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通史巨著，探讨区域历史文化也必须对《史记》给予高度重视。阴山虽然地处我国北疆，但阴山地域汉代之前的民族部族、行政设置、经济生活、民俗文化等历史状况，在《史记》中均有记载，应当进行深入地挖掘研究。
《史记》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通史巨著，其内容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洪细兼收，包罗万象，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我国自有文字以来近三千年的历史。我们今天了解汉代之前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研究，《史记》是取之不尽的宝藏；而且从地域角度探讨区域历史，《史记》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下面仅以地处我国北疆的阴山地域汉代之前的历史文化为例，对《史记》中的记载略加梳理，简要说明。
阴山山脉横亘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介于东经106°～116°，西起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的狼山，中段为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东段为坝上高原的大马群山。东西绵延长达1200多公里，南北宽达50～100公里，北界大致在北纬42°。山脉的平均海拔高度在1500米以上，主峰是位于狼山西部的呼和巴什格山，海拔2364米，亦是整个阴山山脉的最高山峰。山脉北麓有乌兰察布草原，南麓有河套—土默川平原。山脉内部的盆地中心及山前地带有数个积水形成的湖泊，著名者有乌梁素海、岱海、黄旗海等。山脉南侧有大黑河、昆都仑河等汇入紧靠阴山的黄河。
黄河在阴山之南形成一个大弓形，弓形黄河湾内是属于阴山地域的鄂尔多斯高原。阴山的最大特点是南北不对称，南坡山势陡峭，北坡则较为平缓，仿佛一座巨大的天然屏障，同时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
因此，阴山南麓的雨水较为充沛，适宜发展农业。阴山山脉自古以来就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天然分界线，山区本身则是农牧交错地带。
就行政区划而言，阴山地域主要指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盟市，主要包括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
西面囊括乌海市和阿拉善盟东部地区，东面包括锡林郭勒盟西部地区。
当然，作为一种区域历史文化，其历史影响和文化辐射应比地理范围和今天的行政区划范围更广更大，还涉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宁夏北部，以及蒙古国等部分区域。
阴山地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我国北部一个很重要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区域。阴山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域，先后活跃着匈奴、鲜卑、柔然、铁勒、突厥、回鹘、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众多少数民族，汉族也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有居民迁入。像阴山这样一个不太大的区域内先后活跃有这么多民族的地区，在我国并不多见。
几千年来，阴山地域各民族在这一地域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现在又是***总理称赞的“模范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心区域。深入研究这一典型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对于进一步考察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基础及特征，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阴山地域先民的活动，很早就在古文献中有所记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武丁时期卜辞中曾提到土方、鬼方、羌方、方等，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方国的活动范围已到达阴山地域。特别是司马迁所著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无论本纪（如《秦始皇本纪》）、表（如《六国年表》）、书（如《平准书》），还是世家（如《赵世家》）、列传（如《匈奴列传》），都有关于阴山地域史实的记载。
一、《史记》中关于阴山地域部族和民族的史料先秦时期生活在阴山地域的少数民族部族，正如《史记》所说“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大概是因为各部族“逐水草迁徙”，“随畜牧而转移”，“居无常处”，“时大时小，别散分离”①。这些部族见于甲骨金文的有土方、鬼方、羌方、方等名称，见于史籍的有荤粥、猃狁、犬戎、山戎、北狄等。荤粥大概与黄帝同时，其活动区域包括今阴山地域，《史记》记载有黄帝“北逐荤粥”②。夏代荤粥与夏为邻，有密切交往。战争交往是北方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有力促进了各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
春秋时，北方各游牧部族被泛称戎或狄。狄分赤狄、白狄和长狄。
晋文公（公元前636年—前627年在位）攘戎狄，居于河西固、洛。赤狄、白狄皆在河西，约今陕北和鄂尔多斯东南沿边一带。在鄂尔多斯市西南边沿，则居住着义渠、朐衍诸戎③。《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义渠、朐衍诸戎居住包括今内蒙古与陕西、宁夏接壤的鄂尔多斯市西南边沿鄂托克前旗等境。当西戎诸部被秦吞灭，秦穆公霸西戎时，赤狄、白狄也被晋降服。《史记》载，公元前569年（晋悼公九年），晋使魏绛“说和戎、狄，狄朝晋”④，“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狄，东至河内”。晋的势力已伸入今鄂尔多斯地区。
战国时期，林胡、楼烦、东胡逐渐发展为北方几个主要游牧部族，并称为“三胡”。《史记》载，公元前457年（赵襄子元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⑤。赵拓边至晋北，与林胡、楼烦等相邻。
其后三家分晋，“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⑥。
公元前328年魏国败于秦，“魏尽入上郡于秦”⑦。秦惠文王于公元前320年“北游戎地，至河上”⑧。秦上郡已包括今鄂尔多斯市东部准格尔一带，直抵黄河南岸。此时的林胡、楼烦居秦、赵之北。另据《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载，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十九年）赵武灵王召楼缓谋胡服事说：赵国“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又自请于公子成曰：吾国“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说明林胡、楼烦居赵北，且及赵西。林胡、楼烦占据阴山以南今乌兰察布南部丘陵、呼和浩特及鄂尔多斯市东北边沿一带。【9】战国中期中原各国不断北上略地，上述北方各族活动范围有所变化。
《史记》载，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二十年），赵“西略胡地，至榆中。
林胡王献马”。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10】。林胡、楼烦因此迁入今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公元前297年（赵惠文王二年）“主父（即赵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11】。此时林胡为赵武灵王所迫，已移居河套内，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乌审旗一带。楼烦则居今黄河西岸，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一带，赵惠文王时归附赵国。其时部分楼烦、林胡人被招募充赵骑兵。赵孝成王时（公元前265—前244年）又破降林胡，今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林胡、楼烦尽附赵国。
秦汉时期生活在阴山地域的民族基本上以匈奴为主，而阴山地域也成为匈奴的核心地区。《史记》专设有《匈奴列传》，对上古至汉武帝时期匈奴史事作了详细记载。
秦王朝时，对阴山地域与匈奴交替控制。秦并吞六国，匈奴亦以乌加河以北的阴山为中心，控制着阴山南北广大地区。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取楼烦、白羊王占据的河南地，匈奴头曼单于被迫放弃阴山以南地区，向北退却数百里。其后蒙恬取高阙、阳山（今临河西北狼山）、北假，筑亭障，修长城，秦长城成为匈奴与秦的分界线。蒙恬死后，戍守边疆的数十万大军南调镇压起义。匈奴乘机南下重新占据高阙、阳山、北假等阴山战略要地，并夺取“河南地”。正如《史记》所载，“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后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12】。匈奴冒顿单于继位后，通过大规模的征服战争，灭东胡部落，迫使月氏西迁，吞并楼烦、白羊二河南王之地，收回蒙恬所占黄河以南地区。
“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13】 西汉初年冒顿又向北征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在西北平定楼兰、乌孙、呼揭等部族。其势力范围北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西至天山南北，东至辽东平原，南至山西、河北北部、陕北及河套地区。包括黄河以南以东的广大地区，“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14】，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游牧族政权，盛极一时。
西汉建立后，承秦之敝，经济萧条，社会残破，无力对抗匈奴。公元前201年秋，匈奴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匈奴，匈奴遂引兵攻占太原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公元前200年（高祖十年）冬，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抵御。冒顿单于领精兵40万骑，围困刘邦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达七日。刘邦用陈平计得以逃脱。随后，采纳刘敬建议，使刘敬奉宗室女，名为公主，以妻单于，岁赠匈奴絮、缯、酒、米、食物，约为兄弟，以和亲【15】。此后终高祖之世中经孝惠帝、吕后至文、景六七十年间，和亲成为西汉初对匈奴的基本政策。汉朝还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互市贸易，匈奴人从汉地换取所需物品。关市便利了匈奴人民同中原人民的相互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和亲对于汉王朝来说虽是屈辱的外交政策和权宜之计，但有利于两族人民分疆自守、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但匈奴贵族并不满足，常以骑兵骚扰掠夺汉边地人口和牲畜财物，云中、北地、上郡等郡遭掠最甚。公元前177年（汉文帝三年）夏，“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领有今鄂尔多斯乌审旗及鄂托克前旗、伊金霍洛旗等部分地区），葆塞蛮夷，杀略人民”【16】。公元前162年，汉文帝致书匈奴单于双方复和亲。公元前161年匈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复绝和亲。军臣单于又各以三万骑攻入上郡、云中，“杀略甚众”。文帝中止和亲、岁赐，关市也因此中断。公元前156年景帝即位，汉遣御史大夫陶青至代下，与匈奴议恢复和亲。汉又“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17】。
西汉经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国力强盛，中央集权加强，抗击匈奴侵扰的条件成熟。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汉武帝采纳王恢计，使聂翁壹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军臣单于。单于将10 骑入武州塞（今山西朔县北至大同市西一带）。汉则伏兵30余万于马邑（今山西朔县）附近山谷中企图一举消灭匈奴主力。军臣单于“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察觉汉有伏兵，乃攻亭，得雁门尉史，知汉谋，大惊，急令退兵。【18】 “马邑之谋”虽未成功，但揭开了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汉武帝对匈奴的三次大规模战役的胜利，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掠夺，对保障阴山地域在内的北方社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大规模的战争也使汉付出了极高代价，“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自此双方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奠定了匈奴“藩臣于汉”的基础。
二、《史记》中关于阴山地域行政建制的史料阴山地域是多民族生活的地区，民族变迁剧烈，政权更替频繁，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之间不断在这里进行争夺和控制。在中原政权强大之时，无不在此开边设郡，加强管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开始在阴山地域设置郡县，标志着中原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体制的确立，为秦汉以后历代沿袭。
最早在阴山地域设郡进行统治的是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6年在位），其设上郡包括魏长城以东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部。《史记》卷五《秦本纪》载，秦惠王“十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十五县”。秦迫使魏割让上郡十五县，吞并魏国河西地。公元前320年秦攻入今鄂尔多斯高原，至北河（今巴彦淖尔市乌加河）。秦昭襄王诱杀义渠王，灭其国，在今鄂尔多斯西南边缘设北地郡。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19】。秦上郡包括今鄂尔多斯东部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一带，直抵黄河南岸。秦昭襄王为巩固新辟北土，在陇西、北地、上郡沿边“筑长城以拒胡”【20】，约于公元前287年完成。
赵武灵王时期（公元前325—前298年），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处，胡服骑射，军事力量大增，占有阴山地域。赵武灵王沿阴山脚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东起代郡，西至高阙，并置云中、雁门、代三郡【21】。云中郡治所在今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辖境包括土默特右旗以东、大青山以南的呼和浩特地区及乌兰察布市卓资山以西、黄河以北地区。云中郡的原阳（今呼和浩特市东南）建立了训练骑兵的基地。
雁门郡辖境包括今乌兰察布市黄旗海、岱海以南地区及山西北部数县，治所在善无（山西右玉南）。代郡辖今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兴和县南部地区。并修建了九原城，故址在今包头市九原区麻池乡。
秦王朝建立以后，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战国时期的郡县制，分天下为36 郡。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即今鄂尔多斯市北部沿黄河一带，及巴彦淖尔市河套地区。
《史记》载，公元前214年，秦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22】。秦所筑44 城基本在背靠阴山、南临黄河的九原郡和云中郡。秦所设置郡县有效地将阴山地域置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西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中央集权加强，通过三次大规模对匈奴的战役，控制了阴山南北的广大地区，设置行政机构，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西汉在阴山地域所置郡县，是沿用战国、秦朝郡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扩大，主要有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西河郡等。
三、《史记》中关于阴山地域经济生活的史料阴山地域原始农业出现很早，但真正形成农业经济并得到发展是在秦汉时期。秦朝在设置郡县实行有效行政管辖的同时，还不断迁徙人口充实郡县。如前所述，公元前214年，秦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2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还载，公元前221年迁内地民人三万户到北河（今巴彦淖尔市乌加河）和榆中（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一带）等地垦田耕殖。秦对这些迁入边地垦殖的人给予“爵一级”，可得土地百亩，宅地九亩。由于秦在鄂尔多斯地区实行谪戍和拜爵等徙民垦殖的边地政策，使该地区封建土地私有制生产关系得到发展，变为富庶繁华的“新秦中”。秦还将今河套以北、阴山以南的五原地区称作“北假”。据《史记》卷110《匈奴列传》《集解》注：“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与贫人，故云北假。”可见秦代曾经在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设田官。田官奉命把土地借给贫苦农民耕种，使这一地区的农业得到开发，至汉代变成“膏粱植谷”的农业区。
西汉在阴山地域拓边置郡实行有效管辖的同时，也进行了以移民屯垦为中心的经济开发。一是有计划地大规模移民，并鼓励、扶植内地贫民自愿前往垦殖和屯田。如《史记》载，公元前120年（元狩三年）“山东被水，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2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迁到今阴山地域。
汉政府对屯边移民给予大力扶植。文帝为解决边粟不足，“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景帝“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招民”，“皆赐高爵复其家”。【25】二是大规模推行军屯，增强边防的同时，开发北边农业。如《史记》载，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汉“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26】。公元前114年（元鼎六年）自“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27】阴山地域的畜牧业产生于先秦，至汉代得到发展。汉王朝将大量匈奴、乌桓等人口安置在阴山地域，因其故俗，牧养骡、驴、马、牛、羊、驼等畜群，从事畜牧业。《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载，“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尤其体现在养马上。汉代扶植民间养马，《史记》卷30《平准书》就说，武帝时“天子为伐胡，盛养马”。因此还出现“以田畜为事”的河南人卜式，一次能“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28】。汉朝还利用军屯在北方边地大力发展官方养马业。景帝时即在边郡“益造苑马以广用”【29】。汉武帝数次巡边行猎新秦中等地，从者数万骑。
卫青、霍去病数击匈奴，各将数十万骑。“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30】说明上述官方用马，尤其是军马消耗数量巨大，此大多出自北边牧苑，可见当时边地养马业之繁盛。
阴山地域是中原王朝和漠北游牧民族交往的必经之地，在南北东西交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阴山除山脉间的横断峡谷构成沟通南北交通的重要孔道外，阴山地域与内地还有人工修筑的交通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是秦直道。《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载，秦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秦直道是秦始皇在北筑长城同时，于公元前212 至前210年，令蒙恬“堑山堙谷”而筑。直道自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抵九原（今包头市麻池古城，另说包头市西孟家湾），全长1800 里（秦制，约合今700多公里），成为当时由秦朝的统治中心咸阳，直达边塞九原郡的一条捷径，大大地缩短了秦朝腹地与北方民族地区的距离。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始皇死于沙丘（今河北省广宗西北大平台），运载尸体的!"车就是“从井陉抵九原，”再“从直道至咸阳，发丧”【31】。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自泰山复东至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32】，所走的正是直道。这次巡幸，司马迁曾经随行，故而能将直道的起讫地点明确记载下来，并说“行观蒙恬所为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33】，对秦人开辟直道的利弊得失进行了历史总结。直道的修筑，不仅沟通了中央与北疆的联系，加强了对北部边疆地区的管理，也推动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进而促进了秦汉时期阴山地域的经济开发。
四、《史记》中关于阴山地域民俗文化的史料阴山地域的各个民族世代生活在这一沃土上，游牧、田猎、农耕、贸易，生生不息，艰苦奋斗，在经济开发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民俗文化，《史记》对此也有所反映。
萨满教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普遍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相信天神及各神灵的存在，而天神主宰一切，其他诸神灵各司其职，决定人间的吉凶福祸，影响着人事的休咎。阴山地域的萨满教从匈奴开始明晰。《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载：匈奴“祭其先、天地、鬼神”，有祭天地、祭日月、祭祖先的习俗。匈奴人长期游牧在茫茫草原上，靠天养畜，认为天是至高无上无可抗拒的，因而产生了对天的敬畏。匈奴人还专门铸有“祭天金人”。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右部“得休屠王祭天金人”【34】。匈奴人认为单于是天所立，称“天之骄子”。单于意即“天”，是匈奴对天崇拜集于单于身上的体现。匈奴“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35】。尤以秋祭为大祭，皆会“锧林”，颜师古云：“锧者，·林木而祭也。”【36】 祭天同时也祭地，地为万物之母。
公元前121年（武帝元狩二年），匈奴被汉击溃，失去祁连山、焉支山后作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37】“祁连”，匈奴语意为“天”。“焉支”即单于妻“阏氏”的谐音。
这首歌对失“祁连山”、“焉支山”的比喻，就反映了匈奴的天地至尊至圣观念。匈奴人重祭日、月。“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38】 匈奴人日常生活中一切政治、军事大事均取决于星月之表象，择良辰吉日而行。匈奴人崇拜祖先，定期祭祀，分宗庙祭、坟祭两种。这是其灵魂不灭信仰的一种表现。匈奴人相信死者有灵魂，乞求祖先保佑草原人畜兴旺，免灾避祸。萨满教信奉萨满巫术，匈奴单于常召集部众由萨满巫念咒语、占卜，“咸相影附”以决政治、军事大策。萨满巫术对匈奴的政治、军事产生过重要影响。如《匈奴列传》所载，冒顿单于围困刘邦于平城白登山，刘邦使人贿赂单于阏氏。阏氏言汉主亦有神灵，单于果信，解围之一角，刘邦才得以逃脱。
阴山地域在古代始终是游牧民族活跃的舞台，因而起初的衣食住行都与游牧经济相关。如《史记》载，匈奴人，“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39】。关于服饰应特别提及，《史记》卷43《赵世家》记载了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年破原阳（今呼和浩特市东大黑河左岸）为骑邑，学习北方游牧民族长处“胡服骑射”的史事。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不仅改进了赵国军队的服装装备，便利了作战，而且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
阴山地域古代少数民族婚姻习俗早期多带有母系氏族的遗迹。匈奴人婚嫁一般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聘礼多是羊马。男方要在女方家呆一或二年，为女方家服务。然后女方家赠以厚礼，送女儿到男方家。匈奴实行收继婚制，即子、弟可妻后母兄嫂。如《史记》载，其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40】。表明在一个家庭中，只要没有血缘关系，辈分低的男子可以收继失去丈夫的辈分高的女子为妻。收继婚制度在北方少数民族普遍存在，这种婚俗产生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由于恶劣的生态条件和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保存一家一族的劳动人手和增强家庭内部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妇女生儿育女，又始终是游牧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其地位显得格外重要。
阴山地域古代民族大多有贵壮贱老、尚武好兵的习俗。如《史记》载，匈奴人“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41】。这是由于环境恶劣、生产落后、物质匮乏，财富的积累不能完全依靠生产，征服和掠夺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途径，因而需要健壮的体能和勇猛的斗志，尚武好兵也便形成风气。
匈奴人有自己的参拜、相见礼俗。凡外族人一律去节（符节使者持以为凭），以墨黥面，方准入帐，拜见单于。匈奴尚黑黥面表示尊重。如《史记》载，汉使杨信非贵臣，不肯去节黥面，单于只得“坐穹庐外见杨信”。【42】
当前，中国历史的研究逐步由宏观的描述走向局部的解剖，重视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成为我国当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以上只是对《史记》中有关阴山地域历史文化的内容作了举例论述，但仅此亦可看出，探讨区域历史文化必须对《史记》等重要的古代典籍给予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地挖掘研究。
（原载《历史教学》2012年第04期）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63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