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历

乾隆帝鼓励开荒，扩大种植面积。雍正二年（1724年），全国可耕面积683万余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扩大到741万余顷。乌鲁木齐地广人稀，他资助甘肃贫民前去垦种。

恤商政策

乾隆帝重视发展商业并给予宽松政策。他也采取了一些恤商政策。规定商人到歉收的地方销售粮食，可以免关榷米税，允许百姓贩运少量食盐。金融机构（经营汇兑和存款、信贷的票号）在乾隆朝也开始出现。由于生产的发展，国家财政收入从乾隆二十八年开始逐年提高。原来每年财政收入是三四千万两，二十八年就达到47063610两，四十二年达到最高点81824044两。后来降低一些，但也达到六七千万两。

文化

编辑典籍

清朝皇帝中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功绩当以乾隆帝为最。在他统治期间，各种官修书籍达100余种，完成了顺治朝开始编撰的《明史》和康熙下令开始编写的《大清一统志》，他又令臣下编成《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除了这些历史、制度方面的著作外，其他类别的著作，著名的有文字音韵《清文鉴》、文学《唐宋诗醇》、地理《大清一统志》、农家《授时统考》、医学《医宗金鉴》、天文历法《历象考成后编》等重要文献。此外还命令将内府珍藏编成《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 [137]

图书编撰方面的最大成就是乾隆帝亲自倡导并编成了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兴文字狱

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胡中藻案开始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文字狱案件不下五十起。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馆纂修《四库全书》至乾隆六十年归政前，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又有五十余起，因文字之祸而受到株连的各阶层人士不但在范围上遍及全国，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前期。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一百一十起，几乎占了整个清朝全部文字狱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些文字狱对当时和此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138]

维护满俗

乾隆帝深感满族的骑射、服制和语言有丧失的可能，因此他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重温了《太宗实录》，传谕诸王贝勒和群臣强调太宗皇帝崇德元年口谕的重要性，要求王公大臣及大小官员“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并命将圣谕刻石立碑，分别立于紫禁城箭亭、西苑紫光阁、侍卫教场和八旗教场，是为“训守冠服骑射碑”。 [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