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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望蔡元培

语文学习指导用书

作者作者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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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人的共感。

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

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也没人称它为蔡校长。做北大校长也好、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教育部长也好,总是给人心悦诚服的。

一个国家有这么一个老成人,大家总觉得兴奋一点。何以这样?因为他是蔡先生。

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可惜他过去在我们战乱时期中,到现在还没有个纪念碑。这回百年寿诞,大家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是应该的。

这是林语堂在蔡元培此是27年后写的一篇文章开头的一段话。

文章题目就叫《想念蔡元培先生》。

以口为碑,所以蔡先生的事业会代代相传;以心为碑,所以蔡先生的精神才更感人至深;以文为碑,所以蔡先生的功德会寿于金石而不朽。

不仅林语堂先生想起蔡先生时这么心悦诚服;每一个北大人,或许在他们的心中都会有这样类似的感情;不仅北大人,每一个熟悉近现代史的人,对他都会有一份敬意。

一群饱经沧桑的老人,心悦诚服地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再一个如果活着该已是110岁的老人的墓前。

这样一幕阳光下的情景,让我很感动。蔡先生去世那么多年之后,还有那么多人如此惦记着他,这虽然未必是他申请渴望追求的身后之名,但却足以表明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这又让我想起1936年,一群自发组织起来的北大师生,惦念着“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依然两袖清风的老校长,于是用民间集资的方式,每人拿出一份微薄的数目,一起为他建造一所房屋,他们在给老校长的信中这样说:

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奉献的房屋,用做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以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

我们还希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我每次看到这一节,就忍不住掩卷叹息。那样的北大师生是难得的:北大人从来不会为强权威逼和铁腕人物耳摧眉折腰,却不会忘记这样“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冯友兰语)的老人;

更让我怅然若失的是,今日的北大人还是当年的北大人,可是,像当年的蔡先生那样的人今日又到哪里寻找得到呢?

即使大家真的建造起那样的一座房屋,作为“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又有谁可以像蔡先生一样无愧的接受?

这样的惆怅,或许接近于唐人“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感觉。

一个世纪过去,一个世纪到来,新旧的更替全不管是人的欢呼或拒斥。

白云苍狗,世事如棋,一切都在改变,已经改变,正在改变,或即将改变,不为时光所裹挟而去。

在一些并不总是向前看的人看来,蔡元培这样的旧年人物,似乎就是一片让人驻足留恋的“风景”。

蔡先生不是那样性格张扬的人,相反,在众多回忆文章中,他却是那样性格内敛、气色平和的人。

在旗帜飘扬、激越地呐喊着的人群里,你大概不会找到他。在我的想象中,他像一棵树一样,谦卑、静默地立足于自己选择的方向,向下深深地扎着根。

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他还在那里。与此同时,当年那些飘扬的旗帜或许已经褪色、破碎,那些激越的呐喊声烟已经消失在空寂广袤的空气中。

只有这样的树,依然坚守在原来的地方,扎根更深,树冠更大,让每一个走过树下、享受到浓荫的人感念不止。

鲁迅先生盛赞过“中国的脊梁”“一介寒儒、书生本色”的蔡先生,却正当得起“脊梁”的称呼;

有了蔡先生这样的脊梁,北大才成为中国教育的脊梁。

蔡先生培育的北大,以及北大的精神与传统,也是这样根深叶茂的树,不会因任何风狂雨骤的恶劣环境的摧残而凋谢;

蔡先生的教育救国、教育独立的思想,也像这么一棵树。日益成为更多有识之士眼中与心底的风景。

因此,每到北大校庆、“五四”纪念日,人们总会格外怀念着他。刚刚过去不久的北大百年庆典,是逼进20世纪之末国人瞩目的事件。

自发组织起来的北大校友、师生,自编、自演了话剧《蔡元培》,里面有一句震撼人心的台词:“人人都崇敬我蔡元培,可又有谁真正与我同道啊!”

蔡先生有蔡先生的孤独,每一个先行者都难免那种如影随身的孤独。当蔡元培身后的孤独,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处出掌北大时之挥洒自如。

想想也是,办大学、兴教育都不是像个人著述一样的可以闭门造车,需要教育独立或至少相对独立的社会环境。

而蔡先生刚好在那么一段难得的时间里,幸运地实现了自己的卓越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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