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二年九月间,营造学社同人,趁着到大同测绘辽金遗建华严寺、善化寺等之便,决定附带到云冈去游览、考察数日。
云冈灵严石窟寺,为中国早期佛教史迹壮观。因天然的形势,在绵亘峭立的岩壁上,凿造龛像,建立寺宇,动伟大的工程,如《水经注·漯水条》所述:“……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又如《续高僧传》中所描写的“……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则这灵岩石窟更是后魏艺术之精华-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极重要时期中难得的大宗实物遗证。
但是或因两个极简单的原因,这云冈石窟的雕刻,除掉其在宗教意义上,频受人民香火、偶遭帝王巡幸礼拜外,十数世纪来直到近三十余年前,在这讲究金石考古学术的中国里,却并未有人注意及之。
我们所疑心的几个简单的原因,第一个显而易见的,自是地处边僻,交通不便。第二个原因,或是因为云冈石窟诸刻中,没有文字。窟外或崖壁上即使有,如《续高僧传》中所称之碑碣,却早已漫没不存痕迹,所以在这偏重碑拓文字的中国金石学界里,便引不起什么注意。第三个原因,是士大夫阶级好排斥异端,如朱彝尊的《云冈石佛记》,即其一例,宜其湮没千余年,不为通儒硕学所称道。
近人中,最早得见石窟,并且认识其在艺术史方面的价值和地位、发表文章、记载其雕饰形状、考据其兴造年代的,当推日人伊东和新会陈援庵先生,此后专家作有系统的调查和详细摄影的,有法人沙畹(Chavannes),日人关野贞、小野诸人,各人的论著均以这时期因佛教的传布,中国艺术固有白血脉中,忽然渗杂旺而有力的外来影响,为可重视。且西域传入的影响,其根苗可远推至希腊古典的渊源,中间经过复的途径,迤逦波斯,蔓延印度,更推迁至西域诸族,又由南北两路犍陀罗及西藏以达中国。这种不同文化的交流濡染,为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而云冈石刻便是这种现象极明晰的实证之一种,自然也就是近代治史者所最珍视的材料了。
根据着云冈诸窟的雕饰花纹的母题(motif)及刻法,佛像的衣褶容貌及姿势,断定中国艺术约莫由这时期起,走入一个新的转变,是毫无问题的。以汉代遗刻中所表现的一切戆直古劲的人物车马花纹,与六朝以前的佛像饰纹,和浮雕的草叶、璎珞、飞仙等等相比较,则前后判然不同的倾向,一望而知。仅以刻法而论,前者单简冥顽,后者在质朴中,忽而柔和生动,
更是相差悬殊。
但云冈雕刻中,“非中国”的表现甚多;或显明承袭希腊古典宗脉;或繁复地掺杂印度佛教艺术影响;其主要各派元素多是囫囵包并,不难历历辨认出来的。因此又与后魏迁洛以后所建伊阙石窟--即龙门-诸刻稍不相同。以地点论,洛阳伊阙已是中原文化中心所在;以时间论,魏帝迁洛时,距武州凿窟已经半世纪之久;此期中国本有艺术的风格,得到西域袭入的增益后,更是根深蒂固,一日千里,反将外来势力逐渐融化,与本有的精神冶于一炉。
云冈雕刻既然上与汉刻迥异,下与龙门较,又有很大差别其在中国艺术史中,固自成一特种时期。近来中西人士对于云冈石刻更感兴趣,专程到那里谒拜鉴赏的,便成为常事,摄影翻印,到处可以看到。同人等初意不过是来大同机会不易,顺便去灵岩开开眼界,瞻仰后魏艺术的重要表现;如果获得一些新的材料,则不妨图录笔记下来,作一种云冈研究补遗。
以前从搜集建筑实物史料方面,我们早就注意到云冈、龙门及天龙山等处石刻上“建筑的”(architectural )价值,所以造像之外,影片中所呈示的各种浮雕花纹及建筑部分(若门楣、栏杆、柱塔等等),均早已列入我们建筑实物史料的档库。
这次来到云冈,我们得以亲目抚摩这些珍罕的建筑实物遗证,同行诸人,不约而同地第一转念,便是作一种关于云冈
石窟“建筑的”方面比较详尽的分类报告。
这“建筑的”方面有两种:一是洞本身的布置、构造及年代,与敦煌印度之差别等等,这个倒是比较简单的;一是洞中石刻上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物及建筑部分,这后者却是个大大有
意思的研究,也就是本篇所最注重处,亦所以命题者。然后我们当更讨论到云冈飞仙的雕刻,及石刻中所有的雕饰花纹的题材、式样等等。最后当在可能范围内,研究到窟前当时,历来及现在的附属木构部分,以结束本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