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畹书中未将东部四洞列人，仅由东部算起;关野虽然将东部补人，却又遗漏中部西端三洞。至于伊东最早的调查，只限于中部诸洞，把东西二部全体遗漏，虽说时间短促，也未免遗漏太厉害了。
本文所以要先厘定各洞名称，俾下文说明，有所根据。兹依云冈地势分云冈为东、中、西三大部。每部自东向西，依次排号;小洞无关重要者从略。再将沙畹，关野，小野三人对于同一洞的编号及名称，分行列于底下，以作参考。
东部
沙畹命名 关野命名(附中国名称)小野调查之名称
第一洞No.1 (东塔洞) 石鼓洞
第二洞 No.2 (西塔洞) 寒泉洞
第三四No.3 (隋大佛洞) 灵岩寺洞
第四洞No.4多
中部
第一洞No.1 No.5 (大佛洞) 阿弥陀佛洞
洞列
第二洞No.2 No.6 (大四面佛洞)释迦佛洞
西端
第三四No.3 No.7 (西来第一佛洞)准提阁菩萨洞
第四洞 No.4 No.8 (佛籁洞) 佛籁洞
第五洞 No.5 No.9 (释迦洞) 阿佛闪洞
第六洞 No.6 No.10 (持钵佛洞) 毗庐佛洞
第七洞No.7 No.11 (四面佛洞) 接引佛洞
第八洞No.8 No.12 (椅像洞) 离垢地菩萨洞
第九洞 No.9 No.13 (弥勒洞) 文殊菩萨洞
西部
第一洞No.16 No.16(立佛洞) 接引佛洞
第二洞No.17 No.17(弥勒三尊洞) 阿闪佛洞
第三洞No.18 No.18(立三佛洞) 阿闪佛洞
第四洞No.19 No.19(大佛三洞) 宝生佛洞
第五洞 No.20 No.20(大露佛) 白佛耶洞
第六洞No.21 (塔洞) 千佛洞本文仅就建筑与装饰花纹方面研究，凡无重要价值的小洞，如中部西端三洞与西部东端二洞，均不列入，故篇中名称， 迹 与沙畹、关野两人的号数不合。此外云冈对岸西小山上，有相 法之
传造像工人所凿，自为功德的鲁班窑二小洞;和云冈西七里古礼。子庙地方，被川水冲毁，仅余石壁残像的尼寺石祗洹舍，均无关重要，不在本文范围以内。
（二）—洞的平面及其建造年代
帝铸铜像之例,疑此五洞亦为纪念太祖以下五帝而设，并疑《魏迹》第二集评解，引魏书兴光元年，于五缎大寺为太祖以下五或杏仁形，与其他各洞不同。关野、常盘合著的《支那佛教史云冈诸窟中，只是西部第一到第五洞，平面作椭圆形，书，是太为君书释老志》所言昙曜开窟五所，即此五洞，其时代在云冈诸涧至中为最早。 成 考《魏书释老志》卷百十四原文:“…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拖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致佛体，并画像迹。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有相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 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足。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所谓“复法之明年”，自是兴安二年(公元四五三),魏文成帝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太武帝崩后第二年。关于此书，有《续高僧传》昙曜传中一段记载，年月非常清楚:“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令帝崇重道士寇谦之，拜为天师，珍敬老氏。虔刘释种，焚毁寺塔。至庚寅年(太平真君十一年)，太武感疠疚，方始开悟。帝心既悔，咏夷崔氏。至壬辰年(太平真君十三年亦即，安兴元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访经典。毁法七载，三宝还兴;曜慨前陵废，欣今重复……”由太平真君七年毁法,到兴安元年“起塔寺”“访经典”的时候，正是前后七年，故有所谓“毁法七载，三宝还兴’的话;那么无疑的“复法之明年”，即是兴安二年了。
所可疑的只是:(一)到底昙曜是否在“复法之明年’见了文成帝便去开窟;还是到了“和平初，师贤丰”他像了门统之后，才“白帝于京城西……开窟无所”?这里前后就八年的差别，因魏文成帝于兴安二年后改号兴光，一年后又改太安，太安共五年，才改号和平的。(二)《释老志》文中“后帝奉以师礼，曜白帝于京城西……”这里“后”字，亦颇蹊跷。到底这时候，距昙曜初见文成帝时候有多久?见文成帝之年为兴安二年，他禀明要开窟之年(即使不待他做了沙门统),也可在此后两三年、三四年之中，帝奉以师礼之后!
总而言之，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昙曜于兴安二年(公元四五三)京见文成帝,到和平初年(公元四六〇)做了沙门统。至于武州塞五窟，到底是在这八年中的哪一年兴造的，则不能断定了。
《释老志》关于开窟事，和兴光元年铸像事的中间，又记载那一节大安初师子国(锡兰)胡沙门难提等奉像到京都事。并且有很恭维难提摹写佛容技术的话。这个令人颇疑心与石窟镌像有相当瓜葛。即不武断的说，难提与石窟巨像，有直接关系，因难提造像之佳，“视之炳然……”而猜测他所摹写的一派佛容，必然大大的影响当时佛像的容貌，或是极合理的。云冈诸刻虽多犍陀罗影响，而西部五洞巨像的容貌衣褶，却带极浓厚的中印度气味的。
至于《释老志》，“昙曜开窟五所”的窟，或即是云冈西部的五洞，此说由云冈石窟的平面方面看起来，我们觉得更中“后蹊跷。
可以置信。(一)因为它们的平面配置，自成一统系，又自左至右五洞，适相联贯。(二)此五洞皆有本尊像及胁持，面貌年固
最富异国情调，与他洞佛像大异。(三)洞内壁面列无数小龛小佛，雕刻甚浅，没有释迦事迹图。塔与装饰花纹亦甚少，和中部诸洞不同。(四)洞的平面由不规则的形体，进为有规则之方形或长方形，乃工作自然之进展与要求。因这五洞平面的不规则，故断定其开凿年代必最早。
《支那佛教史迹》第二集评解中，又谓中部第一洞为孝
文帝纪念其父献文帝所造，其时代仅次于西部五大洞。因为此洞平面前部，虽有长方形之外室，后部仍为不规则之形体，乃过渡时代最佳之例。这种说法，固甚动听，但文献上无佐证，实不能定谳。
中部第三洞，有太和十三年铭刻;第七洞窗东侧，有大和十九年铭刻，及洞内东壁曾由叶恭绰先生发现之太和七年铭刻。文中有“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共相劝合为国兴福，
敬造石庙形象九十五区及诸菩萨，愿以此福……”等等。其他中部各洞全无考。但就佛容及零星雕刻作风而论，中部偏东诸洞，仍富于异国情调。偏西诸洞，虽洞内因石质风化过甚，开象多经后世修葺，原有精神完全失掉，而洞外崖壁上的刻像，石质较坚硬，刀法伶俐可观，佛貌又每每微长，口角含笑离。且由第七洞更偏西去的诸洞，由形势论，当是更晚的增辟、年到太和七年，已是二十三年，实在不能不算是一个相当的距褶流畅精美，渐类龙门诸像。已是较晚期的作风无疑。和平有无也年代当又在太和七年后若干年了。
西部五大洞之外，西边无数龛洞(多已在崖面成浅龛),以作风论，大体较后于中部偏东四洞，而又较古于中部偏西诸洞。但亦偶有例外，如西部第六洞的洞口东侧，有太和十九年铭刻，与其东侧小洞，有延昌年间的铭刻。
我们认为最稀奇的是东部未竣工的第三洞。此洞又名灵岩,传为昙曜的译经楼,规模之大,为云冈各洞之最。虽未竣工，但可看出内部佛像之后，原计划似预备凿通，俾可绕行佛后的，外部更在洞顶崖上，凿出独立的塔一对，塔后百壁上，又有小洞一排，为他洞所无。以事实论，频疑此洞因孝文帝南迁洛阳,在龙门另营石窟，平城(即大同)日就衰落，故此洞工作，半途中辍。但确否尚须考证，以作风论，关野常盘为第三洞佛像在北魏与唐之间，疑为隋炀帝纪念其父文帝所建。新海中川合著之《云冈石窟》竟直称为初唐遗物。这两说未免过于武断。事实上，隋唐皆都长安洛阳，决无于云冈造大窟之理，史上亦无此先例。且即根据作风来察这东部大洞的三尊巨像的时代，
平初
也颇有疑难之处。
的距
我们前边所称，早期异国情调的佛像，面容为肥圆的;其衣纹细薄，贴附于像身(所谓湿褶纹者);佛体呆板，僵硬，且权衡短促;与他像修长微笑的容貌，斜肩而长身，质实垂重的衣裾褶纹，相较起来，显然有大区别。现在这里的三像，事实上虽可信其为云冈最晚的工程，但相貌、衣褶、权衡，反与前者，所谓异国神情者，同出一辙，骤反后期风格。
不过在刀法方面观察起来，这三像的各样刻工，又与前面两派不同，独成一格。这点在背光和头饰的上面，尤其显著。
这三像的背光上火焰，极其回绕柔和之能事，与西部古劲挺强者大有差别;胁侍菩萨的头饰则繁富精致(ornate)，花纹更柔圆近于唐代气味(论者定其为初唐遗物，或即为此)。佛容上，耳、鼻、手的外廓刻法，亦肥圆避免锐角，项颈上三纹堆叠，更类他处隋代雕像特征。
这样看来，这三像岂为早期所具规模，至后(迁洛前)才去雕饰的，一种特殊情况下遗留的作品?不然，岂太和以后某时期中云冈造像之风暂敛，至孝文帝迁都以前，镌建东部这大洞时，刻像的手法乃大变，一反中部风格，倒去模仿西部五大洞巨像的神气?再不然，即是兴造此洞时，在佛像方面，
指定的印度佛像作模型镌刻。关于这点，文献上既苦无材料帮 同消解这种种哑谜。东部未竣工的大洞兴造年代，与佛像雕刻 最普通，亦有 的前面用走廊
时期，到底若何，怕仍成为疑问，不是从前论断者所见得的那 颇觉复杂，
么简单“洞未完竣而辍工”。近年偏西次洞又遭凿毁一角，东 敦煌诸
部这三洞，灾故又何多? 片推测，有
现在就平面及雕刻诸点论，我们可约略的说:西部五大 也是以方
洞建筑年代最早，中部偏东诸大洞次之，西部偏西诸洞又次之。 因没有走，云中部偏西各洞及崖壁外大龛再次之。东部在雕刻细工上，则无形为
疑约在最少，离云冈全部稍远，有最偏东的两塔洞，塔居洞中心，注 形、
重于建筑形式方面，瓦檐、斗拱及支柱，均极清晰显明，佛像
反模糊无甚特长，年代当与中部诸大洞前后相若;尤其是释迦 响
事迹图，宛似中部第二洞中所有。就塔祠论，洞中央之塔柱雕大尊像者较早，雕楼阁者次之。
（宝子们，这一章段落有点多，我就把两个唯一篇来写了.现在这一章是一，二，下一章是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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