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应该注意到中国人乃至所有东方人礼节中两个与我们大相径庭的方面——一个是赞赏，一个是批评。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自认具有诸多优秀品质，却不免习惯于雷厉风行，而有失温柔敦厚。因此，一到东方我们就发现，广袤的亚洲大陆上那为数众多的人民在掌握化解摩擦、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方面远胜过我们，我们心里充满了敬意，这是一种望洋兴叹者对游刃有余者的尊重。对于中国人最为挑剔的批评家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已经把礼节提升到了一种完美的境地，这种境界是西方诸国所未知的，而且，若非亲身体验，一定是出乎西方人意料的，几乎是令他们难以想象的。

我们被告知，中国的经典中所记载的礼仪准则有三百条，行为准则更是多达三千条。一个背负着如此沉重之负担的民族还能否继续生存下去，这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中国人成功地使礼节像他们的教育一样，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这个民族的先哲们使种种繁文缛节成了人们日常交往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在西方国家，只有在宫廷里和外交活动中还使用这样烦琐的礼节。我们并不是说，中国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被我们所言的这些复杂、难解的众多规则所束缚住了，我们是说，这种礼节就像是节日的盛装，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会被穿戴起来，而中国人凭着精准的本能总能意识到何时是恰当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人竟不知道怎样才是举止得体，就会像一个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不知道九九得几一样，是荒谬可笑的。

西方人之所以难以对中国人的礼节表示赞赏，是因为我们的心目中怀有这样的定义：“礼节就是以善意的方式表达出的真实善意。”这一定义的基础，可能是这样一种文明的观点，即在理论上将每个人的幸福都视为众人的幸福，然而在中国，礼节的意义却是全然不同的。礼节是由若干专用术语构成的一项仪式，这些专用术语像所有的术语一样是重要的，但它们并非源自大脑或心田的愿望，而是一个复杂整体中单个儿的组成部分。有关如何使用尊称的整套理论与实践，即使不至于让西方人发疯，也至少会使他们头昏脑涨。这些用语的应用使得人们的社会等级有了明确的高下之分，而尊卑之分又被视为社会对话的必要前提。这些用语也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前因必有后果，后果必有前因，前因和后果共存于同一合适场合，则万事大吉。就像是下一盘棋，先走的一方说：“我卑贱的王翼兵向前两格。”对弈者则答道：“我谦逊的王翼兵也向前两格。”对方又宣布：“我用我可鄙的王翼马攻击你高贵的王翼兵，把你的王翼象向陛下调动三格。”如此你来我往，直到整盘棋下完为止。棋局并不会因为加入了这些形容词而受到影响，但是，这个本应该说出自己下一步会如何走的棋手，若是稀里糊涂地下棋就会遭到耻笑。同样，中国人如果不这样彬彬有礼地道出自己的每一步棋，就会成为所有人的笑料。因为，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些形容词就是棋局本身，不知道这些形容词就等于一无所知。

与此同时，在某些中心区域，中国人的礼仪是最严格、最正统的，与这些中心区域的地理距离会影响到人们恪守礼节的程度。当某人与庄稼人在一起的时候，尽管他同样认为有必要恪守礼仪，这却并不意味着他需要深谙城里人那些细枝末节的礼仪要求。

不过必须承认，也有极少数中国人不知道在特定的场合该如何合适地行事。即使是这些人，也远胜过一个最有修养的外国人。与他们比起来，这个外国人就像是个尚未离开母亲怀抱的婴儿。一般而言，除非这个外国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否则会时刻担心自己举止失礼，担心自己会暴露出知识的欠缺。很显然，西方人就连中国礼节最浅易的门道都摸不清，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就使得知书识礼的中国人会带着不加掩饰的（并非不自然的）轻蔑来看待这些“野人”，认为他们不懂“方圆”，甚至在他们了解到了这些礼节的优雅之后，居然还表现得如此无动于衷，真是蠢得不可救药。

礼节就像是一个充气垫子。这垫子里面空无一物，可它却能够减轻颠簸之苦。与此同时，还得公正地补充一句，中国人对外国人表现出的礼节（如同他们相互之间表现出的礼节一样），更经常的是出于一种欲表明自己深谙得体举止之道的愿望，而不是想使客人感到舒服。你不想让他生火，他却执意如此，结果四处弥漫的烟雾把你的眼睛熏得泪流不止；你根本不喜欢喝茶，他却还是要烧水沏茶，全然不顾喝茶对你来说简直像是囫囵吞下一剂苦药。但是，主人的这些做法至少表明了，他懂得如何待客，倘若客人因此感到不快，那也是客人的错。与之类似，倘若你要在乡下借宿，主人会觉得他理应为你打扫一下房间，并且装饰一番（象征性地），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你走进房间，他会对你停止打扫的愿望置之不理，用那扬起的陈年灰尘迷住你的眼睛。或许，“屋必扫”是《礼记》上的教诲吧，于是，不管客人在这个过程中会感到多么难受，这样的打扫都必须进行。宴请时也会采用同样的规矩，这是一种你们从未见识过的恐怖（一种过分慷慨的恐怖），热心的主人会特意在你的盘子里堆满丰盛的食物，他认为你应该喜欢这些好吃的东西，却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即你根本没有食欲，一口也咽不下去。主人会说，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而在他看来，他毫无疑问已经尽到了他的地主之谊。他在合适时候的合适举止是无懈可击的，没人能挑出什么不周之处来。倘若外国人不懂得这种游戏，那是他的事情，与主人没有任何干系。

遵循这种原则，一个中国新娘子前去拜会一位外国女士，可她却特意转过身去，背对着这位夫人，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行了一个礼，弄得女主人既惊又恼。后来经过询问才知道，因为皇帝住在北方，所以她必须向北叩拜，而并不在意应该受礼的人坐在这屋子的南边。既然这位外国夫人不知道屋子的哪一侧是她该站的地方，那么新娘也就不必考虑她在哪儿了；她至少表明了，她是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叩头的！

中国人的礼节还常常表现在礼物形式上。前文已经提到，这是在给受礼者“面子”。送礼有一套固定的形式。一个常与中国人交往的外国人，总会收到一些外面用红纸精心包裹的油腻腻的糕点，这种点心他根本不会吃。但是，即使受礼者反复表示（被逼无奈），说他最后不得不把这些东西全都转送给其他的中国人，送礼者也是绝对不肯拿回去的。

“心安理得”地接受礼物也符合中国人的礼节。送礼的人经常会被问及礼物价值几何，客人在向男女主人道别时通常会使用这样一句公式般的话：“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让你们破费了！”

有位外国人受邀参加一场婚礼，婚宴上摆出了各种各样的糕点，十分丰盛。在宴席进入高潮时，一个只盛有两三块点心的托盘被非常隆重地端了出来，主人声称这些糕点刚刚出锅，还是热乎的(也许你喜欢热点心)。那位外国人是贵客，所以盘子最先端到他面前，而他却谢绝了点心。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这件事似乎给婚宴投下了一丝不快的阴影，而那个盘子也被撤了下去，没有再端给其他人。这是当地的一个习俗，因为办婚礼开销颇大，每位参加婚礼的来宾都要送一份礼钱帮衬主人家。按惯例，客人坐在桌子边就开始收礼钱了，但是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直接向客人要钱是失礼的，于是就以给客人上热点心为由头。在座的每个人都明白送点心是什么意思，只有这个孤陋寡闻的外国人是个例外，他不合时宜的拒绝使得其他人也不便当场拿出自己的红包来了。后来，这位外国人又被同一家人请去参加另外一场婚礼，他饶有兴味地听到，婚礼的司仪在吸取了上次的宝贵教训之后，这一回比西方人还要直截了当地对来宾们宣布道：“这是收礼钱的地方，大家请把红包放到这里来！”

我们可以对中国人礼节中的种种繁文缛节置之不理，因为那些礼节所表达的全都是各种规矩，但是，我们却依然可以从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方面学到很多东西。保持我们的真诚，抛弃我们的粗鲁，这完全是有可能做到的，西方人坚定的独立精神中若是再融入一些东方人的儒雅，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然而，许多西方人却似乎永远也无法以这样的眼光看待事物。笔者的一位熟人在巴黎居住多年，不知不觉地接受了那个都市的举止习惯。当他回到伦敦的时候，他仍然按照老习惯向他遇到的每一个朋友脱帽鞠躬。有一次，一位朋友对他的这种致敬方式做出了非常无情的回应：“看清楚了，老朋友，这儿可不是你的法国猴子耍戏的地方！”谁若是能将东西方的精华集于一身，谁若是能在狭窄的、常常是荆棘丛生的中庸之道上安然前行，他就将是幸福的。

以上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看待中国人的礼节。礼节是各个朝代都有，但是真正泛化到每个中国人身上的是在汉代，而工具就是儒家学说。秦代是以法家思想作为正统的统治思想的。汉代初期是以道家思想作为正统的统治思想。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儒学就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学者把儒学分为几个主义：一、礼治主义。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二、徳治主义。就是以道德感化人教化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三、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这就是说每一个人上至君臣，下至百姓都应该有道德，同情心。接地气的说就是要有道德感和善良之心。具体行为方面则是以“礼”为准则。“礼”就是道德与同情心的具体表现。

在长期的实践中，儒家思想对于维护统治，解决各阶层矛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实践中儒学的一些东西被空心化。例如，道德与同情心，剩下的就是尊卑、等级制度。当等级制度披上儒家的“礼”与“徳”它变得十分的森严并且力量十分强大。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适用，并且每一个人都适用。这是一套大而全的系统并且非常接地气。

儒家学说对于以创新为基础的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但以不进则退的原理，以西方的制度为标准。儒家学说就成了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