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政变 上

甲申政变

历史背景

开化兴起

19世纪末，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风雨飘摇，朝鲜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1876年（光绪二年），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国门。1882年（光绪八年），随着《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朝鲜的门户全面开放，外国势力开始全面侵入朝鲜，朝鲜半岛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角逐场所。当时朝鲜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实学思想也很发达了，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朝鲜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摒弃旧思想、旧制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以封建地主阶级开明人士为主的“开化党”就是其中的代表。

开化党是由实学派中的北学派演变而来，它是受到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产生的。在朝鲜被迫打开国门以前，朝鲜就已经形成了开化派的雏形，如吴庆锡、刘大致（刘鸿基）、朴珪寿等。朝鲜开港以后，开化党的形成加速了。这一时期，开化党的形成与日本有密切关系。朝鲜开港后的几年间，不断有公派或私费的朝鲜青年贵族子弟东渡日本，进行考察参观，这些贵族子弟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叹为观止，深受感触。他们对比朝鲜国内泥古不化、死气沉沉，遂产生了脱离清朝，改革国政，使朝鲜成为“亚洲的法兰西”[4]的志向。这些贵族子弟便是所谓的“开化党”。

开化党的主要人物有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闵泳翊、徐光范、徐载弼、尹致昊等，他们大多直接受到吴庆锡等早期开化派的直接影响和教导，同时又都有出国考察的经历，接触过资本主义文明。开化党以两班名门出身的贵族子弟为主，如出身安东金氏的金玉均；领议政洪淳穆之子、出身南阳洪氏的洪英植；朝鲜哲宗之驸马、出身潘南朴氏的朴泳孝；重臣尹雄烈之子尹致昊；王妃闵妃的侄子闵泳翊；领议政李最应（国王伯父）之子李载兢；出身达城（大邱）徐氏的徐光范和徐载弼等。开化党倡导开化思想，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因此又被称为“日本党”或“独立党”。开化党领袖金玉均更是在甲申政变以前3次去日本，拜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为师，一心想在朝鲜发动一次明治维新式的改革，他曾说：“以兹四百多年积累之顽俗，猝无以化矣，势不得不有一番大更张，改革政府。开化党得到日本的资助，逐渐成为朝鲜国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与开化党相对的，就是长期执政的守旧派。守旧派坚持事大主义，一心效忠宗主国清朝，墨守成规，不思改革，因此又被称为“事大党”。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就是典型的守旧派，他当权时厉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与外国通商。1881年（光绪七年）守旧派儒生又发起“辛巳斥邪运动”，坚决反对开放国门。所以守旧派也是一股强大力量。1873年（同治十二年）朝鲜王妃闵妃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大院君的政权，从此闵妃外戚集团开始统治朝鲜。闵妃集团标榜开放，在1876年和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国门；之后又分别派使团访问中国和日本，实行了一些开化政策，起用金玉均、洪英植、闵泳翊等开化党人物，形势对开化党有利。

在开化党和守旧派之间，又产生了中间派，又被称为稳健开化派。他们也提倡开化思想，要求效仿西方实行改革，又不像开化党那么激进，他们主张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因此主张“东道西器”。中间派以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为代表，在当时朝鲜知识界中很有影响力。在后来的甲申政变中，中间派拒绝与开化党合作，成为了导致开化党失败的重要因素。[6]

党派斗争

壬午兵变也是开化党人开始活跃于朝鲜政坛的起点。壬午兵变本身就是一次朝鲜政局的大重组，壬午兵变被清军镇压，号召“卫正斥邪”的极端保守势力也遭到清洗而一蹶不振，这在客观上为开化党实施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在壬午兵变后昭告朝鲜八道百姓，宣布他将痛改前非，断行改革，“思与一国更始”。在国王的亲自倡导下，开化势力增强，从而形成了推进改革的社会氛围，“开化”一词也为人津津乐道，成为当时朝鲜社会的流行语；同时，在壬午兵变后，清朝洋务派引入了一系列洋务运动式的改革措施，在朝鲜设立内外衙门，开办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代购洋枪洋炮，代训新军，培养朝鲜的军事人才，有利于朝鲜的近代化，给开化运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除了以上客观条件促使壬午兵变后开化势力壮大以外，日本对开化党的公开支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壬午兵变以后日本透过《济物浦条约》获得了在朝鲜京城的驻军权，这为后来开化党发动政变提供了支援。不仅如此，壬午兵变后开化党人朴泳孝、金玉均出使日本时，日本政府对他们热情款待并给予一系列优惠和让步，还“动员朝野有影响的人士”引导他们走开化自强的道路，使开化党人对日本进一步产生好感，金玉均等经过此行，“遂倾意依赖于日本”。

当时，开化党人为了展开活动，一方面寻找机会进入宫廷，接近国王与闵妃，企图获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朝鲜高宗非常喜欢听外国的消息，于是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时常出入宫中，向高宗讲述国际形势和各国的政治制度，力陈改革与自立之刻不容缓。高宗李熙生性懦弱，自即位以来政权就一直掌握在自己的父亲或妻子手中，正欲借助开化党实现亲政，也对开化党表示赞许，而依靠国王进行改革也是开化党深信不疑的手段。另一方面，开化党人利用他们的政府职位，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设立治道局、警巡局、博文局、邮政局等近代设施和机构，引入西方农场和先进农业技术，派遣留学生赴日，并创办《汉城旬报》，宣传开化思想。同时，开化党也意识到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朝鲜政府曾经派出100多名子弟去日本学习军事，称为“士官生徒”，开化党对这些士官生徒进行广泛动员，并由申福模、郑兰教等士官生徒在广州南汉山城组建一支1000多人的新式军队。这些士官生徒后来成为了开化党发动政变的主要力量

然而，由闵妃集团把持的朝鲜政府，虽然在壬午兵变后也宣称要开化改革，但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巩固自身权势，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改革，因此开化党人对此非常不满，抱怨闵氏政权“名曰开化，实无开化之效”；而且，随着开化党的势力不断壮大，掌握政权的守旧派闵妃集团也对其产生警惕，两派迅速势成水火。1882年到1884年这段时间，开化党和守旧派明争暗斗，新旧两派的斗争远远超出了朝鲜内政的范围，成为中日两国外交争端的前台戏。以闵台镐、赵宁夏等闵妃集团大臣为主的守旧派以清朝为后援，同清政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使清朝在朝鲜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而清廷也不断在朝鲜政府机构中安插中国官员，如陈树棠、马建常（马相伯）、穆麟德（德国人）等，并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开化党虽然得到国王和日本的支持，但其实力远逊于守旧派，只能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一些小的改革。而后守旧派将原外衙门参议金玉均被调任为东南诸岛开拓使兼管捕鲸事，原汉城府判尹朴泳孝也被外放为广州留守兼守御使，后来被免官，开化党的新式军队也被改编。1883年（光绪九年）夏，闵妃集团的外籍顾问穆麟德铸造“当五钱”，引发通货膨胀，金玉均强烈反对，并获得国王高宗的委任状前往日本借款300万元，以纾解朝鲜的财政困难。金玉均到日本前，日本政府就许诺过他只要有国王的委任状就借款300万元，但金玉均到达日本后，一向支持开化党的日本政府居然拒绝了金玉均的借款要求，对待他的态度也非常冷淡。金玉均在日本活动了10个多月，一筹莫展，最后在1884年5月两手空空回到朝鲜，鉴于自身处于弱势地位，他被迫“暂退田舍，以弛其祸，以图展后之策”。

守旧派闵妃集团的轮番攻击和日本当局的态度变化，使开化党举步维艰，处境日益险恶。据一位参加过甲申政变的人士回忆，金玉均等曾希望“以和平手段开拓国运，然毫无建树。终于计划即使采取强制手段也要救国王于宫廷迂腐的环境之中，以颁发敕令，革除一切因习弊风。”于是，金玉均以传统结社形式组织了以军人为核心的敢死队——“忠义契”，自任契主，将开化党的各色支持者团结在“忠义契”的名下，酝酿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守旧派政权。关于忠义契的宗旨、章程及活动情况，尚无据查考。据参加者李喜贞追述，它系“为国而设”，而且似乎组织严密，为单线联系。这支名为“忠义契”的敢死队也就是开化党的政变队伍。

政变起因

开化党起事的时机很快就到来了。1884年时，清廷和闵妃集团的蜜月期已经结束。先是清廷发生“甲申政潮”，清朝慈禧太后罢免了恭亲王奕訢而起用醇亲王奕譞来辅政。醇亲王是清德宗（光绪帝）的生父，而闵妃集团认为这是清廷释放高宗生父大院君的预兆，便开始对清朝离心。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南方形势危急。5月，吴长庆奉调率领1500名清兵回国驻防，依靠清朝的事大党守旧派势力有所削弱。8月以后，清军福建水师在马尾港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法国军队也攻占基隆、澎湖等多处地方，直指舟山群岛。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朝鲜国王和闵妃也开始动摇。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对此深有感触，曾在政变前夕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欲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亦不俯首他邦。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等意见稍歧，大拂王意，王浸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载后，形迹必彰。……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这里并非反映的是开化党势力壮大，而是事大党不断分化、朝鲜统治者与中国离心的状况。不仅是官方，朝鲜民间的反清情绪也逐渐产生。当时一名叫崔宅英的朝鲜药房店主被枪杀，凶手身着清军军服，由日本人井上角五郎（开化党的支持者）主笔的《汉城旬报》大肆报道和渲染这一事件，企图勾起朝鲜官民的反华情绪。此时又发生了李范晋案，原来朝鲜贵族李范晋违反合同，与华商发生房产纠纷。依据朝鲜法律，两班贵族不经国王同意不得治罪，而中方官员私自处置李范晋，引起朝鲜各方的不满。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判断清廷在中法战争期间无暇东顾，国内又出现了反清情绪的苗头，因此这一年是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绝好时机。1884年9月21日，金玉均对美国驻朝公使福特说：“清佛（法）方争，我国独立机会盍在此时？”说明最迟在这时，开化党人已决意起事了。

开化党利用形势变化决心发动政变，而欲在中法战争中浑水摸鱼的日本认为有机可乘，又重新对开化党十分热心了。1884年6月下旬以后，金玉均回到朝鲜政府中任外衙门协办，日本驻朝代理公使（原为一等书记官，即公使馆参赞）岛村久开始尝试接近金玉均等开化党人，他表示在中法战争的情况下，“君辈（指开化党人）如能为国改革，在我政府亦不以为不可。”于是开化党人与日本公使馆的关系日益亲密。1884年10月30日，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归任朝鲜，他一改先前对开化党的消极态度，极力撺掇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起事。金玉均虽然已经在借款事件中领略了日本人的狡猾无常，但他仍对日本抱有幻想，将日本视为其唯一的外部依靠。因此开化党和日本一拍即合，一道密谋发动政变。美国也在道义上支持开化党改革，但建议谨慎行事。除了日本公使馆，前《汉城旬报》编辑井上角五郎和他的老师福泽谕吉等人也为开化党购买日本刀、炸药和步枪等武器，并以走私方式输入。又有总岛和作等4名日本人“壮士”加入政变队伍，藏身于金玉均家中。竹添进一郎在11月12日就朝鲜政变问题拟定了甲、乙两案上报日本政府，甲案为日本煽动开化党作乱，由开化党引入日军，以此击退清军，而乙案则为不干涉政策，竹添还在“附言”中极力主张甲案。后来的政变完全是依竹添的甲案而行。另外，有记录显示竹添进一郎是受到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指示才改变态度，与朝鲜开化党接触并支援其发动政变。

政变经过

政变准备

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以后，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等政变骨干经过多次密谈，又频繁与日本公使馆联络，设想了三种方案，一是派穿清朝服装的刺客深夜暗杀闵泳穆、韩圭稷、李祖渊等守旧派大臣，然后将罪责转嫁到闵台镐、闵泳翊父子头上，制造守旧派内部矛盾，趁机夺权；二是收买京畿道监司沈相薰，让他在僻静的白鹿洞亭子举行宴会，即席暗杀守旧派大臣；三是决定在洪英植开办邮政局时起事。开化党人最终决定在1884年12月4日邮政总局开业之际发动政变（定为12月4日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对竹添甲、乙两案的训令将于12月7日左右由“千岁丸”邮轮送抵朝鲜，开化党人害怕日本方面变卦，因此决意提前举事）。他们的计划是在邮政局设宴款待大臣时放火，然后趁乱将闵泳翊、韩圭稷、尹泰骏、李祖渊等四营营使刺死，又入宫谎称清军作乱，让国王写下求助日本的教旨后去日本公使馆搬救兵，再将国王转移至景佑宫（景佑宫是供奉朝鲜纯祖生母绥嫔朴氏的祠堂，为汉城“七大宫”之一，其地狭窄，易于守卫），并由开化党的政变队伍——“忠义契”和日本军负责守护景佑宫。他们还命令申福模率士官生徒40人在朝臣入宫的必经之地金虎门埋伏，准备狙杀进宫问安的闵台镐等3名守旧派大臣，然后宣布改革。

有中国野史（如《容庵弟子记》）记载甲申政变之前两天开化党人曾邀请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三名驻朝清军将领赴宴，藉此将其全部杀掉，结果只有袁世凯单刀赴宴，期间其气场震慑开化党人，最后安全而返。此事虽属杜撰，但据袁世凯后来报告说：“洪英植等谋请吴统带、张总兵与卑职夜饮，伏士官生徒于庭中。二鼓开筵，四鼓起事，先别遣将官部勒前、左两军分攻张总兵营垒；而以日军攻吴统带营垒；以后、右两军攻卑职营。参赞岛村久未（谓）卑职等所统带三营皆久经战场，赴宴时侍从必多，若起事坐中万一不敌反受其害，此议随就寝。”事后被捕的开化党人的供词中也提到“军号屠戮清阵之说闻之，而未曾行之矣”。可见这个袁世凯“单刀赴宴”的故事亦非没有根据的。

夺权过程

1884年12月4日（农历十月十七日），朝鲜汉城邮政局落成，在当晚6时举行的邮政局落成仪式上，开化党骨干、邮政局总办洪英植举行宴会款待朝廷大臣，准备藉此将守旧派大臣一网打尽。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称病缺席，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察觉气氛有异，也推托不去，只有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18人出席。金玉均与日本公使馆参赞岛村久坐在宴席上，他们频繁用日语小声交谈。开化党的“忠义契”队员和一些日本浪人则准备在邮政局附近之别宫（世子李坧与世子嫔闵氏（纯明孝皇后）行嘉礼之处）点火，将守旧派大臣引诱至此并逐一杀死。开化党人以“天天”为接头暗号，在别宫纵火，但没有成功。他们请示了金玉均以后，只好焚烧隔壁民房。接着，他们高呼失火，右营使闵泳翊带头冲向失火处救火，谁知开化党过早行动，将他砍成重伤。闵泳翊负伤挣扎回邮政局大厅，在场的大臣和宾客见状大惊，遂逃之夭夭。开化党企图在邮政局全歼诸大臣的计划落空。金玉均对此过程记载道：

酒至数巡，有人忽言自红岘（即余家）有人来访余。余即出户外，朴齐絅喘息不定而言：“别宫放火，用尽伎俩，万不可得。事已急矣，此将奈何？”余答曰：“别宫既不成，则虽他所择草家易于延烧者，即图之可也。”匆匆入席，岛村问：“有何故？”余以实告之。岛村亦色变曰：“将君之何？”余曰： “更有方便，勿虑也。”又候半时顷，进馔凡了。余不胜燋灼不堪，出户外四望，忽见柳赫鲁急来言：“又数所放火，皆不如意。初因别宫事觉，巡捕四发，危险不可言，诸壮士皆愿欲杀入此席，未知如何？”余止之曰：“事至于万无道，此亦一策。然恐有杂遝，而误伤外国公使之虑，必向巡捕不到处更图下手可也。”又入席。闵泳翊辈颇有疑忌之色，岛村大有不安之意。方进茶果，忽闻外间人声混杂，言有“火事，火事！”余惊起，开北窗，邮局咫尺，火光亘天。座中亦纷还起坐张看。韩圭稷先言：“吾辈以将任，不可不急赴救火” 云云。言未已，忽见闵泳翊从户外入，血流遍身……外间喧哄腾沸，余因与朴君（朴泳孝）、徐君（徐光范），同自北窗跳出，直出邮局前门，人皆逃散不见，即口号暗号（即“天天”，以朝鲜俗语译之，即徐徐之意）而疾行。路见李寅钟及徐载弼，使之率诸壮士来待于景佑宫门外，日人则使之阴（隐）身于吾家后园。……

开化党领袖金玉均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仍决定按原计划将国王转移至景佑宫，然后将原定于在邮政局刺杀的其他三名营使在骗到景佑宫中杀掉。金玉均先让某位宫女（人称“顾大嫂”，忠义契成员，据考证名叫李禹石，1885年末被发现并处死）在王宫昌德宫埋了炸药，后又和朴泳孝、徐光范趁着夜色闯入昌德宫，向国王高宗报告说：清军作乱，邮局失火，形势十分紧急，请国王去易于防守的景佑宫避难。正当国王高宗犹豫不决时，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火光映红了殿宇。高宗果然害怕了，同闵妃、世子、世子嫔、王大妃、大王大妃等王室成员立刻随金玉均前往景佑宫。

途中，金玉均建议请日军来保护，惊恐不定的高宗表示同意，用铅笔写了一道教旨，上书“日使来卫”四字（关于对该教旨的真伪之争参见汉城条约词条）。金玉均把教旨交给朴泳孝，让他到日本公使馆搬救兵（竹添进一郎则称送来国王亲书的是宦官柳在贤，可能是他事后为了撇清与开化党人的关系、强调是国王的求救而故意安在宦官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