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春生，今年二十三岁，是我国鲁西南一个极为普通、却极为奇葩的人。
我现在写的不是小说，不是别人，而是一段绝大部分真实、微小部分虚构的纪实性故事，关于我爸爸的故事。
提示您一下，当出现“或许”这个副词的时候，就说明接下来写的是虚构故事。不过，即便是虚构故事，也是我按照当时的合理情况而想象出来的。
尽管他已经走了八年之久，但是我对他的思念丝毫不减，而且好像吃东西一样越积越厚。
我爸爸如果健在的话，他应该有67岁了。
他长着一张圆形脸，一对罗汉眉，一双小圆眼，一只蒜头鼻，一个方形嘴，下巴上长着一颗与“毛ZD”几乎同款的肉色瘊子，穿着一身灰黄色中山装，戴着一顶赵本山同款前进帽，一副忠厚实诚人的模样。
于中年男子中，他属于是比较帅的。
在我的印象中，他很高大，实际上只有一米七多；他很强壮，实际上只有一百六十多斤；他很聪明，实际上只有一些急用智谋。他最喜欢用胡渣子扫我的脸，那感觉让我想逃离却又舍不得。
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的一周，我写了三首歌，现在该是第一首歌登场的时候了。
《不常见的爸爸》
爸爸，我想听您笑，走到您“家”却忘啦。
爸爸，我想被您打，柏树前面两膝垮。
哦吼爸爸，不常见的爸爸，您在天堂还看小品吧？
哦吼爸爸，不常见的爸爸，您在天堂舍得吃块肉吗？
哦吼爸爸，不常见的爸爸，您在当年是一朵金钗花（即石斛兰，父亲之花）。
哦吼爸爸，不常见的爸爸，您在当年是儿子我的神话！
爸爸啊，儿子刚长大，您却早已往生极乐 不再陪儿玩耍。
哦吼爸爸，等来生，儿子做一回您的老爸……
那是1954年（甲午马年）2月21日，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十九日，星期天。
看，这天夜里，山东省的天空上正在飘着洁白的雪花，将大地上的一切尽皆掩盖，悄无声息地给人间带来一层美丽的神秘感。
这是今年春天的最后一场雪。
在山东省“牡丹专区”（1967年改为“牡丹地区”，2000年改为“牡丹市”）“曹州县”“老孙家区”（1958年改为“老孙家公社”，1983年改为“老孙家镇”）“楼安村”5号的一户普通人家里，我奶奶又生下了一个男婴。
接生婆看见是有小丁丁的，急忙将脐带剪断，擦了一通，给他裹上被子，便打开堂屋木门，向蹲在地上的、正在抽烟的、奶奶的丈夫王同秀笑着说道：“老王，抓紧看看恁三儿嘚（方言，读音是：dei，意思是：子）！”
王同秀本是满脸堆笑，听见这话，瞬间苦脸，扔掉烟头，接过男婴，叹了口气，对他说道：“唉，孩得，你咋是个男嘞？”
为什么他这么说？父母不是都喜欢儿子吗？
其实，大部分时候是这样的。
可是，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四年多，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普通农民能混个温饱就是很不错了。
如果有了个女儿，等她嫁人了，还能得到一笔丰厚的彩礼钱。
但是，如果有了个儿子，那结果就截然相反了。
因此，那时候的人都喜欢女儿。
不一会，王同秀进了堂屋，走到里屋墙角处，蹲在地上，抠去一块砖头，从地洞里拿出来一张一斤的粮票，随后又拿了六个鸡蛋，一并送给了接生婆，旋即便将她送出了门。
这时，有两个孩子跑了过来，一个面黄肌瘦、古灵精怪，有八九岁（实际生于1946年，时年8岁），是王同秀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大爷；一个身材富态、朴实忠厚，有五六岁（实际生于1948年，时年6岁），是王同秀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二大爷。
他俩见王同秀怀里抱着一个婴儿，知道是妈妈的孩子，急忙对王同秀问道：“爸爸，是弟弟还是妹妹？”
王同秀弯下腰，掀开被子，给他俩看。
二人一看，大大爷满脸堆笑，二大爷皱起眉头。
只见这男婴白白胖胖，一脸发呆，不懂笑，不会哭。
不多会，四人回了家，进了堂屋。
我奶奶半躺在床上，向王同秀问道：“同秀，给孩得起（同“取”）个名吧。”
王同秀思忖片刻，向她答道：“福省管不？”
我奶奶点了点头。
没错，这个男婴就是我的爸爸王福省。
这个名字是他最常用的，我妈妈也叫他“福省”。
他也有另一个名字，那就是身份证上、户口本上的名字－－王付锁。
有一点值得一说，我爸和我国国家一级演员成龙先生、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雪健（菏泽人，老乡）先生、喜剧表演及小品表演双艺术家陈佩斯先生、华语电影女演员及作家林青霞女士、华语影视女演员赵雅芝女士同岁，只是比成龙大了2个月，比李雪健小了1天，比陈佩斯小了9天，比林青霞和赵雅芝大了9个月……
1958年5月，全中国爆发了一场持续了四年之久的“三个不能写的字的运动”。
转眼间，时间到了1959年。
这年7月至9月，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广大区域普遍少雨，闽、粤60天无雨，遂“波及豫、鲁、川、皖、鄂、湘、黑、陕、晋等20个省、区的旱灾分别占其77.3%（受灾3380.6万公顷）和82.9%（成灾1117.3万公顷），受灾范围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即1959－1961年，又称“三年自然灾害”）的开始。
1960年，持续旱情扩大：“1-9月，以北方为主的特大旱灾。上半年，北方大旱。豫、鲁、冀、晋、内蒙、甘、陕7省、区大多自去年秋起缺少雨雪，有些地区旱期畅达300－400天，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豫、鲁、冀三省受灾均在530万公顷左右，合计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左右。
这是三年“三个不能写的字的运动”带来的惨痛后果。致使全国人口的“思旺”率大幅上升，非正常“思旺”的原因就是一个字：饿！
在Dang史中对此记载的数据是：“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思旺’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1960年，河南省9个县的“思旺”率超过，是超过100％。
这只是一年的数据，并不是三年的数据！
1000万，这个数字代表什么？
你要知道，十四年（从1931至1945年）的“KR”战争，中国军民“思旺”3500万。
那是战争时期，这是和平时期。
顺便写一下，1960年的中国人口是6.5亿。
或许那时候，旱区的田地里没有粮食，花园里没有花草，野地里没有野菜，大树上没有树叶、树皮和软树枝。
不用说，这些东西都进了灾民的肚子里。
或许那时候，有许多村庄会张贴很多张告示，上面可能写着“严禁吃幼苗”、“严禁盗窃食物”、“严禁吃‘实体’”、“提倡腌咸菜”、“提倡做硬窝头”……
为什么写“严禁吃幼苗”？
很简单，因为那是明天的救命粮，也是今天的希望。
为什么写“严禁吃‘实体’”？
也简单，人在最饥饿的时候，可能会变得毫无人性，进而为了活而发生吃Ren的事件。
为什么写“提倡腌咸菜”？
非常简单，把菜腌制的很咸，它才耐吃。
“提倡做硬窝头”也是这个道理。
不管你信不信，这些事情在当年确实发生过。
在那个极度困难的时代，活着意味着需要异常强大的精神力量。
只有精神不倒，眼里才能有光，脚下才能有路，未来才有希望！（备注，这两句话属于照抄，因为写的实在太好了）
或许在当年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有一天，王同秀和我奶奶出门挖野菜、掰树皮。
我爸爸偷摸出门，看到他们没影了后，就立刻关上木门，笑着跑回了堂屋。
大大爷见他笑着，一脸愉悦，仍向他问道：“老三，咋样？”
我爸爸喘了口气，向他答道：“爸妈走了，放心吧！”
大大爷点了下头，向两个弟弟说道：“好嘞！恁俩记都（方言，意思是：记住），好好嘞早（方言，意思是：找），不管是待囊航（方言，意思是：在哪里）！”
我爸爸和二大爷听后，点了下头，便对家里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十几分钟后，二大爷发现一面土坯墙上有一个有明显手指印的断土块，看起来好像刚动过似的。
于是，二大爷拿去土块，发现里面是一个窟窿，有半个黑黑的、满是灰土的窝头正躲在里面。
窝头？王家的家里还有储备粮？
不是！
其实，这窝头是用王同秀和我奶奶弄来的野菜、树叶、软土做成的。
我爸他们一家五口人在昨晚吃了半个窝头，打算把这个窝头留着今晚吃。
王同秀知道这三兄弟调皮捣蛋，便将那半个窝头藏了起来，谁知道还是被二大爷找到了。
二大爷拿出半个窝头，闻了一下，大笑着喊道：“大哥，三弟，我早着（方言，意思是：找到）了！”
大大爷和我爸听后，激动不已，急忙跑了过来。
二大爷将窝头递给大大爷，向他轻声说道：“大哥，脉脉掰（方言，读音是：maimaibei，意思是：慢慢的掰），拜慌慌（方言，意思是：别着急）！”
不知是大大爷心急，还是窝头太硬，两手一使劲，竟然将窝头掰得一块大，两块小。
我爸和二大爷见状，面面相看，不好说什么。
不一会，大大爷知道自己身为大哥，不好意思贪大，便拿着大块窝头，对二人说道：“这窝头忒硬，掰不动，咋弄？”
我爸和二大爷听后，面面相看，各自摇了摇头。
几秒后，大大爷想到一个“高招”。他拿来三根短香，捏在手里，对二人问道：“这三根香一根长，两根短，咱仨谁抽到长嘞谁吃大嘞，管不（方言，意思是：行不）？”
二人点了点头。
随后，二大爷瞧见第三根香的根部已经露出，想必这就是最长的，便伸手去抽它。
大大爷见状，心里着急，便偷偷的用大拇指指甲掐断这根香的中、下部。
等二大爷抽出那根香的时候，发现它只有两厘米，明知自己被算计，也不敢声张，只好拿了一个小块的窝头。
不一会，我爸伸出小手，去抽第二根香。
这时，大大爷想要故技重施，暗自将大拇指指甲放在它的下部。
我爸知道他爱耍小聪明，自己被他算计了好多次，便自己掐断香的露出处，使这根香只剩了不到一厘米，随即便拿起另一块小块窝头。
大大爷见状，不忍如此，便取来生锈的斧头，将大块窝头砍成三块，与二位弟弟分食。
记住，这把斧头在40年后会出现一次，只不过那次是劈在了一个人的头上！
随后，三兄弟拿着“合理”的窝头，自顾自的吃了起来。
我爸和二大爷吃了窝头的一半，留下一半窝头，偷偷的放到了我奶奶的梳妆盒里。
这是我爸六岁的时候干的事情，谁知道是真是假。
大概是在1960这一年，我爸遭遇了一次对人生影响极大的大事情。
某一天，王同秀趁着我奶奶回娘家的时候，将一对来自河北省的年轻夫妻领进了家门。
他们商量着一件大事，那就是将王家的一个儿子“送”给这对年轻夫妻。
为什么？
很简单，因为饿！
如果“送”一个孩子给别人，就会使那个孩子或者一家人生存下来，而且还会得到一些“报酬”。
这对年轻夫妻想要挑一个。
于是，王同秀将三个儿子叫了出来，在他们面前一字排开。
这对年轻夫妻见大大爷柴毁骨立，二大爷肥头大耳，都不怎么满意。
等看到我爸的时候，发现他身材中等，唇红齿白，虽然穿着一身灰色烂袄，却挡不住他身上的一种淳朴、讨喜气质。
那年轻男子当即将我爸抱在怀里，并给了他一个大白兔奶糖（新糖果，1959年上海某糖果公司将它作为我国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产品）。
大大爷和二大爷见到奶糖，欣喜万分，也冲了过来，吵着要大白兔。
年轻男子不好意思不给，便将裤兜里的一包大白兔送给了他俩。
二人恐怕奶糖被我爸抢夺，便用最快的速度离开了。
不多会，年轻男子从大衣的内兜里掏出10张面额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假使一斤麦子售价1.5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75元）、5张面额1斤的肉票（假使一斤猪肉售价25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25元）及10张面值5元的第二套人民币纸币（60年代猪肉价格7毛/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800元），塞进了王同秀那干瘪的手里。
王同秀看见这么多钱和票，先是笑了一下，旋即又皱起了眉头。
那位年轻女子见状，以为他嫌少，便从自己的军用绿包里拿出10张面额5尺的布票（假使一尺布5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50元）、3张面额1斤的油票（假使一斤油售价30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90元）和4张面值5元的纸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700元），塞进了王同秀那干瘪的手里。
这些东西加起来，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000元，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
王同秀看着手里的“巨款”，仍旧眉头紧锁。
为什么？
很简单，因为当时整个山东、河南都缺乏粮食。
即便是有钱、有票，也根本买不到粮食。就算是有粮食可以买，那价格也是相当的高。
那位年轻男子思忖片刻，知道这个情况，便骑着从县里租的凤凰牌自行车（当时中国三大名牌自行车之一，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车），前往“老孙家公社”（1983年改为“老孙家镇”）。
在看到公社没有粮食可买后，他便骑车去了西边30里外的“曹州县”县城。
尽管当时粮食极度匮乏，这个年轻男子还是想办法用大卡车搞来了500斤麦子。
他在来的路上见到路边全是乞丐，怕半路被人抢粮，便在麦子上铺了很多玉米秸秆，伪装成拉柴火的。
当大卡车平安的开到“楼安村”西北王同秀家门口的时候，已经有上百号人在这里等待。
没错，他们是来分一杯羹的。
这名年轻男子见状，知道不分粮食的话，容易发生抢粮事件，便拿出300斤麦子，分给了村民们。
村民们得了这些“救命粮”，喜不自胜，各回各家，各做各饭，各填各肚。
随后，这位年轻男子将剩余的200斤麦子掂进王家。
王同秀见到这许多麦子，喜极而泣，忍不住将一把麦子填进嘴里，稍微嚼了几下，便硬生生的将它们吞了下去。
那位年轻女子抱着我爸，笑着向王同秀问道：“王老哥，东西都给了，那我俩就带孩子走了？”
王同秀听后，向她答道：“走吧！走吧！不送！”
年轻夫妻相视而笑，旋即抱着我爸走出了王家。
他俩坐上两辆租的自行车，正准备离开，却看到王同秀急三火四的跑了出来。
几秒后，王同秀跑到我爸身前，紧紧的握住他的手，向他叮嘱道：“三儿，在人家好好听佛（方言，意思是：说），掰再调皮了，好好嘞。”说完，便转过头去，闭上了眼睛，将泪水堵住。
年轻男子见状，看着后座上的我爸，对王同秀问道：“要不让孩子再住一晚？”
王同秀听后，叹了口气，向他答道：“不用，恁们走吧！”
于是，这对年轻夫妻带着我爸离开了“楼安村”，离开了这个生活了6年的家乡，离开了这个从没吃过饱饭的地方，踏上了前往河北省的路。
这时，这对年轻夫妻已经是我爸的养父和养母了。
或许，我爸在途中一直流泪和叫喊，不过那是徒劳无功的。
不知道他们骑了几个小时的自行车，才赶到了“曹州县”县城。
他俩还了自行车，拿回了100元押金。
由于当时“曹州县”和“牡丹专区”没有火车站，所以他们只能乘坐汽车前往500里外的济南市。
等他们来到济南市后，便乘坐火车一路北上，前往河北省某市。
据说我奶奶回家后，听说了这件事，当即大病一场，不久便郁郁而终。
那时，她可能还没有30岁，因为王同秀当年34岁。
我特意为这件事写了一首诗歌，专门纪念我的爸爸。
《别家诗歌》
饿使父子离，
儿在车上泣。
烈日水无情，
何时降雨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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