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们也不一定讲规则了，反正这个世道已经没有多少人讲了，”张功建说道，
“就是这个意思，资本的原罪就是血腥，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这样一段话——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所以我敢保证这个世界凡是能取得一定成功的人屁股都不干净，成功越大原罪也就越大，而且没有人能逃出这条命题，尤其是在商界，”杨英肯定的说道。
“听到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业——迅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获得相对于其他人较高的起点，然后展开自己有限的人生，等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们再回过头来把财富分配给社会，相比之下，我比很多人的效率更高，很多人吞进去就吐不出来，而我们要加倍的吐出来回馈社会，这样说来我也是对社会有用的人，虽然开局不光彩，但并不妨碍我们的过程和结局！”张功建一针见血的总结到。
“孺子可教也，”张功建能举一反三，这让杨英出乎意料，此时看着张功建，杨英的满眼都是期盼。
七夕很快就到了，南昌青山湖区的青山湖大酒店提前一天张灯结彩，准备庆祝当地一位教育系统官员的公子和当地一位校长之女的婚礼，彩礼也不是坊间传闻的十五万，而是二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这也刷新了当地最高彩礼新的纪录，大家别以为这二十几万是小钱，记住了，这是九十年代，普通人的日薪大都是十几块钱，按照现在的购买力水平，这二十几万应该就是几百万了。
正当张功建杨英两人磨刀霍霍，而这位准备嫁女的校长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
按照当地的习俗，彩礼应该是提前几个月就送过去的，但这位校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偏偏又要求彩礼只是提前在婚期的前一天敲锣打鼓的送到他们家。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一群人敲锣打鼓的用扁担挑着两箩筐人民币行走在大街上，当队伍走到青山湖大道和北京东路的交叉口时，突然从路旁边的绿化带里冲出两名戴着头套的男子，一人拿着一把手枪，一人攥着一把三棱钢刀，拿手枪的男子大喝一声：“都别动，我们只要钱，”
一行送彩礼的有四五人，眼看面前的匪徒只有两人，他们有点轻敌甚至想反抗，尤其是那挑担的，他是个年轻男子，看到这一幕，他抽出扁担就朝持枪的男子砍了过去，“砰，”只听到一声枪响，挑担的男子当场倒地，地上全是鲜血，一行送彩礼的队伍吓得呆呆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两名头套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张功建和杨英，杨英开枪打死一人后，对着张功建大喝道：“快把钱装进口袋，”张功建有点慌乱，他手急脚忙的从肩膀上卸下一只红色的帆布袋，然后把掉在大马路上的两箩筐捆扎得结结实实的百元大钞全部装了进去。
正当张功建装钱的时候，周围的路人听到枪响，渐渐的有不怕死的人远远的围观了，
“都不许动，谁动打死谁，”看到钱装的差不多了，杨英从帆布袋里掏出一扎钱，拆了封条，洒向天空，接着对张功建说到：“好了，撤吧，”紧接着两人一前一后提着帆布包，顺着离案发地不到五百米的小巷子逃窜而去。
整个抢劫过程前后不到三分钟，当杨英他们步行了一公里的时候，这才远远的听到警报声，两人窜出一条小巷，又拐进另一条小巷，东窜西拐，渐渐的警报声也听不到了。
“换衣服，”两人摘了假发头套，换上了提前放在帆布本包里的衣服，把头套旧衣服扔在巷子旁边的一棵大树上，同时杨英把枪也放在帆布包里，又从帆布包里掏出另一只蓝色的口袋——为了赶时间，他们把蓝色帆布袋套在原来的红色袋子外面，接着杨英骑上早已经停放在这里的自行车。
两人摇身一变，却成了另一副面孔——杨英骑着自行车，后座上驼着一只蓝色帆布袋，假发头套没有了，却成了一个光头，就他这副模样骑行在大街上，任谁也不能把他和杀人抢劫犯联系在一起，而张功建也成了光头，他大摇大摆若无其事的从另一条巷子返回了案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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