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 下（完结）

出口方面，中国茶、丝出口几乎呈直线增长趋势。茶叶年出口量，在19世纪30年代为5000万磅强，1843年增为7000万磅，1851年（咸丰元年）将近1亿磅。丝的年出口量，战前为1.2万包，19世纪40年代后期约2万包，1852年（咸丰二年）为3.2万包，1853年（咸丰三年）为6.4万包。

国内生产

进口货物（例如洋布）的猛增，首先打击了口岸附近的手工纺织业。19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附近的松江、太仓等地的手工纺织业开始衰落。在厦门港、广州港的周边地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概括而言，中国东南沿海手工业者大量破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手工业生产，也仍对洋货起着抵制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的丝、茶生产随着出口的激增而相应地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没有可靠的基础。由于贸易受到外商的操纵，茶、丝商人的资本逐渐变为洋行的附属品；有些商人服务或依靠于外国洋行，转化为买办。外贸价格的控制，也加重了直接商品生产者所受的剥削。

经济侵略

协定关税，既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关税是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工具，关税税率起着调整进出口货物、保障本国工业品获得市场的作用。根据《南京条约》的附约的规定，中国海关征收的主要进出口税率均有所降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更发展为“值百抽五”。这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化的过程。

此外，在英军直接掠夺、战争赔款、鸦片贸易及洋货进口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白银继续外流，使得道光末年“银贵钱贱”现象进一步加剧，一两白银兑换的制钱超过两千文。这对于金融、商业、手工业、农业等经济领域都有不利影响，也加剧了清廷的财政危机，尤其是严重影响农民生计，被部分研究者认为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口岸变迁

五口通商后，各口岸发展并不平衡。1853年（咸丰三年）起，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外贸中心和商埠。英美法三国相继沿黄浦江设立租界，并不断扩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广州也有缓慢发展。厦门、宁波、福州起初发展欠佳，后情况发生变化。至1859年（咸丰九年），福州茶叶出口已位居各商埠之首。60年代，宁波也形成了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基地，呈现出依赖于外国的单一原料供应地的典型图景。

被割让的香港，鸦片战争前原本人烟稀少，英国割占该岛后，这里华洋杂处，人口激增。英国将香港变成输华鸦片的转运中心和走私基地，同时，为增加岁入，特许香港政府实行鸦片专卖、自由吸食的政策，致使烟毒泛滥。此外，香港也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和商业基地，给英国进一步深入侵略中国以方便。而随着香港的割让，澳门对西方国家的重要性则有所下降。

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西方人在华投资设厂，但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其商品输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已经在通商口岸地区开始设立企业。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修理船舶。同年，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1850年（道光三十年），英人在上海开办字林西报馆，出版《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此后，英、美等国商人又陆续在上海等地开办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药、打包等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文化

鸦片战争时，在中国约有三十万的地下天主教徒。基督教（新教）没有公开传教，只有20名英美传教士在澳门进行一些准备工作，如翻译圣经，编写字典。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明诏弛禁天主教，归还原有教堂，天主教于是转而公开活动。耶稣会负责江苏、安徽和直隶东南部的传教工作。遣使会负责直隶的大部分和浙江、江西。多明我会则专门负责福建。来自英美德三国十余个基督教（新教）差会也纷纷在五口设立教堂、学校、医院。其中美国归正会在厦门兴建了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第一所教堂新街堂，美北长老会的嘉约翰在广州接办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博济医院。

与此同时，《南京条约》使爱国进步人士开始改变看待西方文明的态度，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

军事

在鸦片战争后期，清廷原有仿造西方战船的计划，后因《南京条约》签订，该计划被束之高阁。尽管如此，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仍刺激中国人进一步关注海防。例如，在《南京条约》签订前后，魏源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继成书。他在后书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指出西方“长技”在于战舰、火器以及养兵练兵之法。

另一方面，英国在《南京条约》签订前的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即在香港岛建立军事基地。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在海外军事基地收缩的背景下，在香港尚保有6500人的驻军，这也成为英国海外军事力量部署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外交

《南京条约》及其附约，把中英两国的关系根植于不平等的基础之上，既成为英国进一步侵华的出发点，又诱发了新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成为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对象。陈旭麓指出，这样就形成一个条约制度：外国人通过条约“合法”地剥夺榨取、管束控制中国，驱使中国社会脱出常轨，改道变形。从《南京条约》到《望厦条约》的第一组不平等条约，正是这个条约制度的起点，其内容（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租地造屋、传教自由等等）已经象征了整个条约制度的基本内容，为后来的种种延伸和续接准备了最初的前提。

此外，《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汉文本在翻译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为中英两国之后的紧张关系埋下了伏笔。例如，协定关税在英文本中并无明确表述，中文本的“议定”二字被认为可能属于误译；又如，围绕英国人在广州的入城问题，双方各自依据其文本提出自己的主张，引发了长期争执。英方也意识到翻译问题的存在，1858年（咸丰八年）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时遂规定以英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