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兵变 上

壬午兵变

事件背景

壬午兵变是19世纪末（特别是1876年开港以后）朝鲜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1873年12月，朝鲜王妃闵妃以“国王亲政”为由发动宫廷政变，原先执政的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朝鲜国王李熙的生父）被迫引退下野。此后，名义上是国王李熙（朝鲜高宗）掌权，实际上却是以骊兴闵氏为核心的闵妃集团统治朝鲜。闵妃外戚集团一改大院君时代厉行的锁国政策，而以对外开放标榜。1876年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朝鲜的国门从此被打开；1882年又同美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外国势力开始全面进入朝鲜。闵妃集团还推倒大院君时代的一切政策，表示要“开化自强”。闵妃集团效仿中国清朝正在实行的“洋务运动”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对内按照清朝总理衙门的模式设立了统理机务衙门，对外分别派使团赴中国和日本访问和学习。1881年又创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别技军，由闵妃的侄子闵泳翊掌管，并且延聘日本人充任教官。闵妃集团的这些开放和亲日的措施引发了大院君和广大人民的不满。

事实上，闵妃集团的这些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措施只是其维持权力、打击反对派的手段，他们醉生梦死，并不想为了朝鲜的未来而实行真正的改革，而对外开放也是在日本的胁迫下仓促而成，并不是平等、自主的开放，导致日本开始从各方面渗透和侵略朝鲜。闵妃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大力排斥异己，从中央到地方任人唯亲，扶植亲信。闵妃集团的骨干人物闵谦镐、闵台镐、李最应（兴寅君）等人都窃弄威权、贪污腐化，地方官吏更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官场既如此，朝鲜王室自然是腐败堕落。史载当时的朝鲜宫廷“每夜曲宴淫戏，倡优、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灯烛如昼，达曙不休”。闵妃生下王世子李坧，要遍祭金刚山一万二千峰，各峰施以米一石、布一匹、清钱千两。后来在壬午兵变被镇压后国王高宗颁布的“罪己纶音”中不得不承认：“玩好是求，赏赐无节，是予之罪也；过信祈禳之事，虚糜帑藏，是予之罪也；用人不广，宗戚是崇，是予之罪也；宫闱不肃，妇寺干泽，是予之罪也；贿赂公行，贪墨不惩，穷民愁苦之状，莫达于上，是予之罪也；储胥久虚，军吏失哺，贡价积欠，市井废业，是予之罪也；联好各国，乃是时宜，施措乖方，徒滋民疑，是予之罪也。”坦承了当时高宗和闵妃为首的朝鲜统治者的失政。闵妃集团不愿牺牲既得利益，而且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所以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相当有限，不但没有使朝鲜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反而使朝鲜普通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此时，包藏祸心的日本也开始了对朝鲜的蚕食。日本商人利用《江华条约》赋予的特权大肆在朝鲜廉价掠夺粮食，导致朝鲜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不断流出，本来就贫困不堪的朝鲜人民因而雪上加霜，大大加深了朝鲜的社会危机。日本还积极在朝鲜物色代理人，逐步展开对朝鲜的渗透，朝鲜的新军由日本人充任总教官，就是日本对朝鲜内政初步的干涉行为。朝鲜人的反日情绪不断滋长，“语到倭边，咬牙欲杀之，小民尤甚”。1879年6月，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进入汉城时，一路遭到民众投石袭击，狼狈不堪。1882年3月，日本大仓组职员儿玉朝次郎、三菱公司职员大渊吉成和东本愿寺的和尚莲元宪诚无视开港条约的规定，擅自到朝鲜通商口岸元山港以外的安边府游历，结果就遭到朝鲜百姓二三百人的袭击，儿玉和大渊遭重伤，莲元则当场身亡。甚至于“岭湖山谷之间，有大伙匪类，蜂屯蚁聚，横行里闾，持兵纵火，上纳钱木，白昼抢夺富村饶户，传檄征索，称曰举义而伐倭，哗然指逆而为忠”。因此，开港后的这种弥漫整个朝鲜社会的仇日心理也成为后来“壬午兵变”爆发的重要背景和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骚动的迹象已经出现，大院君也企图趁机夺权。1881年，大院君的亲信安骥泳密谋废除国王李熙，另立李载先（大院君庶长子）为王，但事泄失败，李载先被赐死，安骥泳等人被凌迟处斩。然而闵妃集团并未因此有所收敛，依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以致出现了“ 府库仓廪枵然空虚，百官之颁禄难继，军兵之放料多阙”的状况。到1882年，朝鲜国库空虚，军队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军饷，埋下了兵变的种子。在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壬午兵变终于酿成了。

事件经过

爆发

19世纪末的朝鲜天灾不断，1882年春季，朝鲜又发生了大旱，又有宫中闹鬼的异象传出，京城内人心惶惶，民间普遍认为是闵妃引进“洋妖”和不守妇道而招致的天谴，并且谣传当年将有兵灾。当时，朝鲜政府决定扩充新式军队——别技军，因此缩减了旧式军队的规模，将京军五营军（训练都监、龙虎营、禁卫营、御营厅、总戎厅）缩编为武卫营和壮御营，超过半数的旧式军人被迫解甲。这本来就引起了旧式军人的不满，而缩编后的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并未得到良好的待遇，由于宣惠厅堂上闵谦镐克扣军饷并中饱私囊，加上连年的旱灾和日本的掠夺性贸易，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与此同时，别技军的装备和待遇却远高于旧式军队之上，而且由日本人充当教官，这又引发了旧式军人的极度反感，憎称其为“倭别技”。武卫营和壮御营充满着怨恨的气氛。

1882年7月19日发生的都捧所事件是壬午兵变的导火索。当时，全罗道漕米运抵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主管俸禄的宣惠厅决定先给武卫营和壮御营发放1个月的军饷。但是米中掺入砂糠等物，不堪食用。于是两营士兵前往宣惠厅的仓库——都捧所，与库直（即库吏，是闵谦镐的家仆）理论，其间发生冲突，大批愤怒和饥饿的士兵冲入都捧所，砸毁仓库，夺取粮食，还殴打了库直，但这之后士兵便作鸟兽散。此事被上报给宣惠厅堂上闵谦镐，下令逮捕了为首的金春永、柳卜万、郑义吉、姜命俊四名士兵，并交汉城捕盗厅惩处。于是在汉城民众中流传这四人将被斩首，消息传到汉城东郊士兵聚居区往十里，引起了士兵们的极大愤慨，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为了挽救即将被害的同袍，决定聚众哗变。金春永之父金长孙和柳卜万之弟柳春万两人商议后，由金长孙起草了通文，要求大家在六月九日到东别营集合，救援4名士兵。一场对内反闵、对外排日的士兵起义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闵谦镐家的被砸使“壬午兵变”的事态扩大化。哗变士兵在泄愤之余冷静下来，自知闯下弥天大祸，抢劫了当朝权贵——闵谦镐的府邸，已是罪在不赦；又发现自己以一介兵丁的身份起事，竟然没有靠山，事后一定会被朝廷像屠宰牛羊一样尽数铲除。于是，哗变士兵决定前往并包围云岘宫，请求蛰居在里面的兴宣大院君予以协助。大院君已经引退了八九年，但仍不断试图干涉政事，这次又一直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准备利用士兵们的反抗情绪从闵妃手中夺回政权，因此大院君对于如何“引导”兵变和掌握大权可谓是胸有成竹。然而当大院君面对上万名士兵和军眷向他求助时，他却说“吾老矣，国事何知？圣上慈仁，必无他……”云云，并厉声喝退士兵；暗中又召来兵变的发起人金长孙、柳春万等人，授之以“密计”，还派自己的家臣许煜化装成士兵潜入兵变队伍中与金长孙等人一起指挥之。“密计”的内容现已不得而知，但从事件的发展来看，士兵从无组织、无计划变得组织有序、计划严密，应该是依大院君之计策而行的。所以，大院君可以说是壬午兵变的催化剂，他的参与如同给士兵一方添加了重重的砝码，注定了闵妃集团的即刻垮台。

在士兵行进的同时，大量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城市贫民等汉城普通市民加入了这次起义，使“兵变”迅速转化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民变”，成为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人民起义。壬午兵变爆发的当天下午，随着反闵排日的情绪被全面点燃，起义士兵和市民先到东别营，占据武库，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然后兵分三路展开暴动：一路袭击捕盗厅和义禁府，释放被关押的金春永、柳卜万等士兵和其他犯人，以及著名的卫正斥邪派儒生白乐宽，后者由于上疏反对开放政策而被闵妃集团逮捕，救出同袍后起义士兵和市民又顺路捣毁了闵台镐、闵泳翊等外戚权贵以及与日本人有交往的人士的府邸，高呼着“杀光闵氏”的口号，闵妃经常派人去祈祷的城郊各处寺庙也被付之一炬；一路袭击别技军军营所在地——下都监，处死日本籍教官堀本礼造，从而使朝鲜政府手中能镇压起义士兵的力量被消灭；一路则占领京畿监营，扼制朝鲜政府的有生力量，接着与暴动民众一起攻打附近的日本公使馆，“声言将尽屠倭人”。日本公使馆方面在当天下午3时接到别技军军官尹雄烈的信函，通知日方局势大乱，忠告其做好防范准备。日本公使馆要求朝鲜政府派兵保护，未果。

花房一行几经周折，逃到仁川避难，得到仁川府使郑志镕的款待。不料很快兵变波及仁川，当地居民围攻花房一行，迫使其于7月26日乘小船出海逃走。[15]恰在此时花房义质遇到一艘英国测量船“飞鱼”号，花房与舰长熟悉，遂搭乘英国船逃回日本。在兵变过程中共有13名日本人被杀死（下都监别技军被攻击时死了7人，花房一行逃跑过程中死了6人），为之后日本进一步侵略朝鲜提供了口实。

此时汉城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下雨，兵变爆发后却下起倾盆大雨，到7月25日早晨才停（时人日记记载从夜五更即7月24日拂晓开始“雨下如注”）。人们都认为这是洗冤的征兆。

起初，朝鲜政府面临变生肘腋的这种情况，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把这次兵变当作一般的变乱处理，在暴动蔓延时只让武卫大将李景夏再度出面，去晓谕解散，被起义军民轰走；而其派去镇压的一点兵力，竟也全部倒戈，结果使闵妃集团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汉城的军队和政权机构一日之内全部瘫痪。日本公使馆得不到朝鲜政府军的保护，也成为日本后来对朝鲜要求驻军权的借口。

1882年7月24日晨，三路起义士兵和市民汇合后冒雨向汉城王宫进发，准备一举推翻闵妃集团的统治，途中杀掉了前领议政兴寅君李最应（大院君胞兄）和吏曹参判闵昌植。起义士兵和市民气势高涨，势不可挡，从敦化门攻进了王宫——昌德宫，打死了躲在王宫的金辅铉、闵谦镐等大批闵妃集团官吏，其中闵谦镐连肠子都被打出来，可见民怨之深。起义士兵和市民还攻入后宫，四处追杀闵妃。闵妃在混乱中急忙化装成宫女，在武艺别监洪在羲（后改名洪启薰）的保护下逃离王宫，先躲在司御尹泰骏的府邸，而后伺机逃出汉城，藏身于老家骊州郡的亲戚闵泳纬家中。她逃走时得到了已随大院君进宫的骊兴府大夫人闵氏（大院君之妻）与李载冕（大院君长子）的协助，府大夫人将四人轿借给闵妃，李载冕向士兵郑义吉、许氏同、张泰辰、洪千石四人说这是府大夫人的轿子，吩咐他们抬轿出宫，走到重熙堂门外时，金春永、姜命俊、尹尚龙、成仁默、柳卜万等起义士兵止住他们前进，掀开四人轿将闵妃拖出，扈卫闵妃的洪在羲急中生智，大呼“此吾妹尚宫也，勿误认！”然后背上闵妃就跑，终于使闵妃得以逃出生天。权倾朝野的闵妃集团就这样在军民的怒吼下土崩瓦解，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朝鲜高宗李熙面对这种突发状况，惊慌失措，被迫急召大院君入宫随侍，自己避往别殿，并宣布归政于大院君以挽回局面，大院君便与其妻骊兴府大夫人和长子李载冕一起进宫。大院君如愿以偿，在起义士兵和市民的拥护下第二次掌权摄政。大院君执政后第一件事就是收拾宫廷的乱局。此时宫中涌入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市民，搜寻闵妃，捕杀官吏，刹那间变得腥风血雨、混乱不堪。大院君先命令士兵撤出宫廷，不料士兵们表示：“中殿（王妃）在，必尽戮我等；死，宁行大事而死，决不敢退！”大院君不得已，马上宣布闵妃已死于乱军中，并发布国丧。他还下令赦免起义士兵和市民，遣散他们出宫，并发给士兵积欠的军饷。起义士兵和市民这才放下武器，从昌德宫撤走。壬午兵变暂时平息下去。

大院君执政后

兴宣大院君再次执政后，全面废除了闵妃集团所实行的开放措施。他首先进行人事调换，罢斥了闵妃集团的余党，起用自己的亲信和申应朝等保守士大夫，释放了因反对开放国门而下狱的郑显德、李晚孙、金平默等官员和儒生。他还让自己的长子李载冕兼任武卫大将、户曹判书、宣惠厅堂上等重要职务，掌握兵权和财政。除了人事的安排外，大院君在夺回权力之后，亦立即着手推行改革以缓解社会危机。他先下令把京城附近郡邑的粮米运往京城，作为军士的俸米及民众的粮食。此后，他又下令严禁私自铸造货币，废除都贾制度，强调人人均须纳税，并将地方物产直接运至汉城，以免各地豪强从中牟取非法利益。他还宣布了恢复五营军和三军府，废除别技军，裁撤统理机务衙门等命令。

壬午兵变虽然平息下去，但并未完全结束。7月25日夜晚，民间谣传闵泳翊等逃亡在外的闵妃集团残余势力纠合褓负商数万人，准备进京洗城。当时“都下大乱，坊民俱勒帕揭竿，冲塞街巷，声言御贼，势如潮涌”。大院君则亲自走出敦化门，安抚汉城百姓，并宣布关闭城门，开放武库，将武器发给大家共同防备。于是士兵和市民又一次武装起来，展开了对闵妃集团的新一轮清洗，不少人被认为是褓负商而死于非命，甚至连进京赶考的举子也被当作褓负商的内应而被杀害，原因仅仅是因为袖子里藏着的应举花名册被认为是褓负商名单。[21]从这个褓负商谣言事件可以看出民心对闵妃的恐惧怨毒和对大院君的支持信服。

与此同时，大院君还在全国范围内对闵妃集团成员发下海捕文书，密遣御史到各地探察避难者情况。起义士兵将逃亡官僚的家产没收，并殴打辱骂在汉城设置的闵妃望哭处吊祭的人士。起义士兵也不相信闵妃已死，仍然到处搜捕闵妃。闵妃被迫离开靠近京城的骊州郡，在洪在羲、尹泰骏、闵应植、闵肯植、李容翊等人的护送下向南逃亡到忠州长湖院避难。

事件结果

中日介入

壬午兵变本来是朝鲜的内乱，但因为其引发的排日风潮而使事件极大地复杂化。壬午兵变中日本人的蒙难令日本舆论大为震惊，朝野争论不休。花房义质公使逃回日本后，便在报告书中主张武力解决。日本统治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也认为进军朝鲜的时机已至，要求利用这次事件侵略朝鲜，比如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撰文极力鼓吹讨伐朝鲜，扬言“未达城下之盟不罢休”；而此时日本明治政府面临着国内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以及自由民权运动的勃兴而倍感威胁，考虑到朝鲜作为中国属邦的地位以及夹在中日俄三大国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鉴于自身羽翼未丰，遂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在明治天皇的亲自裁决下，决定先派花房义质率领军队前往朝鲜接触大院君政权，胁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否则便发动对朝战争。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将日本政府的各种条件及应对朝鲜的策略详细阐释在一份“机密训令”中，交给花房义质，自己坐镇下关遥控指挥，另有代理陆军卿山县有朋率大军待命。同时发布戒严令（八·五）和征发令（八·十二），为谈判破裂后的对朝开战做准备。于是，花房义质会同陆军少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率领的1500名士兵气势汹汹地开赴朝鲜“问罪”，于8月12日抵达朝鲜仁川港（济物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