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的宝贝疙瘩与袁伟明在沈阳享了一个多星期的福，领着袁伟明又去长春。
长春的书商倒很爽快，不但把账全部结了，还请客安排饭。
郑明寻思袁伟明半明半暗的话里带着色味儿，忙又在星际大酒店的歌厅里为他找了个小姐，自己躲出去，让他在房里好好地爽快一回。俩人在长春分手，郑明又给袁伟明当了一回办公室主任，除了买卧铺票，又杂七杂八的买一些礼品和车上吃用的东西。袁伟明却提出要买几棵酸菜回去，只好又去农贸市场买。好在是酸菜上市的时节，况且价格也不高，也没费啥力气。
送走了袁伟明，郑明先去哈尔滨与金瑛的表哥结账。结了账后所剩不多，买了火车票就回家。
先到金瑛那里给金瑛送了五千，金瑛不要，郑明板起脸来说：“就当是你投资的利息还不行么?”金瑛见郑明急眼，忙笑问说：“我在你那里还有投资吗?我出事以后，你已经快给拿回来十八万了。”
郑明唬起脸了说：“金瑛，投资是投资，借钱算借钱，你的投资永远在里边，别想拿出来。”金瑛心里高兴，可是面上却泪眼婆娑地说：“我这一辈子也够本儿了，有俩男人爱我。”郑明见金珏不在屋里，捧了金瑛的脸就啃，把咸咸的眼泪也咽进肚去，边啃边说：“别说丧气话，咱四十岁还不到，好日子还在后头呢。”金瑛欲言又止，闭了眼任由郑明放肆。
郑明回家来歇了两天，又去厂子找厂长汇报。厂长听后自是高兴，劝郑明不要心急，并说马上要到元旦，厂里想热闹热闹，请郑明第二天也到。郑明惦记金瑛想推脱，厂长却说务必要来，郑明只好硬着头皮陪着热闹了一回。
吃罢喝完，大伙儿又要唱歌，鬼哭狼嚎地发泄了一通，公推厂长来一个，做最后的压轴。厂长起来说：“我唱不好，这九九年马上要到了，我就给大家来一段九九献辞吧。”又叫东波放出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来伴奏。厂长的嗓音极好，配合着音乐朗诵起来：
未来得及修完百年水毁的围堰，迎面又扑来东南亚阵阵狂澜。小憩中，匆匆听罢相约九八，一扬头却与九九碰个满面。
久违了九九，——你是二十一世纪的中转站，这里没有一个逃票者，所有旅客都将顺从地通过这历史的栅栏。从焚烧的圆明园旁到欢腾的天安门前，这段行程太慢，整整走了一百年；这张票价太贵，折算人命三千万!
一路上，联军杀，皇军砍，中央军戡乱，红卫兵造反，乱哄哄，整整折腾二万九千天。是‘改革开放’撬开了车窗，使窒息的人们终于看到晓月卢沟，红叶香山。
历史，你拥有海一般的内涵：好人，坏蛋；清官，贪官。让后生站在圆明园的废墟上体味悲壮美，催人们从麻木、困惑、抱怨中寻觅新起点。不是吗?嫩江与长江齐名了，可仰仗的却是它们的泛滥。
凝重悠远的新年钟声，还在深邃的星空中回旋。伴着发现‘海尔·波普’慧星的喜悦，裹着对‘狮子座流星雨’的失恋，我们清晰地看到二十一世纪，就在金红色的太阳星与蔚蓝色的地球村之间。
郑明的俩眼湿了，呆了好半天，才打破录音机里行云流水的钢琴声，带头鼓起掌来。
每个中国人都喜欢幸福这个词儿，喜欢嘛，用起来也就多，挺泛泛的。比方腊月里的炉火是幸福，三伏天里的凉水是幸福，饥肠漉漉的人吃一碗饱饭是幸福，即使是屎尿急时找到一处排泄的场所也该是一种幸福。这些个高的、低的，胖的、瘦的不一而足的幸福都不约而同地与人及人的生命有关系。所以，幸福是从人的脑子里揍出来的。
此刻，咱们的宝贝疙瘩郑明正享受着黑美人儿金瑛给他的幸福。这幸福太多了，多得像开了瓶儿的啤酒一样直往外冒沫子。就连这苦孩子饭庄包间儿里的空气都弥漫着幸福的味儿。
腊八那天，郑明去宋老大的鸡场看了看，小舅子吩咐帮着要账，郑明不得不去，可是去了一见宋老大又不知说啥好了。老大正一个人在那里激动，要来到年了，他去牢里看儿子，儿子给他买了一身的红——红内衣红内裤，连裤头袜子外带腰带都准备齐全，用红纸包着送给属兔的父亲，把个门神感动得顺着老脸淌眼泪。回到家里遇见人就说，碰见人就讲。郑明去了，当然要当一回听众。不过这听众也不白当，可以蹭一顿酒喝。郑明努了几次力，也没把小舅子给的欠条拿出来，心说：老大四十八了，自己也三十六了，对，三十六计走为上，还是别给他添堵了。
自己回到家里，或明或暗地拿出来一些钱，先给小舅子送一部分去应景，又怕人给脸子，送了钱就想找个借口开溜。没等找，借口就来了——金瑛打电话来，让他请吃饭，连忙告辞小舅子去金瑛家里接了大格格出来。想想去哪儿，心说还是去苦孩子饭庄吧，一是那里熟，再者那里的一些嘎古菜兴许能让金瑛高兴一回。
酒菜儿刚上齐，啤酒刚打开，还没等郑明致开吃词，金瑛那里拿出来一个小包让郑明看，郑明打开来一看，一股子火红冲出包裹，闯进郑明的眼帘，晃得他睁不开眼，幸福得他只想要喊。可嗓子发涩喊不出来，鼻头发酸，眼睛发热得直难受。难道这种涩涩的苦和酸酸的甜也是幸福?咱们的宝贝疙瘩连干了三杯，然后给金瑛讲《麦祺的礼物》觉着不过瘾，又讲《最后一片叶子》，讲到激昂处又说《老人与海》，发誓哪怕剩下鱼骨头，也要把这防伪项目坚持到底！不管不顾的边讲边喝，边说边吃，还时不时擦一擦眼泪。
金瑛一句话不讲，只是出神地听，末了说一句：“郑明我累了，想回家。”
郑明忙算过了账，拎着金瑛送他的那火红的礼物把金瑛扶上出租车，然后跟了进去，晕晕乎乎地任由金瑛软靠在他的肩上，喃喃地对她说：“黑蛋儿，到你的本命年我给你买一身通红通红的、火红火红的……”俩人到了金瑛的家，郑明又半抱半扶地把金瑛送上楼。金婶正要出门，开门见是他俩，又忙了一通。郑明进得屋来，却没见着金珏，忙问金婶。金婶告诉他金珏去她弟弟百超家了，自己收拾好了正准备去，转过脸低声问金瑛去不去。金瑛无力地摇了摇头，又靠在沙发上喘气。
金婶请郑明多待会儿，自己去去就回，说毕关了门出去。金瑛让郑明给扶到床上躺下，吩咐郑明打开音响，又从枕头边儿的柜上拿出一本录音带来，递给郑明说：“郑明，放出来听听，这带是我录的，整本儿就一个歌。”郑明放好了录音带，不一会儿，满屋子里响起一阵音乐，一个单单的女生唱：
走过那条小河，
你可曾听过，
有一个女孩儿，
她曾经来过……”
郑明的眼睛又给蒙上了一层水雾。
过小年之前，郑明准备了点儿山货：几对儿飞龙，几只野兔，几对儿野鸡外加几瓶北大仓。又找了人，托跑车的乘务员给捎去北京，然后又与北京的袁伟明打电话，请他某日、某时接某次列车，找某某乘务员。对方问做啥。答曰接东西，接到后再烦请回个电话。隔日袁伟明即打电话告诉他货接到了，感谢郑明的美意。郑明又与袁大哥客套一气，合上电话，又去忙自家的杂事。
袁伟明接了站，见郑明捎来这许多的山货土产，心里当然高兴。把原本四份的礼品分成三份，一份送战友加领导的周同辉，另一份送小舅子，剩下的尽数归了自己。回家里准备野鸡炖蘑菇、红烧笨兔肉外带五香飞龙汤地准备好好过年，早把郑明许给张主任的那份儿给扔在了脑后，扔进了自己的车里拎回家。偏巧袁伟明这战友周同辉把礼品只留了一对儿飞龙，剩下的尽数全给了张主任。
原来这张主任有个姐姐，当年曾是周同辉的党校同学，为人不但善交际，还深谙权谋之道，见人说人话，遇鬼唱鬼歌，碰见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还能鼓捣猫、倒腾狗地整出几段儿伦敦郊区的英国话来。袁伟明这战友啥科目都行，就是这外语头痛，张主任的姐姐索性把课都给补到了床上。
周同辉见平日里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一本正的同学竟如此的美艳大方，竟然忘记了北在哪里，一边儿学着外语，一边儿与同学兼修房中术，双方的收获自然都颇丰。张主任的姐姐毕业后通过周同辉的关系调到了内贸部下边儿的一个直属企业，做起了极有实力的处长，顺便又把大学毕业不想离开北京的弟弟暂时安排到周同辉这儿做办公室主任。这张主任原本就是个极富城府的人，又在北大历练了四年，自非等闲之辈，工作上也很踏实，凡上司吩咐的工作都会圆满完成，做过的事还不喜张扬，全归功于领导。如此这么着的几年下来自然深得老总的宠爱，成了老总的左右手。
袁伟明高中毕业即去了部队，一直做到营长，部队里养成的作风自然无法全部抹去，加上他自小在东北长大，养成了东北人的某些坏脾气。本来当年也是第三梯队的侯选人，虽说父亲早已故去，但必竟是三一年即入党的老红军，也算给他留了笔不小的遗产。哥姐弟妹的事业都不错，偏他好任性胡来，自然吃了苦头。眼看着成了第一批下岗人员，无奈只好到战友这儿讨个工作。这公司里的人大半都与张主任关系很好，即使不忿，也只是暗地里使劲儿。哪知这袁伟明自恃是老总的战友，自然不把张主任这小白脸儿放在眼里，况且战友的父亲当年还是自己老爹的部下，这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当然要比张主任的关系来得牢靠。可这张主任从不与他正面冲突，也从不在背地里讲他的坏话。袁伟明刚到公司不久即被某些个屈了才的同事们选做大炮，准备好好儿地轰一轰这张主任。张主任是啥人?自然早就铭记在心，可从不表露出来，只是事事加小心，处处勤提防。袁伟明这大炮一时间还真没用上。
这一回见老总给他拿了许多的土特产，不由得一动，顺嘴问了一句说：“周总，哪里来的这些东西?现在这些东西北京少见，周总还是拿回家留给嫂子吃吧。”周总不经意间回说：“是袁伟明送的，也不知是打哪里掏弄来的，你嫂子啥也不会做，给他拿回去糟贱了东西，你拿回去吃吧。”张主任想说啥却没说出来，心说一定是东北的那个大头小子送的，上次自己与那小子谈话，是个挺开事儿的人，怎么……啊!明白了，一定是袁大炮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想想自打这袁大炮来了公司，公司里凭白的生出许多事来，这小子简直比美国鬼子还好战，鬼子那里有钱做后盾，他一个穷光蛋只是凭了个红军的老爹就如此狂妄……哼!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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