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0年，我在青海一个地方卫视的晚间播报里，看见了钟樾的名字。

面无表情主持人正在播报着当地的扶贫工作，钟樾的名字在屏幕底端慢慢划过，那两个字躺在一众名字里，毫无半点出彩，那个名字出现在新闻上只有四秒的时间，随即消失。

我伸手摸过遥控器将电视关掉，继续手上的工作，我电脑桌面的右上角单独放着一个文件夹，那里面是关于藏羚羊盗猎的资料。

资料里有一段特写镜头，是用当时最好的镜头拍出来的。盗猎者抬起猎枪，枪声响彻藏羚羊栖息的山谷地带，有羊子应声而倒，乘着羊子尸体还温热，刀从颈部起将皮毛一把撕下。我看着那只羊子，常常会觉得那是钟樾，他明明奋力挣扎着，却还是被反复宰割。

我一直在想，如果钟樾活着，我们会如何，他回跟我回北京吗，在大漠里长大的孤狼，能同我在高楼林立的都市里携手并进吗

也许他身死漠北就是最好的结局了，想着这样的答案，我总是会为我的冷血惊心。

我第二天辞掉了工作买了飞西宁的机票，辗转到了可可西里，自驾的路上遇见了几只藏羚羊，呆呆地从马路上穿过，见到车驶来也没有逃跑的动作。

我很想告诉钟樾，这么些年了，这群傻羊还是没有学会逃跑。

2014年，我，柯瑗，在电视台里摸爬滚打了四年的小编导，面临顶头上司离职、职位空悬的绝佳机会，我为了让自己的职位再升一层，接受了老板提议的藏羚羊拍摄的任务。

可可西里藏羚羊盗猎行为猖獗，一度让这个物种在濒危边缘徘徊，我需要带领同事深入可可西里，拍摄可可西里巡山队员同盗猎者斗争的纪录片。

我带着一行人从北京直飞西宁，刚落地，高反就折磨得几位同事不成人形，不得已只能在西宁先稍作休息几天。

听同事说西宁的塔尔寺香火很旺盛，在北京时，我也常常去雍和宫上香，常年在外奔波的媒体人，出行不定，总是希望佛祖可以保保平安。

于是我去了塔尔寺，然后在那里遇见了钟樾。

那是个很高大的男人，一身深红僧袍站在寺门口，领口处另类地别了个墨镜，手里抱着许多哈达，时不时有人走上前问价。

我看了一周，寺门口也有卖哈达的人，但都是些当地居民，似乎只有这个男人是庙里的阿卡，我想着兴许庙里的师傅开过光会更灵些，于是也走向那男人身前。

“什么？五十？那大街上才十块，你这为什么这么贵？”

“这位香客，我们的哈达是放在庙里供奉过的，和他们的不一样。”

他淡淡朝我开口，眼神冷漠，眼角下似乎还有两颗小痣，话里听不出半分藏语口音，说完还轻轻念了句佛号。

我不断安慰自己，还是买了下来，心想现在的阿卡汉话都这样流利吗。

辗转进了寺院，照例在大殿前烧了柱香，殿前坐着一位喇嘛，每有人上前他总会轻轻念一句佛号。

在寺里转了一圈下来突然望见远处菩提树下正有人围着募捐箱子捐香火，于是我也走上前往箱子里扔了几张纸币。

站在一旁的阿卡瞧见朝我手里递了一条哈达。

敢情，这是募捐就能得到的，那门口五十块的哈达不就亏了？

我朝着那位阿卡发问，他听完只是朝我轻轻念了句佛号。

我正准备还嘴，被身边穿着藏袍的人轻轻拉住。

“你不是本地人吧，那肯定不知道，寺门口那位是专门卖这哈达骗钱的，穿着个僧袍这些游客见了就信以为真了，专骗你们的，庙里的阿卡也拿他没办法，你也别怪他们。”

我越想越气，转身就往庙外走。我虽不是什么虔诚的信徒，但在这佛教重地假扮僧侣行骗却是过分了些。

结果当然是没找到那人，也许是生意太好，手里的哈达卖完就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