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全面保护知识产权，是促进科技创新、走向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检察机关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创新高歌猛进的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如何进一步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是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从20世纪80年代起知识产权制度基本框架搭建，到本世纪逐渐形成适应国际规则体系的基本制度，既促成了我国成为一个知识产权大国，也促进了我国科技、贸易、产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进步与发展。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依然面临着知识产权“多而不优、大而不强”的局面，在工业制造、农业生产、商业活动、文化发展、技术开发和科学研究等领域，知识产权整体质量效益还不够高，国际竞争力还不够强。特别是，当今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突飞猛进，国际竞争新优势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
数字经济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新要求。在成绩斐然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还需要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要求。
第一，保护思维要强化主动保护。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背景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我国科技创新突飞猛进，未来司法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基于科技创新需要主动保护本国知识产权。司法机关如何发挥积极司法功能主动保护知识产权，是亟须解决的瓶颈。
第二，保护对象要更加重视技术。近年来，随着中国数字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人工智能、核心算法、区块链、基因技术等前沿产业的知识产权，更需要司法保护。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是以“技术服务”为核心的商业秘密。前沿产业的商业秘密或技术一旦泄露，其损害程度将远远超过驰名商标等传统案件。
第三，保护模式上要更加重视综合保护。一方面，刑事治罪不能“唯数额论”，而要综合考虑权利人各种损失。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经把知识产权犯罪由结果犯修改为情节犯，未来司法解释就应当采用综合定罪指标，如增加以下定罪标准：多次、组织多人、窃取多种或者多份商业秘密，以及非法获取行业尖端商业秘密等。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应摆脱“刑法依赖症”，建立从预防到打击、从民事到刑事的综合保护体系。刑事打击固然有利于遏制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但“以刑为主”的模式短板明显，很难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知识产权保护。
第四，保护领域要向线上拓展。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产业应用形态丰富多彩，但是网络侵权产品的数量远远超过线下，体育赛事直播、网络游戏、数据产权等都成为知识产权保护新课题。在网络空间，我国需要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为文化复兴提供制度保障。
检察机关应发挥积极司法职能作用。面对知识产权保护新形势，检察机关应发挥积极司法职能，从社会治理、民事、行政、刑事等多个角度促进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良好运行
第一，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常态化督促行政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如市场监督管理局）是保护知识产权的第一关口，多数知识产权案件都是行政机关移交给公安机关的。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依法进行法律监督，是我国检察制度的特色。对于知识产权违法犯罪，检察机关需要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督促行政机关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发刚性执法，积极移送犯罪线索。
第二，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上，检察机关应当发挥中轴作用。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行政执法机关包括知识产权、文化、工商、质检、海关等很多部门，职能部门分散、信息沟通不畅、案件移送标准不一，经常出现法律盲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可以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对知识产权案件进行全局把握，依法履行各项监督职能，防止知识产权案件成为积案。未来，检察机关可以牵头建立或打通行政登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共享数据库，既实现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又能及时发现行政执法中的漏洞，对行政执法案件进行法律监督。
第四，通过民事公益诉讼，督促平台履行管理义务。在互联网时代，很多平台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形，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很难根治侵权现象，而让平台充分发挥数据治理优势，积极履行监管责任，才是破解之道，这需要检察机关本着保护公共利益的思维有所作为。当前，已有检察机关探索出一条监督平台履责的公益诉讼之路，例如，2021年3月11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诉某知名短视频公司侵犯儿童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强化了对儿童信息的保护。这一模式完全可以适用于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检察院发现平台怠于管理、侵权产品已经影响公共利益时，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平台下架侵权产品、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与权利人起诉有本质区别，检察机关介入会形成极大的威慑力，会有效敦促平台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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