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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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儿童的故事、诗歌创作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例如催眠曲，在罗马时代就开始哼唱了，一些幼儿游戏和押韵师诗也是自古流传的。

然而就书面文学作品而言，尽管在1700年前就存在一些印刷版故事集，例如伊索寓言、神话传说以及流行的民谣和爱情小说，孩子们有机会就会进行阅读，但是准确来说这些故事集并不是专门针对年轻人而创作的。

由于这一时期真正的儿童文学只是一些促进阅读和传播赏识的指导性书籍，再加上禁欲主义对社会道德观的影响，渴求知识的孩子只能去阅读成人文学作品。

现在这种现象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成人恐怖小说和爱情小说领域，这些作品比通常能看到的儿童文学作品更刺激、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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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中叶，已经出现大批渴求阅读的儿童读者，以及大批愿意满足孩子阅读兴趣的家长。

这一群体的人数多到足以使出版商们专门出版儿童读物，这种读物的初衷是趣味性，而不是以教育、道德为宗旨。

在英国，一个名为托马斯·伯瑞汉姆的商人于1742.年出版了《卡加纳斯——瑞典巨人》，同时更著名的约翰·妞伯瑞于1744年出版了《有趣的小口袋书》。

它的内容——诗歌、故事、附赠免费礼物的儿童游戏（“一个球和一个针垫”）——从多个角度预示了本世纪儿童读物的内容结构类似于百宝囊。

纽伯瑞的成功模式发展得非常迅速，以至于一夜间就成了美国各地竞相抄袭模仿的对象，这其实是对他的聪明才智的一种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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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轻率的逗乐方式是无法持续的。卢梭在《爱弥儿》（1762）一书中认为，除了《鲁滨逊漂流记》以外的儿童读物都是危险的消遣。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当代评论家们开始认为儿童文学应该具有教育意义和鼓舞性。

在众多声音中比较突出的是莎拉·崔莫夫人，她的《教育守护者》杂志（1802）开创了针对儿童书籍的首份期刊式评论杂志。

正是她抨击了神话故事中的暴力与荒谬情节；她自己的故事书《神话史》（1786）则描绘了一群会说话的、成为智慧和礼仪典范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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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在这种严厉的教育家教育下孩子们会远离娱乐，这种儿童德育性质的故事一直都饱受批评。

促进儿童读物发展最强劲的浪潮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19世纪早期就开始的民间传说。

詹姆士·欧查德·哈利维尔1842年为一家民俗协会选编的《儿童歌谣》以及1823年被迅速引进英国的《格林童话》在年轻人之中迅速窜红，并很快就出版了新的版本，每本书都比过去更以孩子为中心。

从那时起，年幼的孩子可以期待针对他们的兴趣而编写的故事，同时，这些故事和他们所拥有的有限生活经验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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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此类儿童读物最终决定了年长孩子的阅读方向，而是孩子们可以读到那些有人物角色的书籍，比如年轻人或者小动物。

孩子们对于这些角色更有同感，更乐于模仿那些不需要成年人的成熟和理智的行为，例如探险或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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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最后的理想主义典范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晚期，作为回避沮丧现实的产物，以娱乐为主旨的儿童书籍成为避世主义者的畅销书。

在英国，就像伊妮德·布莱顿和里奇曼·克朗普顿等小说家描绘的那样，孩子们在书中总是可以自由地从事最不可思议的冒险，并且保证最后不会有任何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在伊妮德—布莱顿的书籍最为畅销时，战争爆发了。这一事实使得人们无法再进入到她书中年轻的主人公所居住的自我世界。

与这种梦幻世界相反的回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可回避地产生了，同时平装本图书销量上涨，儿童图书馆不断增多，新的道德观和社会关注点也在增加。

在坚定的出版商和进步的图书馆工作者的推动下，作者们慢慢地开始探索新的兴趣领域，同时也将他们的情节编排从中产阶级世界逐渐转移到给予他们赞助的上层人群所拥有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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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发展时期，评论重点被分化了。对一些人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去除儿童书籍中的社会偏见和不再被人接受的排外性。

另一些人则更重视当前的儿童文学是否具有积极意义。这些作品的作者现在经常被建议重视成年人的态度，就像19世纪儿童读物者反馈的那样，儿童文学可以被几代人共享，而不是在孩童期和长大成人的必经之路上设置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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