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秘密与不朽 —

契诃夫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主教》讲的是一个垂死的男人，从外部的事实来看，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成绩斐然，然而他却很不快乐。正如契诃夫所言，彼得主教是“凡是处在他这样地位上的人所能得到的东西，他都得到了。他有信仰，然而并非一切都很清楚。他还缺了点什么，他并不想死。他仍然认为自己丢掉了某件尚未发现但是最重要的东西”。小说继续揭露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能够从内心卸下来的某个人”。就像契诃夫早年的短篇小说《苦闷》一样，那篇小说详细地叙述了

一名马车夫徒劳地想找个可以诉说他的悲伤故事的人，《主教》记录了主教如何去寻找那个他能够在心里卸下来的最重要的人，最后无功而返。他希望向前来探望他的母亲倾诉一番，但是，尽管她“面对陌生人时如此简单自然”，面对他时却“沉默而拘谨”，因为他是一名尊贵神圣的主教。彼得无比迫切地希望有人能理解他——他甚至想向坏脾气的西索依神甫说一说他的感想——他的悲剧在于他的自相矛盾的死亡，既声名远扬又默默无闻：他的公开生活声名远扬，但是他的真正重要的隐秘生活却完全无人知晓（毫无疑问，著名的契诃夫害怕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但是他选择把自己的焦虑转化为一个公开的自传性角色，比如一名持无神论的作家，再把他们都投射到一名虔诚的主教身上）。主教去世后，一切看起来就像是他从来没有真正地活

过，甚至连他的公开生活也很快地从人们记忆中消退了。“一个月以后，一名新的主教上任了，”契诃夫写道，“所有人都忘了尊敬的彼得。”只有他的母亲还记得他，尽管她会和人们聊起他，她也不能让人们总是记得他。事实上，正如契诃夫煽情地暗示的，所有让人们记住他的努力只会导致他们清除掉他的痕迹。每当她向人们提起她的著名的儿子时，他们相信她其实是在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而撒谎。结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关于主教的生平事迹仅仅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他的真实存在逐渐消失，直至被彻底遗忘。 不论是在当下活着时还是在灰飞烟灭之后，我们都希望能为人所知，这是人类的一种最基本的期望。主教或契诃夫最终想要的不是声望，而是不朽，是让我们真实的生活超越我们的

公开生活而留存下来。每个人都在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寻求不朽。千真万确的是，我们常常从将来的角度评判眼下的价值——“那么，归根结底，值不值得这么做？”普鲁弗洛克问道。这说明了一个前提，即假如一个人在肉体的生命结束后不能以某种方式延续下去，那么他的生活就是没有意义的。因此，除非我们能找到某些比肉身的存在更有价值的东西，否则，死亡将消灭一个人存在的所有意义。为了维护意义，所有的思想体系都否定死亡，断言死后仍存在某种生活。宗教竭力称许灵魂的不朽，科学则高扬物种不灭观或者地球补充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身体在腐烂分解的同时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开始）。在我看来，这些“不朽”的方式都无法抚慰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天堂、地狱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其他东西给我的印象只是些软弱无力的想象物，而来

世科学所能提供的补充实在太稀少了。有朝一日我的肉身将成为杂草的肥料的观点不能给我任何安慰，而作为一名父亲，我的生命将借助于我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后代延续下去，这个事实也让我高兴不起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从大的概率上来看，我的个体对于整个物种的贡献将逐渐减少。马克·杰罗姆·沃尔特斯在他的《生命之舞：动物王国中的求偶》中指出，我们在生育后代时，只能传递一半的基因物质给他们，而每一代新人出现，我们的基因成分都会遭遇剧烈的侵蚀和变异。他写道：“到了第九代人，他身上只有不到四亿一千五百万分之一的基因直接来自最初的那对祖先。”“一代又一代承传下的基因成分以几何级数递减，迅速地把祖父母从基因图中驱逐出去。”如果我们生命的意义源自我们后代中继承下来的基因，那么这些意

义将如我们身上现存的基因一样呈几何级数减少，很快就会消失无踪。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照着唐纳德·霍尔在《他们那古老而晶莹的眼睛》中的说法来为名声下定义——如同“每一个人都想要的爱，客观的爱，因为我们是什么和我们做了什么而获得的来自陌生人的爱”将保存下去，“直到永远，只要语言没有消失，甚至可能比语言还要恒久”，那么名声的不朽才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不朽。但名声往最好里说也是脆弱的：一名今日累积了巨大声誉的艺术家，可能第二天就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里了（以19世纪的菲利普·詹姆斯·贝利为例，他曾经一度与华兹华斯、雪莱和丁尼生齐名，但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了）。而相对于永恒来说，名声不但脆弱，而且还短暂：奥西曼提斯可以为自己建立起一块显

赫一时的纪念碑，但它最终还是化为尘埃；雪莱能够在他的诗中让这块纪念碑再一次焕发光彩，使奥西曼提斯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但他的诗作也终将化为尘埃——同样，正如霍尔承认的那样，有朝一日英语这门语言也难逃这一命运。尽管用名声赚来的“来世”脆弱又短暂，但我们再也找不到比它更有效的其他手段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声会随着时间的积累而逐渐增长，但这种增长相对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只是基于公共生活部分的增长，而隐秘的生活才是真实的。成吉思汗的名字可能是不朽的，然而他的内在生活并非如此。最真实的名声是基于“我们是什么”——基于我们真实的、隐秘的、自我的名声——它通过“我们做了什么”显现出来。我认为，在我们死亡之后，艺术是隐秘生活的最好的——也许也是唯一的——延续方式，其中尤以

文学为最，霍尔恰如其分地把它定义为“在人的内心深处言说人的内心”。 阅读莎士比亚、狄更斯、契诃夫以及所有大师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自己眼见之处都是他们的DNA在文学上的对应物，他们所有的基因都被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