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得知时间的秘密，它只会一点一点展露，以显示命运的全盘控制及最后的无情等候。某天，身体里的定时闹钟突然自动爆鸣，提醒察看自己的人生。
——《夏摩山谷》
1
护士和医生推开门时，我正侧卧在挨着门的病床上，指尖在手机上缓缓滑动，几则关于疫情的新闻就这么看过去了。随着女医生和护士抬脚进门，我“腾”地一下从被窝里钻出，坐直了身体，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般，捏紧手机放到腰间的被子上，下意识揉揉干涩的眼睛。
“你妈人呢？”医生瞧着我旁边那张被子凌乱、空无一人的病床问道。护士听见厕所有动静，走过去看了一眼，医生也跟过去。
“这是在干什么？”医生和护士其实已经看见我妈在干什么了。
“她妈在洗拖把。”护士的声音稍微大了些，像是确定我妈在洗拖把这件事一样，要故意说给我听。
“你来洗拖把啊！”医生侧转过身，语气里是毫不留情的批判。而作为女儿的我依然一动不动，没有丝毫要下床的意思。
大约一分钟后，厕所里湍急的水流声停止。我听见拖把被挂在墙上的声音、积水快速落到瓷砖地板上的滴答声、厕所里我妈沉重缓慢的脚步声。拖把已经被她洗完，但那些声音还异常清脆地一遍遍重复。
“我跟她说了，让她放在那儿，一会儿我来洗。”我的内心是有羞愧的，但它似乎一点也不强烈，甚至可以说非常淡，非常淡，淡到我几乎不认为自己需要羞愧。
2
自从转到11层的隔离病房，我像只泄了气的皮球，变得懒怠，甚至有些无所谓，完全不像她刚住院的前三天那样，焦急，紧张，殷勤，对她呵护有加，时刻关心她的身体状况和心情。我再也没有对我妈轻声说“小美女乖”“别怕别怕”“不痛不痛”这样安慰孩子式的话，取而代之的是简短的“嗯”“还没”“我去买饭了”以及长时间的沉默。
最近两三天，她需要输液的次数越来越少。早上八、九点开始注射药液，消炎、护胃、补充能量和营养，一直持续到十一、二点结束。护士按时来取走输液管，只把针头留在她那已经肿成肉包一样的胖乎乎的手上。因为针头还留在肉中，她不可以自由挥动自己的手和手臂，稍不注意就会有锐痛感。她是对疼痛特别敏感的体质，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她害怕疼痛，生活却一直带给她伤痛。为了爱情，她放弃稳定的工作，放弃自己至亲的人，放弃自己在原有的生活圈子累积的一切，毅然跟着我爸来到城里，颠沛流离。我从来不清楚——曾想过要问但没有多少收获，年轻时的我爸究竟给予过她怎样的爱情与对婚姻的幻想，我只知道，这幻想在我七岁还是八岁那年就彻底破灭了。
一场车祸，让曾经才华横溢、骄傲自满的男人成了半植物人，妻子不甘于命运的不公，硬生生将他从床榻之上拽起，用一条长毛巾绑住自己和半身不遂的丈夫，日复一日坚持练习行走，终于让他能够自己走路、吃饭、洗澡……但是肌肉的坏死导致他彻底失去承担家庭重担的能力；意志的退化更让他沾染酗酒的恶习。就这样，他因为自己的自负和不好的命运，成为她此后二十多年生活里无法卸下的沉重负担。
她那么向往稳定，那么努力地承担生命里逃不过的责任，那么认真地绝地求生，生活却给了她一个又一个波折。长年累月的过度操劳，让她的身体在我背井离乡工作后的第二个春节亮起红灯。这个春节，又恰好赶上了百年一遇的全球大疫情。
3
吃完午饭，母亲坐在床上拨通一个号码。
“你在干什么？听你这样儿好像是在睡觉没有做饭吃？”从她的询问中，我辨别出是在和昨晚刚刚解除隔离的我爸通话。
“你怎么说话口齿不清？我看你是又偷偷喝酒了！你说，是不是又喝酒了？”
“哪里，哪里喝酒……”电话那头，爸的回答是意料之中毫无新意的答案。那场车祸之后，他说话就变得结巴含糊，喝酒之后更是语无伦次、发音困难。
有关“喝酒”的对话是我在过去十多年的人生里，从她和他嘴里听到的频率最高的对话，对话往往是这样展开的：
妈：“你是不是又喝酒了？”
爸：“没有，没有喝酒！”
妈：“还说没有，我闻着这么大的酒味儿，你还敢说没有……”
爸：“我没有，喝酒！”
她的提问和质疑都是这样开头，几乎没有新鲜的、不同句式的开场白；他的回答和否认也从来都是这样“斩钉截铁”，宁死不认。在这样“无聊”的对话之后，是我妈像侦探一样找出证据——类似于少了多少两的白酒（家里有个多余的电子秤，每次家里因为其他需要而买了白酒，我妈就会先精准称量，以防我爸耍赖）、爸每次偷喝酒之后说话就更加口齿不清、走路摇摇晃晃甚至直接昏倒在地等等症状——然后用无懈可击的逻辑推理把我爸的矢口否认粉碎。但这样的粉碎毫无效果和意义，它沦为这个家庭里一直以来无法改变的闹剧。至于什么时候能改变，这两个年迈的男女和年轻的我似乎都没有正经地奢望过。
让家里两个女人无奈的是，他糟糕的身体状况是不允许他“偷喝酒”的，车祸和年轻时自学中医不精导致药物中毒两带来的损伤逐渐让他只要猛灌“地下酒”（非明目张胆，或者说有正当理由的饮酒），身体立即便会出现糟糕的反应：吐字困难、走路渐渐失去重心、倒在地上起不来、意识不清楚……这一系列糟糕反应的后果就是需要别人给他收拾烂摊子。这个收拾烂摊子的人大多数时候是他的妻子——也就是我妈，有时是借住在家的侄子——也就是我表弟，严重些的时候便是他的弟弟。至于他自己，从他一次又一次“喝地下酒”的行为来看，应该对自己给别人造成的麻烦和苦难没有丝毫的感觉。
4
扯了这么多，有些扯远了，还得回到那通电话。她打通电话时，他刚刚解除观察隔离，而他被隔离观察的原因恰与“喝地下酒”有关。
距离那通电话两周之前，我爸还是这个三口之家里唯一的一个自由人。我妈因为宫颈方面的严重患病在大年初三的中午住院接受治疗，因为病发突然，异常严重，更不幸赶上肺部有不明原因的感染（后来经过专家会诊确定没有感染新冠肺炎），住院部为了保险起见将她从普通急诊病房转到了隔离观察病房，我作为唯一有能力和机会照顾她的人也同样被隔离起来。
转入隔离病房的前两天，她刚开始适应那至为“残暴”的治疗过程。在胃管、尿管、昼夜不停地输液、禁食以及孤独、恐惧的多重折磨下，她依然担心着孤身一人在家的丈夫。
“我猜你爸爸一个人在家肯定偷偷找酒喝。他肯定会憋不住喝酒的，他现在不知道多精明，我得跟搞侦查一样防着他……”她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是疲倦而“得意”的神色。说完，她让我把床头摇高一些，让她稍微能坐起来。她笑着说，坐起来能感觉稍微舒服一些。我帮她找来电话，拨通了我爸的电话，随后帮她去清洗和更换储存胃液和尿液的便盆。在厕所里，我又一次听见了那熟悉的对话：
“……你怎么说话混混吞吞的，是不是我们不在又偷偷喝酒了？”
“没，有喝。”
“你还日白（撒谎）？听你说话的声音就知道喝酒了，你个狗日的，真的不让老子省一点儿心啊你……”她朝着手机大声地骂他，又好像是在跟我抱怨。后来她干脆把手机开了扩音，目的是为了让我更加清楚地听见他说话的状态：
“没，没有，没有，喝……”他吃力地吐出这几个字，这被他“刻到骨子里”的谎话此刻说来竟如此的艰难，我想他是用尽了全身力气的。抵不住我妈两三个回合的逼问，他最终还是承认喝了酒，并且已经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你现在爬得起来吗？还能动就爬到厕所去把喝的酒给我吐出来，吐不出来就自己用手抠！”
这样的局面她早已不知应付了多少遍，但是她清楚此时在没有人帮他的情况下，这个男人是拿自己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于是，她打通了爸的弟弟的电话。此时此刻，能够帮忙处理这个“麻烦”的人也只有二叔了。
据二叔后来的描述，他赶到我家时，我爸就倒在床边的地上。他石头一样沉的身体让他弟弟费了不知道多大劲儿才把他弄到床上安顿好。而因为在冰凉水泥地上不知道躺了多久，第二天，他感冒了。咳嗽，发热，流鼻涕，没一个是能逃过新冠肺炎感染排查的症状。在医生的嘱托下，我带他去发热门诊做检查。临走之前，我跟护士说，麻烦帮我照看我妈。
5
从我妈所在的住院部辗转到发热门诊，要转过好几个长廊。那时已经晚上八、九点，我们路过医院内唯一的一家商店时，它已经关门歇息。我们一前一后，一个脚步压抑着怒火，一个脚步钝重，在空荡的长廊里交响。一路上，我并未开口说过一句话，我有很多疑问和责备，但一直保持着沉默。在挂号处帮他挂了号，带他穿过雨夜的黑暗，后来走进检测的地点，成为众多等待检测人员中的一员。
我喝令他不要坐在风口，在靠墙的位置坐着等。期间，他一直在洗鼻涕。我不知道如何与这个男人对话，只能去了解检测的流程。有陆续来检测、领取检测结果的人，外面的男女老少有刚来的，也有等了四五个小时的，只言片语间有慌乱，有不以为意，有烦躁……复杂的情绪因为医院特有的安静而显得更加清晰，仿佛能听到每个人的心跳和盲目。
我被最右边那个问诊的房间里格外明亮的灯光和正在发生的对话所吸引，于是踱步至门口。接诊的医生有一副年轻而疲惫的嗓子，面对那个女疑似患者把“酒店隔离”变成“居家隔离”的央求，他只是无奈解释：
“这不是我们说了算的，现在这是特殊时期，你自己又是公职人员，还是按规矩来吧，不然出了什么事，谁能负责？这又不比往常……”
年轻女子深知他的话有道理，但还是想争取一线可能，又和他缠了几个回合，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她意识“酒店隔离”已成定局，就只能给家里交代清楚，于是她求着在他的问诊室里，给家人打了通电话：
“喂——我要到酒店隔离了，他们不让我回家隔离……我什么都没带，你们帮我收拾下日常用品送到酒店吧……宝宝好吗？现在睡了吗？就是怕他闹……我最不放心宝宝啊……你们在家也好好照顾自己……”女子几乎全程哽咽着说完了一连串话。
她走后，我赶紧催促坐在远处看手机的我爸，叫他过来。爸在接诊室坐下时，那个医生在角落的洗手池用消毒液洗手，换上一幅新的橡胶手套，期间隔壁检查室的同事过来与他搭话，抒发着自己的“受不了”，然后又继续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他快速了解我爸的情况：发烧，咳嗽，流鼻涕……这些字眼想来应该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最不想听到但听得最多的词了吧。问诊过后，陆续做了验血和其他检查。在等待验血的过程中，我不放心我妈一个人在病房，于是决定让他自己在角落里等结果。走之前，检查了他的包，里面还有足够的卫生纸，又帮他整理了敞开的衣领，再三叮嘱他不要坐在风口处，不要睡着，最后告诉他，我会尽快回来。
6
很快，我再次来到发热门诊处，在门口碰见我爸。他步履蹒跚，右手握着手机，连接手机和脖子的那根暗蓝色的带子也在他僵硬的脖子上别扭地滑来滑去。左手捏着几张白色的检查结果单和装着空气的拍片的袋子。他向我迎面走来，脚步一如往常的钝重，表情一如往常的呆滞。
“情况怎么样？”我对检查结果无比急切，语气和脸色却保持冷漠疏离。
“要把我搞去隔离啊……”他故作轻松地说，还不忘骂了句脏话，就如他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每次遇到不顺利的事情那样，用一句脏话来应对自己尴尬、愚蠢的处境。他的身体和精力早已不允许他对自己失败的人生加以反击，只能在“苟延残喘”中对着生活说一句“妈的！”
这个结果就像一捧突然热烈跳跃的火苗，一下子撺燃了我心中压抑许久的怒火。于是，在等待专人带往隔离区的门诊大厅的一角，我开始一连串质问：我想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喝酒？酒有那么好喝吗？你知不知道妈的情况非常严重？你在喝酒只顾着自己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个为你承担了这么多年家庭责任的你的妻子？你究竟知不知道现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的她有多糟糕？你现在根本什么也不关心了，你只关心酒和电视剧！你知道昨天ICU的大夫来了吗？好几个其他科室的大夫跑到我们病房来。你知道那个ICU的大夫怎么告诉我的吗……
7
那是我人生里第一次经历只在电视里经常经常看到的场面。ICU的大夫第二次给我妈诊断之后，当着母亲的面说说了句“还行”，随后却又悄悄把我叫到了病房外面（男大夫给护士使了个眼色）：
“你是病人女儿是吗？你跟我出来一下，我们到外面说……”
我们到外面说。
我们到外面说。
从站在原地，到迈出第一步，再到来至病房外的走廊，这句“我们到外面说”在我脑海里快速而猛烈地翻腾，仿佛要把我淹没。我只觉得步履艰难，天地在旋转。我几乎知道接下来大夫要说什么了，这个预感，连同病房里母亲插着尿管和胃管、表情痛苦的画面，催动我泪腺里所有的液体向眼眶疯狂涌流，还好那份不敢轻易在人前落泪的心绪化作了挡住洪流的闸。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是ICU的大夫，如果不是非常严重，我是不会出现在你妈妈的病房的。这几天你也看到了，不少大夫来给你妈妈问诊，她们包括我在内都是各科室的。虽然你妈妈是因为宫颈方面的问题住院，但是现在的表征是她肾、肺、肝、心脏等都有问题。从入院到现在一直没有正常排尿，肺部也有不明原因的感染，这个还在观察确认是不是新冠肺炎，心脏供血有点不足……你妈本身有高血压，但是入院的时候血压一直很低，这也说明心脏不是特别健康……”
我只看到他嘴在动，但这个ICU大夫说的这些究竟是怎样影响着病床上那个肥胖而脆弱的女人的，我完全理解不了，为了不哭出来，我努力去听、去记大夫说的那些医学名词，但依然无法跟上。
“……所以说，你妈妈的情况现在很严重，你还是要提前做准备……”
提前做准备。
提前做准备。
怎么就提前做准备了呢？要我做什么准备？为什么是我来做准备？之后大夫还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听不见，那句“提前做准备”成了撬开闸的钥匙。闸开，洪流喷涌而出，浪花将眼前的一切遮挡。
再进病房时，眼泪已经擦干，眼睛红肿得很明显。病床上的她吃力地喘气，急忙问我医生把我叫出去说了些什么。她的表情里有痛苦，还有想要看起来很平静的努力。她可能听见了一些什么，她也是在电视里见过这种戏剧性场面的观众，她更是正在承受这场病痛折磨的人，她怎会没有预感。只是此刻，她更担心我的心情吧——这么年轻的女儿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她想要努力表现得“不痛”，然后成为那个给予安慰的人。
我从进门后一直在洗鼻涕，想含混过去，但说着说着就哭了。从来没有像那样瘪着嘴哭出声来过。愧疚，害怕，慌张，毫无方向，我把医生的实话和盘托出，然后再也不知道说什么，只是不停地洗鼻涕，流眼泪。
想到妈妈可能会死，我的眼泪就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落下。年少的某些时刻，我的脑子里会突然闪现母亲身处“死亡”的场景。一次，我在小诊所里拔完因为甲沟炎而扎进肉里的指甲，坐在窗边等她骑车来接我。她过了很久才来。我很少需要等待妈妈来接我回家的时候，喜欢独自一人上学，放学；也喜欢独自一人到某个地方玩耍或是办一些事情，所以对于等待别人来接我并没有什么经验。
那一次“等待”的时间让我觉得有些漫长，以至于有足够的时间在脑海里上演一场完整的“母亲的死亡”。那场被动的幻想里，妈妈在骑车来接我的路上意外撞车身亡，我赶到医院时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奇怪的是，那个场景里我见到“死亡的母亲”身上毫无血迹，医生告诉我母亲从被送进医院抢救到闭上眼离开世界的整个过程中，我没有丝毫痛苦。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
而此刻，躺在白色病床上的妈妈，要忍受身体里插入塑料管的痛苦、不能喝水的痛苦、不能吃饭的痛苦、药液造成的口舌苦涩的痛苦、整日整夜输入药水的痛苦、从每一个噩梦中惊醒的痛苦、没有至亲之人来看望的痛苦、父亲不能在身旁陪伴的痛苦、抱怨老天待自己不公的痛苦、担心昂贵的治疗费的痛苦……我眼睁睁地俯视着她的这些痛苦，有那么几个瞬间竟在心理“庆幸”——总该让你住院一次才知道要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
后来，当我独自一人遇到身体被疾病剧烈攻击时，才体会到，人在身体损坏之时其实是相当敏感的，这样的敏感会带来对未知的恐惧和焦虑的，但这些恐惧和焦虑最终会输给现实的经济压力，会为了省下那些钱而让步，只因为从心理上人们难以平衡自己拿命换来的钱最终只能用来续命。
8
面对我一连串毫不留情的严厉质问，我爸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仿佛女儿口中所说的那个病危的女人是一个跟他毫不相干的人。
“……你难道在偷偷喝酒的时候就没想过你老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吗？面对她如此严重的状况，你难道没有想过为她做点什么吗？”我执意地进一步追问，尽管我知道眼前这个男人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也还是强烈期待他能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有所回应。
“你妈既然已经病得这么严重那我又能怎么样呢？”
他仿佛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在话语上反击的机会一般，用那满不在乎的语气把自以为是的看淡一切的态度甩给我。而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一个回答。那一刻，我觉得周围的吵闹声、外面的雨声突然消失了，世界变得无比寂静，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这个男人的回答吓得不敢流动。仿佛那片刻的绝对的静，只为让我更加清楚地听见自己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
咚咚——
咚咚——
咚咚——
他的话如同细胞裂变般在脑中飞速膨胀，似乎要把接收其他信息的空间都占满，只允许我来思考那句话一般。当所有声音突然再次流动的那一刻，我几乎要冲上前挥起手给他一巴掌，但我没有，只是觉得对眼前这个男人再无话可说。
不久后，他被全身裹着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带到了隔离区。那是一整栋被封闭起来的住院大楼，一楼从外面开始就用护栏划界围住，大门被关闭，只在旁边留下一个窄小的出入口。门口有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把守。一批人被分成三拨，依次乘电梯来到顶楼，医院里独有的那种寂静突然被打破，长久未开放的顶层病房散发出浓浓的幽闭之气和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然后只听见一个年轻的女声从走廊的深处传来。
“你们是新来的吗？”
年轻的女声很纤细，透着浓重的疲惫和嘶哑。声音的主人很快向这一群“新人”走来，脚步匆忙而钝重，她个头小巧，胸前抱着的一团被子几乎盖过了她整个人。
“你们先在这儿等一下，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会一个一个尽快安排房间，没有准备日用品的赶紧联系家属准备好送过来，一旦进病房之后就不能出来了……”
女护士边说边向走廊另一侧的深处走去，只留下一群“新人”在原地不知所措。
和他一起被带往隔离区的人还有七、八个，多数也是和他年纪相仿的男人，他们几乎都准备了一些必需的日用品：盆、卫生纸、毛巾、拖鞋……而他除了胸前的挎包、包里一卷快用完的卫生纸，以及电量告急的手机，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这一切经历太过突然而匆忙，我和他都没来得及做任何准备。
“我一会儿下去给你买些要用的东西送上来。”女儿冷漠地说，脸上是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的倦色。
“嗯，把我的另一个包也拿来，充电器在那里面。”父亲这样叮嘱。
9
我快速回到妈妈的病房，问过她输液的情况，简单说了几句我爸需要隔离观察的情况，宽慰妈妈不要担心，在柜子里拿出我爸日常挎在身上的包，检查了一遍包里他需要的物品，然后马不停蹄地跑到院内唯一的一家便利店，赶在打烊前买齐了所有他可能需要的日用品和可以维持多天的食物、水。
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被关在了房间内。我在昏暗的光线中找到临时的护士站，值班的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他开口讲话即暴露了自己的年轻与疲倦不堪，一句简单的“有什么事”似乎都要让他断气了。他领着我来到我爸病房前，提醒我站得离病房远一些，接着敲开病房房门，把装着满满一大袋的日用品递给了我爸。
“在里面好好照顾自己，不要总是看手机，经常锻炼身体，注意保暖。”我抢在关门之前说了些叮嘱的话。
“行了，我晓得，你把妈照顾好就行，不用管我。”他有些磕巴地说着一个普通父亲本该嘱咐孩子的话，只是从他嘴里说出来，倒像是在内心酝酿、排练了很多次一般，生涩而尽力。
作为疑似病例观察对象的我爸被隔离在一栋楼，而我和妈妈则被隔离在另一栋楼。为了安全起见，那天送他去隔离病房后，我被医生禁止两头照料。妈妈身边离不开人，我只能选择照顾她，我爸的一日三餐便成了问题。好在几经周旋之下，家中亲戚拜托相熟的一位护士长（负责隔离病区）每天为他从食堂带饭。突然之间，我爸被关起来隔离反倒成了一件对全家都好的事——我和妈妈暂时不用担心他偷喝酒的麻烦，他亦有人照料。人被隔离在一个简陋的环境里时，身心反而能更清净。最大的担忧得到解决后，我便可以专心照顾母亲养病。
10
他被隔离起来的第三天，也就是妈妈住院的第五天，她的病情也开始好转。尿量恢复正常，尿色渐渐变淡，尿液中不再有红血丝的出现。胃胀的感觉也渐渐消失。或许是想要摆脱插管的痛苦的欲望极为强烈，母亲的身体开始努力向好的方向扭转。我亲眼看着两位护士小心翼翼、动作娴熟地帮母亲取下尿管、胃管，内心充满紧张、喜悦、解脱，感觉那两条长长的、透明的塑料管仿佛从自己的尿道和鼻孔里抽出来一般，全身的细胞焕然新生，呼吸更加畅快，空气里除了消毒水味，似乎还混合着一点久违的香甜，那是来自新鲜空气的味道。
护士撤走塑料管和监测心跳、血压的仪器，离开房间。终于摆脱了！对我和妈妈来说如此，对护士来说亦是如此。
“我想起来走走。”
这是她摆脱病床羁绊后说的第一句话。我扶着她去厕所小便，然后打开病房的窗户，让空气流通起来，母女两人在房间里一圈一圈地来回走动。她一边走，一边观察病房里的一切陈设，就好似自己刚来一般。她抬头看了看吊输液瓶的活动架，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肿得如发酵过度的馒头一样。她把肿得厉害些的那只手伸到空中晃了晃，然后憨憨地笑出声来。我情不自禁捏着她松软的小手揉起来。
她走到窗边，不再舍得离开，双肘撑在窗前的柜台上，痴呆呆地望着窗外。对面的居民楼前，几乎没有人迹，只有一两只小狗无忧无虑地追赶嬉戏。远处街道上几乎所有的店铺紧闭，偶尔有私家小轿车快速穿过。更远处是成片屋宇的房顶，在一众低矮房屋中，一座不知道什么时候建成的地产大厦赫然耸立。
我在离家很远的城市工作，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小城的模样一年年总在变化，这一次回来，当我从医院的病房时向外远望时才发现，孩童时期常去玩耍的广场后面突然多了一幢如此高耸的大楼。那一刻，我才深感自己似乎离开家很长时间了。
“你看，外面的世界好好哦！”妈妈用孩童般的语气说。
那之后的每一天，妈妈的住院生活轻松了许多。除了按照医嘱去不同的楼层做胸部、腹部的拍片、彩超检查，剩下的时间还是只能待在病房里。于是，她和外面世界的联结就只能依赖这扇窗户，每日会花大部分的时间倚在窗口，看外面没有太多变化的景致。热了就换上薄一些的睡衣——丈夫在十多年前意外车祸住院时穿的病服，冷了又换上毛绒绒的冬衣，再披上大红的棉丝巾。
我和妈妈很少有如此集中的时间待在同一个空间里生活，隔离下的城市反倒给家庭内部的成员制造了亲密交往的机会。清晨6点多，我匆匆起床，全副武装，把我妈7点需要服用的降压药和开水准备好放在她床边的椅子上，然后去食堂买早餐。医院食堂的食物并非全天候供应，疫情期间的需求量大，病患家属需要提早去排队购买。她担心我频繁进出病房会增加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便嘱咐我早餐多买一些馒头、粥之类方便存放和加热的食物。我明白我妈的担忧，但不新鲜的食物始终不能供给她营养，于是坚持早、午、晚餐都去食堂买热腾腾的饭菜。为了缓解她的担忧，我将自己从头到脚到手指裹得严严实实，回到病房后第一时间消毒，脱下罩在外面的衣服晾起来吹。
撤去尿管、胃管最初的那两天，医生规定我妈只能喝适量的水，就连白稀饭也只能少量地吃，这对禁食了多天的她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折磨。然而也因为“吃饭”的事，我俩之间发生了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可爱的互动。那几天的午饭和晚饭，总是不等坐在窗边的我吃上几口，她就开始撒娇：
“吃的什么呀？这么香！”她坐在病床上一边不情愿地喝粥，一边试探性地问。
“别管我吃啥，反正都是你不能吃的。”其实都是平常吃惯了的炒菜，也不见得有多美味，但热腾腾的香气溢满了整个房间，和我的饭菜比起来，我妈面前的白粥当然是食之无味的。可是即便明白她心里的小算盘，我也不没有做出丝毫让步。
“怎么这么小气呢，端过来让我看看也好呀，就知道吃独食，哼！”她继续如孩子般撒娇。
“您就别想啦，反正现在除了喝粥，啥我都不会给你吃的。”我态度坚决，语气柔和。
这样的对话重复过很多次，是母女之间少有的温馨场面，直到她可以开始正常进食，这可爱里透着酸涩的对话也随之消失。我又变回了平日里冷淡的女儿。我常常无奈，因为自己孤僻古怪的性情，和我妈的关系大多数时候是疏离的，我痛苦于自己无法像她期望的那样活着，也痛苦于自己无法带给她更好的生活。
庆幸的是，我妈还有我爸相伴在身边。尽管他（包括我）带给她的是大半辈子的苦难人生，年华老去的她却依然深感离不开这个男人。我爸隔离的那些天，每到饭点便按时打来电话问候我妈饭吃得如何。夫妻两人聊着世间最平常的话，但在那个病房里，我听着，觉得那是世上最动听的话，那是只有活着才有意义的话。
我爸解除隔离的第二天，母亲便迫不及待向医生申请回家。医生确认了母亲的身体状况后，最终同意了患者坚持进行药物保守治疗的决定。我知道，她太想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丈夫了，于是在一切手续办妥后，我们终于离开医院，骑着三轮车向家的方向飞驰而去。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63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