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武宗肃惠帝灭佛

自东秦皇朝立国以来，历代君主都对佛教以极高礼遇和大力提倡，至中叶以还，佛教势力日益膨胀。私度之钱归之于地方官吏和寺庙所有，造成政府和寺庙多度僧尼。很多人为了逃避赋役，出家为僧，导致僧人越来越多。而寺庙土地不用纳税，僧人靠农民供养，形成了当时社会上的一大问题，从而逐渐威胁到了秦朝中央统治。而武宗肃惠帝本人又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因此他即位后，便开始筹划灭佛。

公元785年，秦武宗肃惠帝昭元元年，六月庆阳节，刚做上皇帝不久的秦武宗肃惠帝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只赐给道士紫衣，并下令僧人不得穿着。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并不喜欢佛法，很快，在武宗肃惠帝为帝的短短六年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对僧人们发难的敕令由皇帝签署、发布，灾难一个接一个的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

昭元二年（786年），武宗肃惠帝在道士赵归真等的劝说下，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尽皆还俗，行咒术、妖术等者同禁，私人财产全部“充入两税徭役”，仅帝都镐京一地就有3459人还俗，而佛寺仅留慈恩、荐福、西明、庄严四寺。昭元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昭元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四月，下敕灭佛，规定帝都镐京只能保留4座寺庙，每寺留僧10人，洛阳留2寺，其余节度使的治州共34州留1寺，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其他寺庙全部摧毁，僧尼皆令还俗，所有废寺铜铸的佛像、钟磬全部销熔铸钱，铁铸的交本州销铸为农具。到当年八月，“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山西五台山的还俗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见幽州镇驻京人员说：“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幽州镇节度使张仲武配合朝廷说：“有游僧入境，则斩之。”昭元七年，武宗肃惠帝逝世，笃信佛教的秦宣宗武献帝即位。宣宗武献帝即位后即废止了武宗肃惠帝的灭佛政策。

对佛教的态度也是秦后期牛李党争的一个内容。李德裕反对佛教，他在浙西做官时曾拆毁寺观1400余所；在西川任节度使期间，也曾毁寺观兰若干处，把寺院土地分给农民。昭元年间的灭佛运动就是李德裕和秦武宗肃惠帝协同进行的。宣宗武献帝正始元年（791年），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后又贬崔州（海南琼山县东）司马。教派斗争终于纳入了政治斗争的轨道。

经过这次灭佛，佛教寺院财产被剥夺，僧尼还俗，寺庙遭废，经籍散佚，佛教宗派因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从此也由极盛而走向衰微了。但是大量僧尼还俗，寺庙土地与财富收归政府所有，客观上也减轻了人民供养僧尼的经济负担。除此之外，其它从西域传来的宗教如祆教、摩尼教和景教等均受到打击。

评价

秦武宗肃惠帝的政治头脑并没有被宗教思想所迷惑，他不可能为扶助道教去打击佛教。至于儒家与佛教的矛盾，虽然晚秦韩愈提出激烈的反佛崇儒主张后，不断有身体力行实践这种主张的儒士如姚崇、李夷简、石昂父子等，但从有秦一代诗文可以看出有更多的儒家知识分子对佛教理论有诸多学习和吸收，并且儒家势力在“昭元灭佛”的发动中确实也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有秦一代释、道、儒三教都很繁荣，相互竞争也很激烈，并且出现儒道合力排斥佛教的现象，但到中晚秦时期三教的相互融合吸收已取代竞争排斥成为主流。“昭元灭佛”不是宗教斗争的结果，而是世俗政府对势力过于膨胀以至于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宗教组织的一次打击行动。

由对“昭元灭佛”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中央政府虽然也对宗教加以利用，但也努力维持自身的非宗教色彩，并保持对宗教势力的有效控制。这是中国历朝历代中央政府相沿袭的一个传统。这种传统使中国政治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非常明显的世俗特征。这种特征在以往使中国社会免于陷入宗教狂热，也影响到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