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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政变 中

中国近代屈辱史篇章

这时,从邮政局逃离的前营使韩圭稷、在宫中值班的后营使尹泰骏和京畿监司沈相薰以及大殿宦官柳在贤一同来了。柳在贤告诉高宗说,外面并无变故。眼看事情就要暴露,金玉均等人急得满头是汗。突然,从仁政殿方向传来两响爆炸声。金玉均抓住这个机会,怒斥柳在贤蒙骗国王,理应斩首。其余三名大臣争辩不过,只好跟着高宗来到景佑宫。

高宗一行刚在景佑宫安顿下来,竹添进一郎率领的200多名日军也赶到了,和开化党的武装力量——尹景完率领的50名士官生徒一同守卫,把景佑宫内外围得严严实实。随后洪英植和列入开化党暗杀名单的左营使李祖渊赶到景佑宫。李祖渊、尹泰骏、韩圭稷三人察觉事态不妙,窃窃私语,“密谋通知于(清军)驻防营”;朴泳孝看到后对这三名守旧派大臣说:“今当变乱,要日本公使率兵护卫,而三营之使以掌兵之任,何不早出操兵以来?面面相看,只有偶语,何故也?”尹泰骏便声称出宫招兵,走到景佑宫小中门外被开化党人李圭完、尹景纯刺杀。李祖渊、韩圭稷要求面见国王,遭徐载弼拔剑阻拦,于是两人被迫出景佑宫,在后门被黄龙泽、尹景纯、李圭完等开化党人所杀。然后,金玉均假传王命,召守旧派大臣海防总管闵泳穆、知中枢府事赵宁夏、左赞成闵台镐速到景佑宫议事。这三人在宫门被开化党刺客逐一杀死。

此时景佑宫内乱作一团,宦官、宫女几百人挤在狭小的宫中,闵妃和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等人嚷着要回昌德宫,宦官、宫女们也议论纷纷,抱怨不止,毫无惧色。天已渐亮,金玉均见此混乱局面,便令徐载弼抓来国王、王妃所信任的大宦官柳在贤,以企图引爆火药、烧毁王宫为由将他当众斩杀。当时“血溅壁上,声闻御座”,国王高宗连呼“勿杀”,但无人听从。这一招果然见效,殿上满座皆惊,所有人都吓得不敢说话,然后金玉均就将无用之宦官、宫女通通赶走。至此,守旧派大臣全部被开化党铲除,为开化党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在开化党主导下成立了新政府,王室宗亲李载元被推举为右议政,洪英植为左议政,金玉均为户曹参判,朴泳孝为前后营使,徐光范为左右营使,徐载弼为兵曹参判前营正领官。此外,中间派(稳健开化派)中的金弘集、金允植等人也被吸收进来。1884年12月6日,开化党宣布了十四条政纲,开始着手进行改革。其内容包括:要求清朝释放大院君回国,并且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打破门阀制度,登用人才,四民平等,惩处奸吏,革罢冗官,改革租税,整编军队,限制国王和宫廷的权力,等等。

颁布政纲

注:括号内内容为政纲原文,摘自金玉均著《甲申日录》。“事”是条文内容后的助词,无实义。

立刻交还大院君归国,废止对清廷的朝贡;(大院君不日陪还事。朝贡虚礼,议行废止)

去除门阀,树立全民平等权,登用人才;(闭止门阀,以制人民平等之权,以人择官,勿以官择人事)

改革地租法,杜绝弊政,充裕国库,保护穷民;(革改通国地租之法,杜吏奸而救民困,兼裕国用事)

废止内侍府,选用其中人才为官;(内侍府革罢,其中姑如有优才,通同登用事)

严惩贪官污吏;(前后奸贪病国尤著人定罪事)

豁免各道的欠纳粮款;(各道还上永永卧还事)

废除奎章阁;(奎章阁革罢事)

确立警察制度,以加强社会治安;(急设巡查,以防盗贼事)

废除惠商公局;(惠商公局革罢事)

受流配禁锢刑者,酌量减刑;(前后流配禁锢之人酌放事)

合并四营,设置禁卫队;(四营合为一营,营营中抄丁急设近卫事,陆军大将首拟世子宫)

命户曹统辖国内财政,废止多余的财政衙门;(凡属国内财政总由户曹管辖,其余一切财簿衙门革罢事)

各大臣、参赞每日在议政所集合,议定并执行政令;(大臣与参赞课日会议于阁门内议政所,以为禀定而布行政令事)

罢除议政府、六曹以外的一切冗官,政令由大臣、参赞商议后施行;(政府六曹外,凡属冗官尽行革罢,令大臣参赞酌议以启事)

甲申政变后开化党公布的十四条政纲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改革的要求的目标。在第一条开化党首先试图打破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藩属关系,建立独立的近代国家;开化党还全面打击封建制度,在政治上规定一切政令由大臣、参赞商议后得以施行,将议政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并且限制君权,从而实现类似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又分别废除了管理封建社会特有产物宦官和儒林的机构——内侍府和奎章阁。开化党还宣布废除门阀,四民平等,不分贵贱登用人才,否定了朝鲜长期以来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乃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思想。在经济上,开化党提出统一财政管理,以限制王室的挥霍以及官府的贪污,并改革地租法,废除人民对国库负有的实物债务——还上米,以及惩办贪官污吏等,都有缓和社会矛盾,打击封建经济制度的作用,其中废除惠商公局则是废除了保护官商和封建行商(褓负商)的温床,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开化党还设立近代警察制度,缩编封建旧军队,以加强近代国防力量。这些政纲都体现出了这次改革的类似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性质及开化党人要求建立独立、文明、富强的近代国家的愿望。

政变结果

袁世凯崭露头角

开化党颁布的政令不止这14条(金玉均在记录时只说“略录如下”),据徐载弼回忆当时宣布了80多条政令,包括国王自称“朕”,旨意称“敕”,尊称由“殿下”升为“陛下”;废除科举考试;设立宫内省,将宫廷事务与政府事务相分离;发行内外公债;派遣留学生及断发易服等。另外,开化党夺权以后,还以国王谕旨的形式函告各国使节,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公使先后晋谒朝鲜国王,向其表示祝贺。国王高宗说:“据说一国欲破旧日陋习,而进开明之境,大都经历变乱,美、英两国其例当不少。”美国公使福特答道:“诚然,开国之际,此类事例不少,敝邦亦屡有经验。”[30]政变似乎大功告成。

12月4日夜,中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从邮政局逃回公署,将目睹的情况迅速通知了清军驻防营总理营务处袁世凯。袁世凯即带队至邮政局,寂无一人。驻防营提督吴兆有接到袁世凯的报告后,也派出哨官至宫门巡视,宫中亦无动静。清兵四处巡视,汉城街道、宫墙四周亦无一人。天将破晓,清兵收队回营。后来袁世凯、陈树棠等人透过在穆麟德住处见到受伤的闵泳翊,这才明白政变业已发生。1884年12月5日上午,驻朝清军方面得到更确切的消息,开化党勾结日军发动政变,劫持国王,杀事大党大臣多人,事情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袁世凯开始还较为谨慎,认为宫中有日本军队,惧生衅端,迟疑未发,同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联名致书国王,请求入宫护卫,金玉均等矫旨拒绝。当时,中朝间的公文都要靠北洋的兵船送到天津的北洋衙门,往来一次需要好几天时间。如果按常规请示,重大事变的应对决策必由北京的清廷最高层来拍板,时间的延误也就无可避免,而挽回大局的机会就可能失去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袁世凯表现出了勇于任事、处事果断的心理素质。

此时开化党的形势已发生微妙的变化。朝鲜的实际统治者——王妃闵妃在金玉均等人的欺骗和恐吓之下来到狭小的景佑宫,本来就十分不爽,当时,另一名守旧派大臣沈相薰成了漏网之鱼,他利用在宫中值勤的机会,在1884年12月5日早晨将闵台镐等六大臣被杀的事情写成密信,放入御膳中,开化党人徐载弼掌管御膳进出,但没有察觉到藏在御膳底部的密信,因此密信落入闵妃手中。闵妃由此得知自己的族人闵台镐、闵泳穆已被开化党杀死,最宠爱的侄子闵泳翊也被砍成重伤,所以她对金玉均等人恨之入骨,决心铲除开化党。她利用宫女要求沈相薰火速出宫,与闵妃集团官员和清军取得联系。而闵妃自己则竭力怂恿高宗搬回宽敞不易防守的昌德宫。尽管开化党人坚决反对,但在苦不堪言的王室成员和宫女宦官的强烈要求及竹添进一郎的许可之下,1884年12月5日中午,高宗、闵妃等王室成员从景佑宫搬出,在桂洞宫(李载元之府邸)稍作停留,于当日下午回到昌德宫。

而宫外的情况则对开化党更为不利。1884年12月6日上午,开化党政府发布改革政纲,却没有因此得到人心。开化党本来就没有群众基础,如今又与日本兵勾结,劫持国王,杀害大臣,所以社会上流言四起,说王妃已被开化党杀害,国王生死未卜,开化党将拥立被闵妃逐出宫外的8岁王庶子李堈为新王。汉城市民并不认同开化党的政纲,反而不满其犯上作乱的作为,纷纷聚集起来,号召杀尽倭寇,解救国王。未遭开化党清洗的中间派大臣金允植、南廷哲等纷纷跑到清军大营,“痛哭乞师”。袁世凯也在众人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果断决定率清军入宫镇压开化党。

当时袁世凯与吴兆有商量后,先派一名叫周得武的军官前往昌德宫要求谒见国王,遭开化党所拒,此外还派留在清营受命求援的京畿监司沈相薰返回王宫,让其伺机向国王传递清军将入宫的消息。又在12月6日上午10时由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联名致函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告知将率兵入宫之事,至下午3时未有回复。袁世凯认为事态紧急,间不容发,力主入宫戡乱。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袁世凯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见众人首肯,袁世凯立刻率一营官兵及朝鲜亲军左、右营赶赴昌德宫。

三日天下终结

日本政府鉴于自己当前还不是清朝的对手,并不支持日军介入政变而引起中日纠纷。当时,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正在归省中,由宫内卿伊藤博文代管外务,伊藤得知竹添进一郎的甲、乙两案并力主甲案的消息后,“令次官发电止之……适电文到公使手,京城之事变已起”。接到日本政府指令的竹添进一郎在12月6日向开化党人宣布撤兵。金玉均听到后大惊,连忙请求日本暂缓3日撤军,并借款300万元。竹添以聘请日本人为军事顾问和财政顾问为条件勉强同意。当天,开化党中掌握兵权的朴泳孝和徐光范也急忙清点武器,结果发现步枪全部生锈,于是命申福模等士官生徒解开枪支来清除锈迹。还在检修过程中,清军和朝鲜亲军左右营共2000多人就在下午3时大举进攻昌德宫了。袁世凯从敦化门入昌德宫,直接交战;吴兆有从宣仁门入昌庆宫,包抄左路;张光前殿后策应。清兵一入宫门,便遭到士官生徒组成的“忠义契”和日军的猛烈射击。清军果断还击,双方展开了激战,宫内顷刻大乱,闵妃携王世子李坧趁乱逃出昌德宫,在沈相薰、李范晋等人的保护下逃往城北关帝庙(闵妃心腹巫女真灵君的道场),其他宫中女眷也纷纷逃走。高宗在李载元等左右近臣和武监的护卫下从自己所在的昌德宫观物轩逃出,走到后苑大报坛时被日本人和开化党发现而劫走,转移到演庆堂安置。袁世凯攻入昌德宫,直抵观物轩,发现国王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日军展开新一轮的激战。袁世凯身先士卒,即使尸体满路也毫无惧色,奋勇当前。正胶着间,守军中数百个先前蒙袁世凯督导训练的朝鲜士兵临阵倒戈,加入了清军一方,战局急转直下。

此时,正在演庆堂的开化党和日本人乱作一团,金玉均、洪英植等人要求高宗前往仁川并搭船去日本,但高宗坚持留在宫中,哪儿也不去。等到清军打败日军后,金玉均和竹添便挟持高宗逃跑,前后辗转五次,来到东北角宫墙,遇到了闵妃派来接高宗的洪在羲(洪启薰)率领的别抄军(负责护驾的特别部队),他们向金玉均一行开枪,金玉均高呼“大君主殿下在此”,方才停止射击,于是金玉均一行继续撤退。在路上金玉均极力劝说,甚至带着威胁,要高宗逃到仁川。不料竹添首先动摇,准备违背诺言,先行撤离,金玉均则拼命哀求。竹添恶狠狠地说:“清廷无理出兵,侮辱我们两国,我国定将以武相待!”而实际上他已决定率领日军退回公使馆。高宗则命人带他去城北关帝庙避难。日军要撤回公使馆,高宗要去北关庙,开化党人被迫作出抉择。金玉均、朴泳孝等开化党骨干随竹添逃跑,洪英植等人护卫高宗出宫赴北关庙。其间闵妃等王室成员因高宗迟迟不来北关庙而转向汉城东北郊的觉心寺李景夏别庄避难,以致当时传闻闵妃和世子均死于乱中,后来才知道他们都还活着。

昌德宫内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清军大获全胜,但遗憾的是仍不见国王的踪迹。袁世凯重金悬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才得知其下落,立刻派兵前去北关庙抢夺,与此同时,洪英植、朴泳教及7名开化党士官生徒的当场被朝鲜士兵斩杀。开化党的“三日天下”宣布终结。

次日,国王高宗移居袁世凯所部军营,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并召见各国使节,告知政变平息。在甲申政变中,清军有10人阵亡。汉城市民坚决拥护清军的平叛行动,在清军得胜回营时“沿路百姓蹈舞,欢声如雷,至有拆己屋燎火以明道路者”,另一方面“城中军民,雠视日人,遇辄杀之,毁其所驻营房,并破玉均等第宅,因而在汉城发生了朝鲜人和日本人互相残杀的事件。步兵大尉矶林真三以下40名日本人在这次政变中被杀死,尹泳观、朴齐絅、吴鉴等未深入参加政变的开化党人也被朝鲜人打死,另有38名朝鲜士兵阵亡、95名汉城市民为日军所杀。竹添进一郎因使馆连日遭到成千上万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攻,惊惧交加之下,自焚使馆,逃往仁川的日本领事馆躲避。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9名开化党人也断发易服,跟着竹添逃到仁川,一路上遭到人民的追打,无一安生之处。最后这9名开化党人乘坐停泊在仁川港的日本邮轮“千岁丸”号逃到了日本。

1884年12月10日(阴历十月二十三日),朝鲜高宗从清军军营回到昌德宫,次日闵妃、世子、世子嫔、王大妃、大王大妃等王室成员也从觉心寺回宫了。随后组成以沈舜泽为领议政,金炳始为右议政,金弘集为左议政的新政府,政权重新落入事大党手中。高宗宣布金玉均等“五贼臣,借他国之兵,挟制君父,罪不容诛”,谴责“日公使之信听其言,党助叛臣,亦非常情,不可测也”。诸大臣也联名上疏声讨道:“今番玉均等五贼之穷凶极恶,即剖判后所未闻之变也。挟外势而卖宗国,如秦桧者有之,未有如玉均等之召外兵而胁君父者;送刺客而贼相臣,如元济(吴元济)者有之,未有如玉均等之倚敌势而杀宰辅者,至于禁涂血流,乘舆播越。然则玉均等,非但我东方一国之罪人也,即天下万世人纪之罪人也。”甲申政变最终以清军获胜,开化党和日军失败告终。

历史影响

甲申政变后,朝鲜政府为开脱责任,同时为被杀害的大臣报仇,一方面编写名为《甲申变乱事实》的小册子,散发全国并呈送清廷,将责任全部推给金玉均等人,否认国王写过“日使来卫”的教旨,称这是金玉均自己伪造的;一方面大力清洗开化党,当时开化党的核心人物的家属无论男女老幼俱被处刑,就算是曾官拜领议政的元老大臣洪淳穆(其子是洪英植)也被赐死。另有12名开化党边缘人物被处死,其后又有多人被陆续处死,受牵连者多达100余人。[41]作为开化党支持者的福泽谕吉曾在1885年(光绪十一年)2月26日写过一篇《朝鲜独立党的处刑》的文章,极写开化党及其家属(尤其是妇女儿童)被杀戮之惨酷,抨击朝鲜事大党政权的野蛮,称朝鲜为“地狱国”。朝鲜政权又落入了以闵妃集团为中心的事大党手中。朝鲜失去了一次实现近代化的机会,至此经历了10年的停滞时期。

甲申政变后,日本借机勒索朝鲜,于1885年1月同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向朝鲜索取了谢罪、赔款、惩凶、增兵等条款。1885年4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与清朝实权人物李鸿章订立《天津会议专条》(《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因而在事实上在朝鲜确立了同清朝对等的地位,在朝鲜半岛构成了中日均势的格局。

甲申政变后,清朝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显著上升,同时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袁世凯在镇压这次政变的行动中立下大功,翌年被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位同三品道员,并时常出入王宫,俨然监国大臣,清朝在朝鲜的宗藩关系得到强化。大多数朝鲜官民称颂清军平定乱党、击退日军、解救国王的“再造之恩”,甚至“京乡街路,短碑相续,至有竖石立祠之议,如宣庙时宣武祠故事,永示不忘,以颂天朝之恩,而入髓感颂”。不过也有部分朝鲜上层人士以甲申政变为契机,激起了民族意识,展开进一步的自主运动。同时,甲申政变后法国、奥匈帝国等更多的国家也与朝鲜缔约建交,朝鲜与外国的交流更为频繁,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播被宣布为合法,甲申政变后的朝鲜虽然处在闵妃集团统治下的停滞时期,却也在平静的表面下酝酿着更为重大的变革。

后世评价

史籍评价

《朝鲜通史》: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由朝鲜近代开化思想倡导者金玉均、洪英植等开化派所发动的这场改革运动,尽管还很脆弱,但它却是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对封建制度的运动,是一场不成熟的资产阶级上层改革运动。诚然,这次改革运动极不彻底,但它却是变封建朝鲜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首次尝试,在当时朝鲜经济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是起到了进步作用的。这也就是甲申政变的意义所在。

《朝鲜全史》:甲申政变是近代初期最大的政治事变,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我国发生、发展的基础上爆发的,符合历史规律,同时也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斗争。

《新编韩国史》(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甲申政变尽管失败,但也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运动。首先,从世界史来看,甲申政变是为了韩国民族断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在最合适的时机掌握政权,断行“自上而下的自主近代化的大改革”,最积极地清算前近代的国家体制,建设自主富强的近代国家,是一次果敢的自主近代化运动。……其次,甲申政变确立了韩国近代史上开化运动固定的方向。……第三,甲申政变在韩国反侵略独立运动也确立了一个近代的起源。……第四,甲申政变树立了韩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与运动形成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新编韩国史》(高丽大学):对于仅经历三日天下就落下帷幕的甲申政变,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一般认为,甲申政变是最早主张废除封建社会体制、致力于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改革运动,对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也有否定评价,认为甲申政变不过是单纯的政权争夺战,给以后朝鲜的开化运动与近代化运动带来了致命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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