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蔡元培

作者作者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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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人的共感。

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

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也没人称它为蔡校长。做北大校长也好、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教育部长也好，总是给人心悦诚服的。

一个国家有这么一个老成人，大家总觉得兴奋一点。何以这样？因为他是蔡先生。

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可惜他过去在我们战乱时期中，到现在还没有个纪念碑。这回百年寿诞，大家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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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林语堂在蔡元培此是27年后写的一篇文章开头的一段话。

文章题目就叫《想念蔡元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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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口为碑，所以蔡先生的事业会代代相传；以心为碑，所以蔡先生的精神才更感人至深；以文为碑，所以蔡先生的功德会寿于金石而不朽。

不仅林语堂先生想起蔡先生时这么心悦诚服；每一个北大人，或许在他们的心中都会有这样类似的感情；不仅北大人，每一个熟悉近现代史的人，对他都会有一份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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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饱经沧桑的老人，心悦诚服地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再一个如果活着该已是110岁的老人的墓前。

这样一幕阳光下的情景，让我很感动。蔡先生去世那么多年之后，还有那么多人如此惦记着他，这虽然未必是他申请渴望追求的身后之名，但却足以表明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这又让我想起1936年，一群自发组织起来的北大师生，惦念着“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依然两袖清风的老校长，于是用民间集资的方式，每人拿出一份微薄的数目，一起为他建造一所房屋，他们在给老校长的信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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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奉献的房屋，用做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以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

我们还希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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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看到这一节，就忍不住掩卷叹息。那样的北大师生是难得的:北大人从来不会为强权威逼和铁腕人物耳摧眉折腰，却不会忘记这样“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冯友兰语）的老人；

更让我怅然若失的是，今日的北大人还是当年的北大人，可是，像当年的蔡先生那样的人今日又到哪里寻找得到呢？

即使大家真的建造起那样的一座房屋，作为“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又有谁可以像蔡先生一样无愧的接受？

这样的惆怅，或许接近于唐人“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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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过去，一个世纪到来，新旧的更替全不管是人的欢呼或拒斥。

白云苍狗，世事如棋，一切都在改变，已经改变，正在改变，或即将改变，不为时光所裹挟而去。

在一些并不总是向前看的人看来，蔡元培这样的旧年人物，似乎就是一片让人驻足留恋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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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不是那样性格张扬的人，相反，在众多回忆文章中，他却是那样性格内敛、气色平和的人。

在旗帜飘扬、激越地呐喊着的人群里，你大概不会找到他。在我的想象中，他像一棵树一样，谦卑、静默地立足于自己选择的方向，向下深深地扎着根。

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他还在那里。与此同时，当年那些飘扬的旗帜或许已经褪色、破碎，那些激越的呐喊声烟已经消失在空寂广袤的空气中。

只有这样的树，依然坚守在原来的地方，扎根更深，树冠更大，让每一个走过树下、享受到浓荫的人感念不止。

鲁迅先生盛赞过“中国的脊梁”“一介寒儒、书生本色”的蔡先生，却正当得起“脊梁”的称呼；

有了蔡先生这样的脊梁，北大才成为中国教育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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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培育的北大，以及北大的精神与传统，也是这样根深叶茂的树，不会因任何风狂雨骤的恶劣环境的摧残而凋谢；

蔡先生的教育救国、教育独立的思想，也像这么一棵树。日益成为更多有识之士眼中与心底的风景。

因此，每到北大校庆、“五四”纪念日，人们总会格外怀念着他。刚刚过去不久的北大百年庆典，是逼进20世纪之末国人瞩目的事件。

自发组织起来的北大校友、师生，自编、自演了话剧《蔡元培》，里面有一句震撼人心的台词:“人人都崇敬我蔡元培，可又有谁真正与我同道啊！”

蔡先生有蔡先生的孤独，每一个先行者都难免那种如影随身的孤独。当蔡元培身后的孤独，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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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处出掌北大时之挥洒自如。

想想也是，办大学、兴教育都不是像个人著述一样的可以闭门造车，需要教育独立或至少相对独立的社会环境。

而蔡先生刚好在那么一段难得的时间里，幸运地实现了自己的卓越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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