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盒里堆着满满的奥尔良鸡肉,下面是油香四溢的葱花炒饭,拌着一点焦味的花生米。半颗蛋黄晶亮的白煮鸡蛋,娇气地躺在泡沫饭盒的一边,枕住小咸菜和玉米粒、豆腐皮的三件套陈设。
张超了解我的饮食喜好,别人不说,至少比蔡程昱了解的程度要深。
炸物和碳酸带给人的快乐是极致的,我们相对默默干饭吨水,吃完各自饭量的三分之一后,才从莫名默契的“食不言寝不语”中打破出来。
那家店铺的饭菜很像张超的手艺,不夹生却十分立体,像独立寒秋怒放着生硬的菊花,我们疫情之前就去吃过。
“以前穷得丁当山响,连盒饭都没见过,更甭说吃。”
“谁不是呢?”
“忆苦思甜吧。”
汽水罐子磕碰一下,我们把雪碧喝出了雪花勇闯天涯的架势,或者更像闻名河北省的唐山十二度。
“我小的时候,在溪镇最北边的文吉村读小学。同年级和比我高一点年级的男同学,总是在学校那条不遮光又漏雨的烂走道里借故推挤我。
“他们摸我的腰,摸我的屁股,摸我的远远没有发育成熟的小女孩的胸口。他们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我怎么躲也躲不掉。
“甚至于有些时候,二年级的小男孩子,顶着他一对无辜的清澈透亮的眼睛,也能趁乱过来摸我一把。我当时已经五年级了啊,”我此刻的眼神中一定满斥了与当年如出一辙的慌怖与不甘,“超鹅,你知道我有多恨?
“我今天哭,不是因为我被人摸了,而是哭我自己都已经二十岁了,这些年来那么努力,努力坚强,努力富有,咬碎牙关吃了那么多的苦,到头来,命运却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我为了能在危险出现的时候保护自己,还特地去学了武术……可是有什么用呢?我还是打不过他们那么多人。
“他们七八个身高快要有两米的男的,有人手里还拖着啤酒瓶子。我难道还能跟他们硬碰的么?
“我也不只是哭的我自己,我还哭我那苦命的妈,哭这满天下千千万万,占了总人口数一半的女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要风雨如晦的恶运道。”
那天,我和张超待在绿叶婆娑的森森浓阴中间,佐着虫鸣和鸟唱对饮,一直到寝室楼下锁,我们去学校外面开民宿房间来睡。
我们从童年聊到海子,又从海子聊回童年,聊全人类最本初的童年。张超像个哲学家那样,扒了一口手里的饭,拌匀饭盒中姿态骄傲欲飞的金针菇和土豆块,说:
“穷气是生在骨头里的。我家里从小就穷,社日赶集时,奶奶总是从摊贩那里偷偷摸摸地顺东西,仨瓜俩枣,竟然还真的能积少成多。
“我七八岁的时候,老被我妈支使去隔壁家里借大米,有时还借盐或者酱油。我长到十四岁以前,几乎就没有见过味精这东西,更别提吃过。
“十六岁,我就自己创业,赚到了人生的第一笔钱。在那之后,我和我的家人,什么都慢慢用上了最好的。可是,我们的心里好像都暗暗地知道,那种生长到了骨子里的穷人习气,是一辈子也抹不去的。
“我到今天都很小器——这你们也经常说道我,这就是‘小家子气’,不只是对金钱、物质,对人际、知识也是。我自己心里有数,却怎么也改不了。
“如意,”张超对我说,“这就和你一样,明知道自己是独立的,自由的,强大的,你从小受到的教育,和你遭遇过的经历,却永远都在嚣张地告诉你:你是男人的附庸和奴隶,你要服从和畏惧他们,因为你是女人,所以你一切都活该。”
“你说得对,张超,”我举着快要喝空了的汽水罐,招招摇摇地手舞足蹈,“你说得太对了!
“怎么办,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啊?从泥里长出来的草,难道就不能抬起头来开花了吗?”
“能,怎么不能?”张超说,“人人都爱玫瑰香,我们就开成仙人掌。”
“扎死这不叫人活的世相。”
我们手上的锡皮罐子又碰在一起,碰出一地困境撞碎的强音,排山倒海。
“好了?”
“好了!”
我在学校门前的报亭前面伸展四肢。
“想吃延边大冷面!”
“吃!”
在樱桃民宿,我穿着张超的白衬衫,张超裸着。延边冷面清凉鲜甜,浸渍得黄瓜丝都入味。我们湿着头发,一身濡染洗发水和沐浴露的浓香。谁也没有喝醉,谁都不大清醒。
屁股上穿着超市刚买的猫尾巴纯棉胖次,情侣款打促销半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