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Soroe快乐的生活了一年后,就搬到了Hilleroed医院。Jesper 已经一岁了,他胖嘟嘟的,是个开心果。在医生们住的房子前面有一个小草坪,晴朗的时候我们都在那里晒太阳,Jesper 坐在那里,一副高级顾问医生威严的神态,我们的一个医生好友,Ebbe,谦卑的爬到Jesper面前,虔诚地问道:“顾问医生先生,可以给我涨一点点工资吗”Jesper从不屈尊看他,只是继续独自玩耍。
Mette和Soeren 都有自己的小伙伴。他们都长得很好。我们经常搬家以致孩子们都没有机会上过幼儿园。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很不一样。医生宿舍的姐妹们和我都觉得我们需要成为完美的主妇。 那些妇女杂志鼓吹家里的食物应该多样化,铜器和银器都应该闪闪发亮,家里不能有丝毫杂乱,如此等等。当家里有着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孩子的时候,这一切是不可能做到的。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做到完美来取悦我的丈夫,但我也会用很多的时间和我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我们一起去远足;在公寓里为医生宿舍的小家伙们举办忏悔节活动。我们在餐厅的门框上吊着一个桶,里面放着果汁和小圆面包,当然我们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服装。又或者我会和孩子们带上水果酱、水和蛋糕去森林里玩。那些真是快乐的时光!尽管我的丈夫要轮班,有时候还有一些很难的大手术要做,我还是觉得对生活感到满意。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我们都很健康。
每年我和孩子们都去哥本哈根看望我的妈妈几次。她仍然还经营着面包店,每次我们去的时候她都会休息几天,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欢乐舒适的时光。我们一起坐公共汽车去动物园和Tivoli 游乐场。我的妈妈把我们都宠坏了,那短短的几天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很长的假日一样。
有一次我们结束快乐的旅途回到家的时候,我的丈夫穿着他的手术服站在公寓里,看起来特别紧张,好像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好事发生了一样。他说:“我要离婚,我找到了能理解我的人。”我对此毫无准备。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就像在电影里面,你看到一个慢镜头:烟囱爆炸了,碎片上升到空中,然后落在地上碎了一地。
很久之后,我听到一个顾问医生说,他无意中听到病房里一群小护士们的对话。有一个护士和其他人打赌说我的丈夫肯定很容易得手。这千真万确!我们都是彼此的唯一。到那时为止,我们已经受够了彼此。我们对婚姻都有很高的期望。不忠肯定不是其中之一。
我们既没有经验也不成熟。我们很显然没有意识到生活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如果我可以用后来的经验和时光与当时的无知交换,我也许就能够比那时候更容易原谅我的丈夫。我那时候27岁,自己带着三个孩子,不知道出路在哪里,而他们的父亲已经不住在家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