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禛

重农轻商

雍正帝继续执行先王发展生产的政策。他像前辈君王一样鼓励开荒，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国田地从735万顷增至890万顷，疏浚了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其他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隶营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黄河、运河堤岸。雍正继续蠲免钱粮政策。据《清史稿·世宗本纪》，他在位13年，免了12年灾区的赋税和一些地区的漕粮。

但是，雍正帝过分重农抑商。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文化

文化专制

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同时又将唯唯诺诺已经去世40多年的汤斌入祀“贤良祠”，树立为正面典型令汉人效仿。

理学思想

雍正帝继位后，一方面遵循顺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传统国策，重视正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同时，也主张“三教并重”；以“诚”代“理”，对程朱理学进行改造。世宗尊孔、开日讲、举经筵，表明其在施政理念上一遵其父祖“崇儒重道”国策之旧，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表现：第一，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教化作用。第二，以传统儒家“天人感应”思想为指导，利用“神道设教”进行政治统治。 [41]

圣谕广训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颁布对十六条圣谕的阐释，称“圣谕广训”。同时，地方官为便于讲解，便用白话、方言等各色形式对其扩充发挥，加上官方的极力推行，“释谕”和“讲谕”的活动在清代一时风行。 [42]

推广官话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他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并规定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雍正帝此举收效有限。据记载：“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 [43]

禁天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