角法，故亦无仔角梁老角梁之结构。
(六)椽子仅一层，但已有斜列的翼角椽子。
(七)东部第二窟之五层塔浮雕，柱上端向内倾斜，大概是后世侧脚之开始。
(八)塔顶之形状:东部第二洞浮雕五层塔，下有方座。其露盘极像日本奈良法隆寺五重塔，其上忍冬草雕饰，如日本的受花，再上有覆钵，覆钵上刹柱饰，相轮五重顶，冠宝珠。可见法隆寺刹上诸物，俱传自我国，分别只在法隆寺塔刹的覆钵，在受花下，云冈的却居受花上。云冈刹上没有水烟，与日本的亦稍不同。相轮之外廓，上小下大(东部第二洞浮雕),中段稍向外膨出。东部第一洞与中部第二洞之浮雕塔，一塔三刹，关野谓为“三宝”之表征，其制为近世所没有。总之根本全个刹，即是一个窣堵波(stupa)。
(九)中国楼阁向上递减，顶上加一个窣堵波，便为中国式的木塔。所以塔虽是佛教象征意义最重的建筑物，传到中土，却中国化了，变成这中印合璧的规模，而在全个结构及外观上，中国成分实又占得多。如果《后汉书》陶谦传所记载的，不是虚伪，此种本塔，在东汉末期，恐怕已经布下种子了?
(二)殿宇
壁上浮雕殿宇共有两种，一种是刻成殿宇正面模型;用
每两柱间的空隙，镌刻较深佛龛而居像，另一种则是浅刻释迦事迹图中所表现的建筑物。这两种殿宇的规模，虽甚简单，但建筑部分，固颇清晰可观，和浮雕诸塔同样，有许多可供参考的价值，如同檐柱、额枋、斗棋、房基、栏杆、阶级等等。不过前一种既为佛龛的外饰，有时竟不是十分忠实的建筑模型:檐下瓦上，多增加非结构的花鸟，后者因在事迹图中，故只是单间的极简单的建筑物，所以两种均不足代表当时的宫室全部的规矩。它们所供给的有价值的实证，故仍在几个建筑部分上(详下文)。
(三)洞口柱廊
洞口因石质风化太甚，残破不堪，石刻建筑结构，多已不能辨认。但中部诸洞有前后两室者，前室多作柱廊，形式类希腊神庙前之茵安提斯(inantis)柱廊之布置。廊作长方形，面阔约倍于进深，前面门口加两根独立大支柱，分全面阔为三间。这种布置，亦见于山西天龙山石窟，惟在比例上，天龙山的廊较为低小，形状极近于木构的支柱及阑额。云冈柱廊(最完整的见于中部第八洞)柱身则高大无伦。廊内开敞，刻几层主要佛龛。惜外面其余建筑部分，均风化不稍留痕迹，无法考其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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