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作者乐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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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珍藏了多年的诊断书,纸已变黄。
这是一则刚刚播放出来的消息,我和我的妻子都大为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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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书上由林巧稚大夫的亲笔签名。消息去说她已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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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夫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医学事业,数十年中经她亲手治疗过的病人何止千万;由她亲笔开出的诊断书也是无可数计的。
可是,林大夫,您可记得我们吗?您对我说过,像这样的诊断书一生中你仅仅开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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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塞北的春风还在不停地呼啸,我和妻子坐在被风摇曳的灯光下,抚摸这张变黄了的诊断书,片片往事一起飘落在我们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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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人妖颠倒的年代。
因为我妻曾任过外国专家的译员,又自愿由首都调到边疆小城来教书,因而便被人“合理”地“逻辑”出来,她一定是个“特务”。
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地便把她抓起来,当然,接着是审查、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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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肉的折磨并没使她屈服,精神上的摧残几乎断送了她的生命。
一个大汉对她宣布:“经查证,你是个特务,你的孩子是搞特务活动的掩护,你根本就不会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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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荒唐的“审查”啊!
一个母亲失去了孩子。
她彻夜痛哭,终日依窗守望,呼唤着孩子的名字又不许会见!
她无法忍受,歇斯底里地大叫,愤怒,狂奔,她终于被逼成了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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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背起小小的行李卷,领着妻子进北京求医治病。
精神病院里拥挤不堪,其他医院里大都不愿接受这种有政治色彩的病人。
茫茫长街,无处落脚。我们也张大眼睛,彻夜不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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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是广场上的寒风吹醒了她,半夜里,她突然以正常人的思维向我提出要求说:“找林巧稚大夫去,她是专家,只有她才能证明我是男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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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我就听她说过,有一次,她的妈妈在生产中病危,经过林巧稚大夫抢救,转危为安了。
这位医术精湛、品格高洁的林大夫,一直留在她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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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我们迎着太阳往东走,走到当时已更名为“反帝”的协和医院。
挂过号,等候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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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瘦小的老太太,坐在妇科门诊室外为患者叫号。
她戴着一副银边眼镜,前额高高的,显示着她的智慧。
她的神态安然自若,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感觉。我把妻子在长椅上安置好,便走上前求这位叫号的老护士帮助,希望她能将我妻着病历卡,直接送到林巧稚大夫的手里。
她听完我的要求,竟脱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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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林巧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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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望着她,和我在报上见过的她的照片一模一样。
可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让一位著名的妇科专家,坐在走廊上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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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她陈述着我妻的悲惨遭遇,林大夫耐心地倾听着,时而摇头,时而叹息。
终于她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手里的病历卡在瑟瑟地发抖。
她那充满慈爱的目光,被晶莹的泪水模糊住了。她又强忍着把泪水吞了回去,果断地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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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在哪里?领我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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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到我妻身边,用母亲般温暖的手,梳理我妻面颊上散乱的头发,以专家的锐利目光,观察她痴呆的眼神、瞳孔。
最后,她沉重地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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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知识分子糟蹋到这种地步,残酷!请你们稍候一会儿,我去向他们要求,我要亲自为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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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夫迈着急促的步伐走进室内,好大一阵,又和另外一名女大夫一起走了出来。
她们小心地搀扶着我的妻子,进了妇科的门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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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只见林大夫亲手扶着我妻从一条长长的走廊里走来,我迎上去,林大夫把一张长方形的诊断递交给我,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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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和孙医师共同给她检查,诊断书上有我们两人的签名。将来即使到法庭上,我们也对她负完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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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诊断书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最后一条结论是:“患者是正常女性,腹部有多条妊娠纹,证明患者曾有过正常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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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些逐一地念给妻子听,起初,她脸上露出惨笑,继而沉默,最后“哇”地一声,伏在林大夫的肩头上,放声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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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诊断书我还是第一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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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头酸楚地走下“协和”大门口的台阶。我妻一直反反复复地阅读着诊断书上的文字。
走下台阶以后,我们回头望望,只见可敬的林巧稚大夫,还依守门外,默默地向我们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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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过去了,我妻的病已得康复,并能正常地工作。
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已有十岁。那张挽救了我妻生命的诊断书早已渐渐发黄。
可是,林巧稚同志的高尚品格、革命人道主义的医疗作风,使我们铭刻心上,永远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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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巧稚一生的业绩,是一棵伟岸高大的常青树;给我们的诊断书,是常青树上的一片绿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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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想问你们一下,你们是喜欢这样的格式还是按照语文书上面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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