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准则、法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此章老子用“以智治国”，反衬“以道治国”，再次强调要“以道治国”，方可“大顺”。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后世对老子这句话的理解一直颇有分歧。
有些人认为老子主张愚民政策，不让老百姓学习，不开启民智。
有的人则说老子如此而论是鉴于春秋时社会现实，民风不古，社会上伪诈辈出，因此想拨乱反正，故而提出愚民。
有的则说老子希望“愿人与我同愚”。
有的则说社会风气是由统治者主导的，老子希望劝说统治者“导民以愚”，从而不自觉地改变政治风气，最终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
反正说法挺多，但都曲解了老子所说之“明”与“愚”。
首先，“明”指“明白”，可引申到“明智”。老子所说的“明”，是“明白”的意思。
老子在前面就说过好的施政是要“使民不知”的。与此处所言“非以明民”意思差不多。
就是说施政时不是要告诉百姓为什么要这么做。而是要达到让百姓浑然不觉，认为本就该如此。
然后再看老子所说的“愚”。此“愚”并非愚蠢之意，而是朴实的“我自然”的状貌。
即“不耍智巧心机、憨厚朴实”之意。
故此句应译为：古时善于以道治国的人，不是要老百姓知道为什么要按政令去做，而是使他们浑然不觉地自觉遵从政令，返归于朴实的状态。
通观整部《道德经》，老子一直都是把人民当作社会的根基与本体看待的嘛！一直奉行的都是“人民至上”的原则，怎么可能突然弄出个“愚民政策”来呢？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两句老子就直入主题了。他彻底地否定了“以智治国”，把这种统治者直接定为“国之贼”！
从这出发，我们就好理解“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了。
因为统治者“以智治国”，处处算计百姓，巧取豪夺，与民争利，故而民间就有了效仿与对策。
百姓“多智”，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毕竟“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嘛。
若说民间有少数奸民存在，靠耍奸猾，坑蒙拐骗牟利，也是难免。
但在古时这些人都不怎么受百姓待见的，为数不多，远远达不到社会主流，应该不是老子要讨论的对象。
除非有些人有靠山，狐假虎威，与上面的沆瀣一气，形成了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导致社会风气败坏。否则，他们真入不了老子的法眼。
真正入老子法眼的，是那些倡导“以智治国”的人！这么自然就明白了，就是那些“国之贼”！
所以，一切都是“以智治国”搞出来的！
而从“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看，老子还是挺简单的。只要不欺诈百姓，老子就觉得是天下之福了。
“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先解释下，文中“稽式”即“准则、法式”之意。“反”通“返”，“回归”之意。
此几句就是说：晓得“以智治国”与“不以智治国”的差别，就晓得了治国的准则。即潜在之意“不可欺民”。
时常遵守治国准则，就是有德了。将德行做到深远，就能带领天下返归自然，这样就能一直顺畅发展下去、长治久安了。
很显然，“不以智治国”还并非老子心目中的“以道治国”，但与之接近了。老子心目中的“以道治国”，应该就是那种“大顺”的状况。
老子所言“以智治国”者实在太多。并不只是指那些权谋之士耍花招为国君敛财之辈，而泛指第六十章所言那种“伤人”的统治者。
当然，如管仲那种治国能手该怎么看呢？
一方面他治国的智巧的确高明。
另一方面，他的所有策略无非不过为国君生财敛财而已。
齐虽称霸，但齐国人民并没有得到多大的益处，齐国也不可能因此长盛不衰下去。
或许正因其用心不纯，连孔子也鄙视他“不器”吧？
就是说，即使是经济政策，也首先应当考虑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发展！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此章老子讲谦让不争。
这章挺简单的。
多少意译下即是:江海是百川百谷之王，是因为它处于百川之下。所以圣人想得到民众的尊重，必定会言词谦恭而甘称下位；圣人想列于人民之前，必定会自甘居于民众之后。
所以圣人处于民众之上而民众不会觉得负担沉重，处于民众之前人民也不觉得受到了伤害。所以天下之人总乐于推举他作为领袖。
圣人就是用他的不与民相争的策略，来达到天下都不能与他相争的。
“不争”是道家提出的重要策略之一。表面上略显怯懦，实则是韬光养晦之策。
老子把这点直接整合成对内对外的一致了。
对内，统治者不与民争利，必然就能取得民众的拥戴。也正因不争民利，人民就能发展得好，国家实力就能潜滋暗长地蓬勃提升，就可以更快地达到民富而国强。
对外不逞强争斗，可麻痹敌人，使之放松谨惕，为自己获得相对宽松点的时间与空间用于发展自我。
最终必然还是凭实力说话的嘛！
从此章可以看出，“圣人”要想统治人民，就得用言辞对人民表示谦下；要想领导人民，就得把自身放置在人民后面。最后，要做到“处上而民不重，处下而民不害”。
事实上，封建统治者当中谁个能做到这一点呢？以不争争，以无为为，这是合乎辩证法的，这也是农业小生产者的经济特点及其阶级利益决定的一种社会理想。当然，他们只能把这种理想寄托于理想中的有“道”之“圣人”。
老子为统治者献策都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呐喊。
抛开春秋时农民迫切需要国家权力保护的特定历史环境不说，自有国家以来，古今中外，何时何地人民不需要国家来保护嘛？
国家权力本就是社会公权，只是不同时期受不同阶级代表人物所掌握而已。
民重君轻，以民为本，任何时候都是政权得以长久必须遵守的不二法则！谁不遵守谁就可能把自个给玩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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