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兵变 下

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但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不同于国际法，朝鲜除了定期朝贡以外并不负有严格的义务，中国也对朝鲜的内政外交从不与闻。由于中国清王朝经过洋务运动后实力有所增强，而周围的属国不断丧失，其中之一的琉球就是被日本所吞并，所以清廷对日本格外防范，既有心、也有力去控制经营中国硕果仅存的藩属国——朝鲜，以牵制日本的势力。在壬午兵变前夕，中国对朝政策已经出现转变的倾向，而此次壬午兵变正好给清廷以强化对朝宗主权的大好时机。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当时李鸿章母丧丁忧，尚在安徽老家，由张树声署理）于1882年8月1日从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电报中得到朝鲜兵变及日本出兵的消息和中国也应迅速向朝鲜派出军舰的建议后，立即决定对朝鲜采取积极政策并报告总理衙门，又命令天津海关道周馥与朝鲜来华领选使金允植、问议官鱼允中接洽数次以了解朝鲜国情。金、鱼得知消息后也一头雾水，无法确定何人所为、目的为何。8月2日，金、鱼态度骤变，在笔谈中指出乱党“不特绝倭洋，将谋不轨之变”，恳求清朝出兵平乱，并提到李载先、安骥泳，暗示是大院君所为（金、鱼自称是回去互相商量后得出的结论。有说法认为是逃亡中的闵妃密派卞元圭到中国要求金允植等乞援，但此说无史料依据，且从时间上来看可能性不大）。8月4日，张树声接到黎庶昌的又一封电报，提到朝鲜王宫被袭击，印证了金、鱼的看法。8月5日，水师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奉张树声之命乘坐威远、超勇、扬威3艘去朝鲜“观变”，鱼允中随往；周馥则招来金允植，追问兵变主谋者。

与此同时，张树声奏请清廷出兵朝鲜，抗衡日本，并镇压乱党。8月7日清廷批准了出兵计划，8月13日决定镇压乱党、平定兵变。另一方面，丁汝昌、马建忠和鱼允中一行于8月10日到达朝鲜仁川，他们通过与朝鲜及日本方面的接触与调查，也断定大院君为兵变祸首，并且感到了日本的威胁，因此丁汝昌在8月14日回天津后，带来了马建忠极力主张出兵朝鲜的报告书：“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马建忠本人和鱼允中则继续留在朝鲜“观变”）。8月17日，淮军6营约3000大军由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和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前赴朝鲜平乱，并于8月20日抵达。随军人员中不仅有给吴长庆当向导的朝鲜官员金允植，还有张謇、袁世凯等后来中国的风云人物。但清军并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避免与日军冲突是在朝清军的基本方针），便在仁川西面一百二十里处的南阳府马山浦登陆，与从济物浦赶来的马建忠、鱼允中等会合，并按兵不动，所以日本一度占了先机。

朝日谈判

日本对清廷出兵大为震惊，因此井上馨训令花房义质“一秒也不要犹豫，马上进入京城（汉城）”以速决谈判，避免中国的干涉。8月16日，花房义质率一个大队约1500名日军朝汉城靠近，准备强行进城与朝鲜政府谈判。大院君虽非常不愿意日本人进入，但因日本兵临城下，被迫于19日同意日军入城。8月20日，花房义质在昌德宫谒见了国王高宗和大院君，并与负责接待的朝鲜领议政洪淳穆、礼曹判书李会正等人谈判。日本在所谓的“要求函件”中提出了七项条款，包括惩办壬午兵变凶徒、对日本遇害人员和各种损失给予赔偿、增开通商口岸和允许日本驻军朝鲜等，并威胁朝鲜政府以三天为限答复。洪淳穆等人借口为闵妃办理国葬而一再拖延，一向排外的大院君也为日本人的无礼和刻毒所激怒，在表面上对花房表示不再固执于锁国的同时，暗中准备动员全国兵力击退日军。花房义质对朝鲜方面的拖延战术非常不满，便于8月23日上午率日军撤出汉城，回到济物浦，以示谈判破裂。他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打算按照既定计划，一旦谈判破裂就诉诸武力。朝日双方在汉城、济物浦一线对峙，局势空前紧张。

日军一怒之下的撤退，使清军获得后发制人的机会。朝鲜上下“斥和攘夷”的呼声虽一度高涨，但毕竟实力弱小，冷静过后许多朝鲜人对同日本作战感到恐惧，不少士兵甚至开小差，被日本人弄得焦头烂额的大院君只好向清军求助。8月21日，大院君派人急驰清军驻地南阳湾马山浦，请求马建忠前往调停，并附上了日本的“要求函件”和朝日双方谈判内容的抄件，马建忠便率领200名清兵以“调停”为名赶赴汉城。8月23日，即花房撤离汉城、对朝鲜下最后通牒的那天，大院君又派人催促马建忠入汉城。马建忠在委托接伴官赵宁夏确认花房已经撤离以后，便于当日傍晚进入汉城，受到朝鲜官民的欢迎。大院君与其长子李载冕前来迎接马建忠于南别宫（中国使臣馆），与马建忠进行笔谈，马建忠强调：“中国兵来，专为牵制日人，别无他意。”大院君信以为真，没有太多怀疑，双方交谈甚欢。

诱捕昰应

马建忠来汉城的真实目的“非为朝鲜居间调停”，而是要平定兵变，具体而言就是推翻大院君政权。之前，张树声在金允植的影响下认定大院君是兵变祸首，但又考虑到他是朝鲜国王的生父而感叹“办理极为费手”。8月12日，张树声的幕僚——薛福成上述提出了处置大院君的几种方案，包括押往中国、逮捕监禁以及由康穆太妃赐死等。薛福成首次提出了拘捕大院君并押往中国的处置方案，对张树声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8月13日，金允植又在张树声参与的笔谈中提出了逮捕大院君的新方案，即“婉辞先请接谈，彼不肯来，连用好言抚之，谕以勿警，节节进兵，逼住城外，更防四门走路”，最后迫使大院君自投罗网，张树声则回应称“高论极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张树声在8月18日正式向总理衙门提议将大院君“设法诱拴，奏请圣裁”。8月23日，慈禧太后下令：“即着该督（张树声）饬令吴长庆酌度情形，稳慎进扎，务将李昰应获致，庶该国之乱自平。”正式批捕大院君。

在清廷拍板之前，马建忠等人就已经开始行动了。8月13日，马建忠对大院君派来迎接他的赵宁夏称日本正在施压，只有大院君亲自来济物浦与花房商议，才可化解危机，这被认为是马建忠将大院君骗出汉城以实施绑架的计策，不过大院君以“汉城人心未定”为由予以婉拒。 张树声在吴长庆出发前向他交代了逮捕大院君和对日交涉的事宜，8月20日吴、丁大军在马山浦与马建忠会合时，还带来了张树声的密信，该密信无疑指示他们抓捕大院君，也提及了同日本交涉的对策。8月23日马建忠应大院君之邀率先遣队进入汉城，其后在24、25日往来于汉城与济物浦之间，两度与花房义质会晤，达成了推翻大院君的默契。此时吴、丁率大部队抵达汉城，驻军于城外南坛。

此时的大院君对清朝毫无警惕，果然中计，在当日下午回访清军大营。尽管有亲信郑显德劝阻，大院君依然“坦然命驾”，吴长庆、马建忠等在黄仕林之军营与大院君笔谈，在这过程中控制住了大院君的仆从。笔谈期间，马建忠对大院君有所指责，大院君察觉气氛不对，对吴长庆写了“将军将作云梦之游耶”（指汉高帝游云梦泽而逮捕韩信的典故）一行话。吴长庆便声称他握有圣旨，叫大院君去中国一趟，于是大院君立刻被清军扶进肩舆里，星夜送往马山浦，乘“登瀛洲”军舰发向天津（马建忠自称宣布逮捕大院君的人是他，并在宣布前向大院君交代了他“擅窃大柄，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轻皇帝也”的罪状，但结合其他当事人记载来看，马建忠的记载可信度较低）。

这天夜里，清军控制了汉城四大门和王宫内外，维持城内治安，翌日发布告示，安抚民心，宣称：“今年六月之变……顷者变告上闻，道路流传，皆言尔国太公（大院君）寔知其事。皇帝用是赫然震怒，念尔国太公既知其事，必能得其主名……今统领北洋水师丁军门暂与国太公航海诣阙，处人骨肉之间，全恩严义，我大皇帝自有权衡，必不于尔国太公有所深责，但举动仓卒，恐尔上下臣民未谕斯意，妄生疑惧，以元代执高丽忠宣、忠惠为例，大负乎圣意之高深。”清军之所以急于用近乎绑架的方式逮捕大院君，表面上是为了惩办壬午兵变的祸首，实际上是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争取和平的结局。就这样，大院君的第二次上台经历了33天就烟消云散了。随后大院君在天津受到清政府的审问，并被软禁在直隶保定府，1885年才获释返回朝鲜。

惩办乱党

随着大院君的被捕，剿灭起义士兵成为清军下一步的计划。8月28日，清军扣押了大院君长子李载冕，同日夜，清军得到金允植带来的朝鲜国王请求镇压“乱党”的手书。8月29日，吴长庆、袁世凯等人率清军攻打汉城东郊的往十里、梨泰院（旧式军人及眷属聚居地），抓获了170多名参与兵变的士兵，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但金长孙、柳春万等兵变领导者逃脱，不久纷纷落网。其后，李会正、郑显德、赵采夏、许煜、张顺吉、白乐宽等大院君派系的官员和儒生被先后赐死或问斩，金长孙、柳卜万、郑义吉、姜命俊、洪千石、许氏同、尹尚龙、郑双吉等8名兵变“魁首”被判处大逆不道之罪而凌迟处死，孙顺吉、崔奉圭及孔致元等带头围攻日本公使馆、杀死日本人的汉城市民在慕华馆前被斩首。另外金春永等人虽然侥幸逃走，成为云岘宫的家臣，但在3年后朝鲜政府查出并凌迟。

闵妃在逃跑后就秘密透过李容翊、沈相薰等人联络高宗，告知她还活着的消息，到兵变被清军平定后，闵妃的“国丧”宣告取消，将她迎回宫也提上议事日程。1882年9月6日，陈云龙、吴长纯二将率领100余名清兵和高宗派遣的领议政洪淳穆等朝鲜官员一起前往忠州长湖院奉迎闵妃回宫，9月8日到忠州长湖院，9月12日闵妃一行抵达汉城。闵妃回宫后，护送她避难的人全部飞黄腾达，闵氏家族的气焰更胜往昔，而闵妃从忠州带来的一名姓李的巫婆则被封为真灵君（自称关帝之女，因准确预测闵妃还宫时间而被宠幸），成为宫中祸福吉凶的发言人。总之，壬午兵变最终被清军镇压下去，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朝鲜政权。

事件影响

1882年壬午兵变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爱国运动。壬午兵变以士兵和市民阶层为主体，规模浩大，来势猛烈，1天之内迅速推翻了封建统治集团。但由于起义队伍自身的阶级属性和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因而起义缺乏组织性、目的性和计划性，从根本上导致其失败；起义士兵并未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拥戴了另一个封建统治者执政，幻想由此获得解放；而且兵变盲目排外，拒绝改革，并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再加上反动势力和外国军队的强大，壬午兵变只持续了1个月便在清军的镇压下以失败而告终。它推翻闵妃集团、驱逐外国势力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反而使其加重。但它仍然充分显示了朝鲜人民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精神，并种下后来甲午农民战争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的远因。

壬午兵变还从客观上促进了朝鲜的近代化，初步唤起了朝鲜民族的觉醒。壬午兵变是朝鲜政局的一次大洗牌，朝鲜虽仍由闵妃集团掌控，但势力已经重组，保守势力由于壬午兵变的失败而被打压，朝鲜社会在兵变后由封闭进一步走向开放，主张朝鲜近代化的开化党亦得以登上政治舞台，并引发了1884年的“甲申政变”。朝鲜高宗也在兵变后下旨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的过失，并宣布他将“洗心涤虑，惩前毖后，政令之从前不便于民者，悉令除之，择循良之吏，以牧群生，讲究实效，思与一国更始”。在清朝洋务派的主导下，朝鲜开始了渐进式的近代化改革，设立内外衙门，开办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代购洋枪洋炮，代训新军，培养朝鲜的军事人才。这些都可以说是壬午兵变间接对历史起到的推动作用，因此壬午兵变是朝鲜由传统社会转化为近代社会的关键性事件。

壬午兵变还直接导致了外国势力对朝鲜渗透和干涉的加剧，并且是近代朝鲜问题国际化的契机，是清朝和日本在朝鲜半岛展开竞争的开端。朝鲜和日本在1882年8月30日订立了《济物浦条约》，日本提出的包括驻军权等要求得到满足，进一步加大了对朝鲜的侵略。清朝和朝鲜也于同年10月在天津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获得了领事裁判权、海关监管权等一系列特权，并在朝鲜的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了清租界，从而使朝鲜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附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