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观后感
在看完一部作品以后，能够给我们不少启示，写一份观后感，记录收获与付出。那要怎么写好观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南下》观后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南下》观后感 1
南下，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进程之一，是一段丰富的历史，是父辈留下的又一座精神宝库。曾经为中老年人所熟悉的话剧《 霓虹灯下的哨兵》——30年前、以及王蒙创作于改革开放伊始的那篇脍炙人口的反思小说《蝴蝶》，都取材于这段历史的局部，瞄准的都是南下革命同志——即“土包子进城”这一情景，甚至电视剧《南下》的主人公与王蒙小说《蝴蝶》的主人公取了同样的名字，思远。可以将此理解为一种崇高致意——对革命前辈和对文艺创作的前辈双重致意。另一方面，对当下的视听消费而言，这段历史仍属“处子”之身——因不为人大事铺张书写，未引起戏说主义、恶搞主义、山寨主义的注意，所以“南下”得以保留着历史所赋予的全部敬意和当代人对此的新鲜感，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是电视剧主创者的幸事。
对影视艺术而言，求怪、求异、求惊悚恐怖或打闹搞笑容易，求声色之静、形容之真、求故事的平凡朴素和人物的踏实真挚难。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很多制作人、创作人拍片、拍剧，纷纷避重就轻，不要故事充实，只要“画面好看”；不要人物丰富，只要演员“靓丽提神”。平心而论，对此现象不仅业内人自己心知肚明，就是观众待之，也自有轻重之分。在我们这个声色大开的时代，选择南下的革命者群体做一部贺岁档期电视剧的主人公真是冒险和挑战，此其难——“难”在杀出消费主义的重围，挑战娱乐精神、拒绝迎合廉价的轻快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在这个情景下讨论并评价新播电视剧《南下》。
《南下》聚焦于南下中的战士——他们既是革命战争的亲历者，是出生入死、解放了一座又一座城市、建立了功勋的英雄，是来自革命队伍的普通士兵，更是来自山东乡下的农家子弟，特别是贫寒之家的子弟。他们加入革命的队伍，既非出于领袖、将军们对历史走向的深刻洞察，也非出于思想上、知识上的自主与通透，在此，我们看到的是革命队伍内部“纯粹的草根”。这些草根和世世代代最朴素的个体生命完全一样，那些在后来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行为、行动，起初都源自生存的需求—— 这就是《南下》中的三个山东小兵。
作为军人，他们都没有宏大的战争韬略或过人的军事智慧，相反，创作者却详实地刻画他们当初加入革命队伍的卑微动机和由此而来的性格局限：娄振刚刚进城就被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唤起的物欲彻底毁掉；孟思远不仅曾在战场上被子弹吓得六神无主，而且生性犹豫寡断，甚至一路怕事；王三成明明有点水浒英雄的脾气，却也时时见其“小”：怕老婆怕到捡回炸掉的胳膊(因为上面有老婆给的.信物)！
对人物形象的这种定位显然超越了人们关于解放军英雄的传统观念。同时，恰恰是从“小”处着手，我们才能看到人物一路踉踉跄跄、磕磕绊绊、顾此失彼的成长。无法克服的小农秉性使娄振率先被革命队伍淘汰掉，他的惨痛，不断向弟兄们发出警醒：家乡分了土地，自己进了城，而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孟思远胆小怕事的天性使他痛失爱情婚姻，却在后来的工作中成长为一个持重谨慎的合作者；言行粗略的王三成易招敌对却也渐渐养成了大气豪迈的作风。就是这样一群来自北方的“侉子”，来自山东乡下的小人物、土包子们，接管了大上海的每个工厂、每条街道，他们的生命从此被编制进了大都市的日日夜夜，参与了历史的大传奇，工作、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跌跌撞撞，最终写就了斗转星移的历史。
艺术创作充满着大与小的辩证。南下是宏大历史画卷，也是一代人的生命历程。没有生动的个体生命，银幕或荧屏将无法赋予历史以质感。
《南下》观后感 2
我认为《南下》这部电视剧告诉我们：人，更直接的是中国人，骨子里存在的一种病毒，那就是小农意识：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在娄振身上反映的最为充分。
还告诉我们这种小农意识不适应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以这种意识来对应全新的时代，那么只有死路一条！
南下之前，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农民的追求，农民的愿望，这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能理解的幸福。但南下却打破了这种梦想，所有的人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娄振面临着，孟思远面临着，王山成也面临着，姜天美，司徒梅，陈书记，唐书记无不面临着这种挑战！
在这种挑战面前，有的人走向毁灭，如娄振；有的人超越自己，如孟思远；有的人不适应，如王山成；有的人迷惘困惑，如司徒梅；有的人昏了头脑，最后又把握住了自己，如陈书记。 所以，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都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来反观自己。
当我看孟思远的时候，我是又哭又笑，因为他的愚蠢，自作自受我感觉我很像他。我认为他是一个木性人，从阳木方面，他很慈悲，愿意替别人着想。从阴木方面来看，他严重的以情悖理，这使他的.人生走了很多的弯路，遭遇了很多麻烦。
当然，娄振也让人很怜悯，利令智昏，欲令智迷，那个时候，八头老牛也拉不回来，无可阻挡地朝死亡挺进，没有最后的结局，也没有他的清醒，所以他的结局也是一种必然。
而王山成呢?典型的经验主义者，不爱学习，就信打枪打得好，一提读书就头疼，所以让他去当县长，不是胡闹就是无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镜子啊。
而王山成呢?典型的经验主义者，不爱学习，就信打枪打得好，一提读书就头疼，所以让他去当县长，不是胡闹就是无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镜子啊。
陈书记，也是在环境变化之后，就摸不着东南西北了。不过还好，自己种的苦果子自己吃下去了。吃完之后，有了醒悟。
还有那位嫁给孟思远的村姑，常山的妹妹。她也应该让我们有很多收获。而从她和孟思远的关系中，也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挖。
其实，每个人总是面临着南下的情形。新的环境，新的人生阶段总是向我们提出挑战！需要我们去应对。
应对好了，就成了孟思远，成了唐志新。应对不好，很可能就成为娄振，王山成，陈书记。
特别是我们大家都有很浓厚的小农意识。就是说我们的体内也有致病、甚至致命的病毒。如果不学习，不调整，不改变，不超越，我们如何跳出娄振王山成的误区呢?从而规避这种命运呢?
因此，才推荐鹤立系统抓紧时间看这部电视剧。这不是关系到知识、能力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生命运的问题。
《南下》观后感 3
作为我国首部聚焦“南下”、全景式展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方革命干部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南方新解放的大中城市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主旋律作品，《南下》沉实厚重的历史蕴含和可贵的艺术创新，首先就显现在以真实客观的视角，丰富而鲜活地还原了山东地方干部南下在接管上海建立人民政权、支援前线、发展经济的历史进程中，由在战场上善打硬仗的军队指挥员逐渐成长为懂经济懂管理的现代城市干部的成长历程的艰难曲折，成功摆脱了以往主旋律影视剧中我党我军一路凯旋行进由胜利走向胜利的高度模式化和主题先行、说教味浓重、公式化概念化等种种弊端，为革命历史的当代重述探索了新的叙事路径。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前后共计有数万名南下干部离开家乡前往陌生的南方新解放区，在那里无怨无悔地奉献了一生。然而迄今为止，却没有以描写反映这一特殊群体斗争生活经历为中心题材的影视剧（有些时间跨度较长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虽然涉及到“南下”这一历史事件，但都往往是浮光掠影地一带而过）。而《南下》恰恰以对南下干部斗争经历、生活境遇、情感纠葛的全景式展现，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题材领域，有效填补了我党我军红色革命历史影视表现的一处空白。
第二，《南下》紧紧扣住革命情怀下的个人命运，成功塑造了一批始终行走在成长过程中的“南下干部”，以成长中的英雄谱系丰富了剧作沉实厚重的历史蕴含和艺术创新。其中，无论是情义至上的“道德圣人”孟思远；还是粗犷、豪爽的“山东好汉”王三成；还是工作中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情味、生活里对妻子既包容又疼爱“魅力典型”唐志先；或是战争年代曾立过赫赫战功、和平年代却倒在金钱和美女诱惑下的“堕落干部”娄振……每个人的性格都呈现为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每个人都是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这一个”，带给观众一种既似曾相识又分明陌生的审美快感。
《南下》对南下干部英雄群像的塑造是非常成功的。既倚重于中华民族伟大历史精神的传承，又执著追求艺术思维的创新，坚持把英雄放在各自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遭遇、不同的转变、不同的成长历程中。他们统统不是“高、大、全”的“神 ”，都只是些普通平实的有着这样或那样缺点的“人”。且不说那孟思远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误受处分；也不说那王三成有意放纵自己的粗直鲁莽体性，做了许多“犯浑”的糗事；就连那成熟、稳重的唐志先和陈家善，也都有各自的“软肋”。前者时而感情脆弱、陷入伤感和苦闷，后者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犯了“生活错误”。但正是因为写出了南下干部身上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些形象才是立体的、圆形的、符合人性的常态，其逐渐成长的历程才是真实可信、生动感人的。
第三，《南下》通过浓墨重彩的弘扬歌颂我党南下干部为国为民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以及珍贵的战友情谊和纯洁美好的爱情，生动诠释了坚韧、勤恳、忠贞、奉献的“南下精神”，强化了剧作沉实厚重的历史蕴含和艺术创新。“南下精神”为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如何衡量生命的价值、怎样评估生命的意义，提供了一个具有高度和深度的参照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南下》可以说是一部成功的“青春励志剧”。在信仰普遍缺失、理想黯然褪色的当下社会中，这种重温红色革命历史记忆、重述为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艰苦奋斗的红色政治理念，有效激活了 80后、90 后青年对人生价值观的重新修正和认证。
第四，《南下》在影像风格上打出了一张漂亮的“时尚牌”。一是采用情感化、青春化叙事方式，故事情节的发展衍进紧紧围绕着人物间复杂微妙的情感纠结，既一波三折又环环相扣。浪漫的青春气息贯穿剧作始终，保证了重大的历史题材厚重而不沉重；二是选用“帅哥美女”型青春偶像派演员的强势组合，牢牢吸引着观众的眼球，保证了收视率的逐渐推向新高。三是从音乐制作和色彩色调的配置来看，都力求凸显抒情、倾情、激情的特点。这种“时尚”的影像风格，以“别样的风情”激活了剧作沉实厚重的历史蕴含。
《南下》观后感 4
在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大的文化融合，如魏晋、元朝以及清朝时期。这几次文化融合，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我们很少关注的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文化大融合的特殊时期。解放战争后期，获得解放的北部地区的革命队伍，乘胜南下解放东南和西南等地的国统区，并逐步接管诸多大都市，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远离北方故土而定居于南方都市，进而构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独特的战士南下现象。这批南下战士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其思想与情感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便演绎出了文化的贯通与对抗、融合与抵牾的历史轨迹。然而，这一重要的南下现象长期以来并没有在革命叙事中得到应有的关注。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人们观念的解放，这种现象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才开始有所呈现，如电影《风雨下钟山》（1982年）和《阙里人家》（1992年）。步入21世纪以来，一批电视剧开始涉猎这一题材，并出现了《沂蒙》（2009年）和《南下》（2010年）等作品。那么，这些影视作品对战士南下现象是怎样呈现的呢？这些作品又是怎样表现南下战士由传统意识向现代意识的艰难蜕变的？我们应该怎样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些影视作品？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一文化观念的裂变与情爱意识的苏醒
解放战争后期，南下战士多出自华北地区，特别是山东地区。这批南下战士定居南方之后，在承载革命使命的同时，他们的个人命运和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战士南下这一现象，在历史研究领域已有所触及。如有学者认为：“在中国革命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由此也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革命群体——南下干部。”城市管理者这一群体接管南方大城市后，其自身地位较之以前农民群体有了明显的提升，多数人由普普通通的农民变成了不同等级的领导者，被分配到各个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这样一来，他们会有意识地摒弃农村的生活习惯并主动向大城市的生活状态靠拢，其中最为常见的便是对原生态家庭文化习惯的扬弃而在大城市找寻新的生活方式。
这批南下战士大多出身于北方农村，在跟随解放大军来到大城市后，其固有的小农思想开始逐渐消解。在耳濡目染中，他们接触到都市所特有的现代文化，这种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使其内在的情爱意识开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受现代都市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到现代都市男女自由恋爱观念的影响，这批南下战士内心深处被遮蔽乃至被窒息了的情爱开始得以萌发。在回眸自我生活的文化背景时，便切身地感受到中国农村传统的婚姻的无奈，在中国传统婚姻中，男女没有感情基础，甚至在走进洞房之前连对方长得怎样都一无所知，因此，他们一旦走进现代都市，耳闻目睹于现代都市中的自由婚恋，自然心生向往之情。这种内在的情感向往在随着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开始接触到现代女性之后，便最终完成了真正的蜕变。他们由此陷入爱河而不能自拔，其结果便是在其确立现代情爱意识之后毅然决然地走进了现代婚姻的殿堂，进而实现了自我与传统落后的文化的决裂。
南下题材的影视作品开始聚焦于情爱意识的觉醒，呈现出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电影《风雨下钟山》《阙里人家》可谓是较早地为观众勾勒战士南下图景的影视作品。这两部电影尽管也触及了情爱意识的觉醒所带来的矛盾，但总体来看，其所表现的主题并非在此，而是重在表现革命的宏大主题。如《风雨下钟山》重点展现了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解放南京的宏大场面，至于革命军人的个人情感则仅仅是这一宏大主题的点缀品；《阙里人家》相对于前者有了很大的改进，其聚焦的场景更多的是南下战士个人情感的波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导演把南下战士的情感波澜置于“阙里”这一中国最具典型的乡土社会中展开，从而使情爱意识的觉醒与儒家文化的传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昭示个人情爱意识觉醒的艰难，彰显了自我与既有文化决裂带来的历史阵痛。
新世纪以来，南下题材并没有在电影作品中得到有效的呈现，相反，在电视连续剧中则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沂蒙》《南下》等电视剧。这些电视连续剧为观众较为真实地还原了那段难忘的历史，尤其是还原了在时代大潮裹挟下的个人感情的嬗变历程，成为深刻诠释时代演进与个人情感复杂关系的影视作品。《沂蒙》作为一部电视连续剧，其重点在于展现沂蒙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之后的历史变迁，所涉及的南下战士的情感纠葛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历史片段。严格说来，这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南下题材的电视剧，但就其所涉猎的历史片段来看，其对南下战士的情感纠葛的把握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可谓这一时期关于南下的题材的电视剧中的佼佼者。电视剧《沂蒙》关于南下的题材主要集中在最后几集。南下战士李继成在自我的情爱意识觉醒之后组建了新的家庭，但这样的.情爱意识觉醒，又伴随着“新我”与“旧我”在文化决裂的历史过程中的阵痛，尽管这种觉醒还不一定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现代情爱意识觉醒。
电视剧《南下》主要以一群南下战士为叙述对象，讲述他们南下接管上海时面对的问题，以及为建设革命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其中也穿插着一些个人的情感问题如恋爱、婚姻等。该剧涉及的范围小到南下对个人、家庭产生的影响，大到战士们接管上海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如管理制度、经济改革、市场监管等，均做了较为详细、全面的介绍。《南下》中陈家善、唐志先等长时间生活在北方的战士在接触了南方现代化的文明思想后，其内心情感意识逐渐醒悟，并试图大胆遵从内心向往的情感。陈家善面对家庭的反对，依然铁定心思要追随部队南下执行任务。陈家善南下后逐渐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并开始接触到在都市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孙凤儿。很快，两人步入婚姻并组建了新的家庭。需要指明的是，陈家善在都市建立现代家庭之前，曾有过包办婚姻，但是，这种包办婚姻因为没有情感基础，最终是以破裂为结局。而从历史遗留方面看，农村地区多是包办式的婚姻，一对新人在没有任何感情基础下可以结婚生子，并共同生活多年。陈家善的情况便是如此。他从来没有用“妻子”称呼过她，而是叫了多年的“大姐”，只因她比他大几岁，并从小把他照顾大，替他照顾父母、孩子。所以，陈家善始终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姐姐。这种历史现象加速了战士情爱意识的觉醒，促使他们尽快改变这一现状，从而演化出另一种情感问题，即对原生态家庭的割裂。
南北方文化融合的艰难更多的是通过南下战士个人情感的纠葛和理性认知的矛盾表现出来的。我们对于这种特定环境下的婚姻状态应当一分为二地客观看待，既要看到其中对传统道德的背叛，又要看到男性所获得地自我进步是以传统女性的痛楚为前提的。南下战士在迎娶现代女性之后，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个人情感的高歌猛进，也不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帆风顺，而是他们的情感陷入到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之中。南下战士在迎娶现代女性之后，随之而来的并不都是琴瑟和鸣。相反，文化的差异乃至鸿沟表现得分外明显，以至于家庭中生活习惯、情感方式乃至理性认知都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有些男性甚至还陷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尴尬窘境。如《沂蒙》中的李继成便陷入了这种无限的悔恨之中而不能自拔。“李继成在进城抛弃了糟糠之妻后，迎娶了城里的女性，结果是俩人无法成为‘患难夫妻’，而在李继成陷入人生的困境时，真正能够抛弃前嫌、迎纳他的还是糟糠之妻。对此，正如李继成在悔恨中所倾诉的那样：‘进了城才知道故乡亲，有了新人才知道故人好’，于宝珍也在激愤中说：‘外头的女人中看不中用’（第42集）。”
在历史大变动的特殊时期，人从既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了挣脱的机缘，个人犹如一枚落叶漂流于时代的河流上，并由此开启了新的人生蜕变历程，其中的情爱意识的觉醒便是应有之义。而个人情爱意识的觉醒相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迟到的觉醒又意味着自我历史蜕变的艰涩。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任何的历史进步往往是伴随着历史的阵痛而实现的。
二人生场域的变迁与文化融汇的艰难
南下战士从北方到南方这一地理空间上的移位，并不仅仅是其人生生存物理空间的变化，而且还是其社会身份从农民（或者知识分子）到革命者再到社会管理者的转变。在这种人生空间的变更和社会身份的蜕变背后，隐含的是其人生和命运被社会重新规定的潜在意蕴。这种人生场域的变化使得南下战士有机会接触到现代文化，并进一步实现以地区为单位的南北方文化的交融互动，尽管这种融汇的过程较为艰难。
中华文化尽管从总体上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但就其内部而言依然具有某种差异性，这便表现为特定的地域具有特定的文化，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中华文化的南北地域来看，南方文化可以分为江浙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等，北方文化可以分为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东北文化等。从南下战士原生态文化来看，他们大都浸染并亲炙于齐鲁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内在规范制约。当这批南下战士到达南方后，他们大都进入到江浙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南方都市，至于这些南方都市除了其传统赋予的地域文化外，还汲取由西方现代文化而催生的现代都市文化。因此，当南下战士背负着自我既有文化的包袱进入都市后，由此而来的文化冲突便无法避免。《南下》中，陈家善与孙凤儿组成新家庭后，经常因为一些琐事而争吵不断，如孙凤儿抱怨从未在家善口中听到“我爱你”之类的话，而他却认为这种话存在心里比较好。诸如此类的小矛盾在这个不同文化交汇的家庭中常有发生，见证着文化的差异性以及不同文化共存的艰难。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这批南下战士的人生场域开始出现转换，即从业已解放的北方逐渐进入亟待解放的南方，由此促成了他们所承载的红色革命文化的南迁。北方尤其是山东的沂蒙地区，是红色革命思想较为集中的阵地，从这里走出的革命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弘扬着革命精神，他们在南方再次汇聚成一条红线，并将红色革命精神传递给每个人。《南下》中便有这样一条红色主线，电视剧一开始就出现了极具代表的《沂蒙山小调》，一群妇女热情地唱着小调，鼓励战士们跟随大部队南下去解放全中国、传播革命精神，为整个电视剧奠定了红色精神这一主基调。这首歌曲在电视剧后半部分再次出现，说明通过姜天美所传达出的北方革命精神在南方传播初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姜天美所要教导的是一群青楼女子，这一群体开始是极为抗拒的。在姜天美的耐心教育下，她们的思想便开始渐渐转变。这体现了文化传播的动态过程：先是由革命老区的战士将沂蒙红色精神传递给上海人，人们经过长久的自我学习和深刻感受后逐渐融入血肉，在主动接纳后又无意识地反馈出来。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传达出的革命思想往往最真切最感人，正如歌中唱到的那样：“咱们的共产党哎，领导好；沂蒙山的人民哎，喜洋洋。”“这些以北方人为主的南下战士群体进入新区参加接管与建政工作，不仅保证了新旧政权的平稳过渡，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扎根当地，推动了南北融合和文化交流，为该地区的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与其说南下是解放进程的推进，倒不如说是革命精神的传递，因此，将红色革命精神传播到全国是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影响的最为深刻的诠释。
人生场域的转换促使南下战士开始接触除本土文化之外的现代文化。南下战士的工作面临着从传统农耕文化中的世族制度向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单位管理制度转变，这一转换意味着南下战士们要面对现代化转型中的艰难问题，需要时刻保持谨慎和积极学习的态度，不再以过去粗犷式的态度对待生产劳作，而应该用文化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用城市化管理方式来对待新工作。如《南下》中剧情发展到对工厂单位进行公私合营时，王三成用农村土地改革的思维方式来给城市的工厂评估资产，引发众人愤怒和上级领导的批评。类似的情况还体现在组织部长陈家善身上，虽然他能够在齐鲁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山东熟练地处理组织事务，但在接管城市时却遇到棘手问题。这说明，农村的那套思维方式无法适用于现代化都市情况，南下战士从北方粗放式的管理方式转化到南方精细化的管理策略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期。
从传统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农村进入到现代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单位，对个体完成自我的文化蜕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场域变化，意味着塑造个体精神特质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体从家族式的群体中脱离出来变成了具有独立性的主体存在，并由此完成了个体从传统的“自然人”到现代的“社会人”的转变。在新的工作单位中，南下战士尽管依然受到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但这已经迥异于传统文化的“乡规民约”等制约方式。如《南下》中唐志先、陈家善、孟思远等人在北方农村时并没有严格的单位制度，在进入南方都市后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形成了以唐志先书记为主，陈家善、孟思远、王三成等为辅的管理梯队，并且形成了职责分明、层级清晰的组织体系。
南北方地区的文化交汇还体现在家庭环境方面。南下使得他们与家庭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远，加之南方女性的温婉、知性，这一群体试图从原生家庭中分离出来，尝试全新的婚姻状态。以耕种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北方地区所孕育出的家庭风格通常是质朴、简易的；以商业运作为主的南方家庭气质多为精致、典雅的。两种不同的家庭文化特征交织在一起，往往是现代化气息浓厚的南方家庭深刻影响着北方的传统家庭。南下战士到了南方之后多肩负要职，并被分配到有关地区部门担任领导，如王三成任县委书记、孟思远当武装干事，这意味着他们要接触并适应城市人的生活。这一群体在初期仍保持着粗放式的生活状态，对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要求较低。这是因为北方人受其居住环境和生产方式影响，长期在田地劳作，普通低矮的平房和崎岖坑洼的道路无法将他们与黄土完全隔绝，所以在基本生活方面较为朴素。这种环境令他们的生活习性较为豪放，不拘于小节，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更倾向于实用性，满足基本需求便可。就像《南下》剧中的王三成，吃饭时不拘束，边说话边嚼饭，举止大大咧咧；穿戴军装时仍旧习惯于将袖子挽起来，领口纽扣也没有规范地系起来。但是在接触了城市文化或者说在组建新家庭后，南下战士们的生活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南方文化的影响。陈家善与孙凤儿结婚时，起初想要穿普通款式的青色上衣，在经过众人的劝说后穿上了时髦西装，领口打着蝴蝶结，发型也是当时流行的款式。南方的大城市相较于农耕文化显著的北方来说较早步入现代化社会，城市里的人们在思想和行为等方面也都具有现代化标识，如女性因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更注重自我精神气质的修养，穿戴较为时髦，谈吐大方得体。如《南下》中孙凤儿、司徒梅等上海女性，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优雅的气质。而从北方农村来的姜天美，则与她们形成鲜明对比：衣着朴素，面容清淡，不佩戴饰品，说话声音较大且不够斯文。
南下战士除了在单位接受了现代管理体系的规训之外，还在家庭中完成了精神的蜕变。南下战士在组织了新的家庭之后得到了来自现代都市女性的情感滋润与文化滋养，对他们塑造新的自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人能够跳出既有的社会文化框架进而去寻求自我新生的突破口，而部队南下恰恰成为促成这一突破口成熟的时期。大部队的南下虽然使一部分人背离了自己的家乡，但是对这部分人整体而言却是一次思想文化的洗礼和质变。就像《南下》剧中的孟思远忍痛告别母亲，《沂蒙》中李继成与新婚妻子的分离、与年迈父母的告别等，他们到南方大城市去接触现代文化，学习先进的管理知识，从而提高自我的认识水平。从农村出来的管理者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这个身份并不是通过自身内在的修养得来的，而是时代给予他们的。所以，当有了这个历史性转机的时候，这一群体希望能够把握住机遇并主动寻求新文化以改变自我的现状，从本质上寻求身份的认同。
当然，南下战士在新的家庭中获得了精神蜕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遗留下既有文化无法涂抹掉的痕迹，由此又使其精神向度呈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
三历史的艰难蜕变与自我的艰难新生
南下题材的影视作品应该拓展其表现的空间，既要注重展现主流意识形态，又要注重表现历史大变动下个体命运的沉浮，由此使得时代主潮与个人命运有机衔接。南下题材的影视作品主要以表现革命进程为主，这本身并没有可质疑的地方。毕竟，大军南下本身就是中国革命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但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改变了个人命运，使得革命的历史进程与个人命运在交相呼应中得到了最大化的呈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过去的影视作品中，南下题材的影视作品在表现革命的宏大主题时做得很充分，而在表现被时代潮流裹挟下的个体命运时则显得单薄。毕竟，在人的诸多社会关系中，个人不仅与革命具有内在的联系，而且与社会中的不同身份的人也有着内在的关系。其中，个人的情感世界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家庭变化便是最为显著的变化。因此，我们在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不能遮蔽了历史主潮裹挟下的个人情感及其命运沉浮。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的新生往往意味着对既有自我的否定和超越，意味着对既有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场域的别离。实际上，南下战士大部分是男性，女性相对处于缺席的位置，这种历史进程的不平衡性造成了一代人无法弥补的遗憾——如果男女能够在时代许可的情况下，共同走出既有生活的轨道，其情形也许会好得多。如《阙里人家》强化了主人公孔令谭的革命理想，但是消解了主人公给家庭、妻子带来的情感伤害。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为了影片整体基调的构建而遮蔽了能够引起观众共鸣和对人性多面追问的情节，仅用文字性的表述一笔带过，导致作品出现了不够立体客观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南下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中仍没有得到较好的改进。《南下》详细地表现了从最初开始响应组织号召建设全中国，集合部队迁移到南方，再到接管上海后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的事件。剧中的多数男性都被塑造成积极奋进的革命者形象，只不过每个人在参与革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不一样。在这一群体的塑造中，传统文化中已经不合时宜的糟粕都可以被革命文化所扬弃。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电视剧相较早期电视剧来说则有了鲜明的进步，它既展示了女性群体的存在，也传达了她们细腻的情感，然而这种情感变化也是与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创作者对剧中积极参与革命的女性，如《南下》中从山东农村来到大城市的姜天美等，用了大量的画面去刻画，以彰显她们将革命任务放在首要位置的奉献精神。但是对于那些愿意守护家庭完整性、默默无闻辛苦劳作的女性，创作者却有意识地遮蔽，对她们的辛苦付出没能给以应有的呈现。其强调的是不主动支持丈夫建设革命就会面临家庭关系的僵化和婚姻状态的破裂，甚至无法融入到革命者群体中而逐渐被社会抛弃、被边缘化的结局。
从历史进化的链条来看，处于新旧时代更替的特殊历史时期，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他们注定要付出代价。过渡时代的女性承受着情感上的阵痛，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牺牲者。农村的妻子操持着整个家庭的正常运作，甘愿日复一日地奉献着自己，苦苦等待着丈夫的归来。《沂蒙》中心甜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她一边在家里辛苦劳作，积极支持革命工作，一边深深地思念在外打仗的丈夫，等待他的胜利归来。但是当革命成功之际，她等来的却是一张离婚书，这对于农村女性而言，无异于宣判了自己在情感世界中被遗弃。一旦被男方提出解除婚约，她们自行建立的这个伦理制度即刻被瓦解，因为她们会被看作是一个“不合格”的妻子，一个违背了“夫为妻纲”这一伦理的叛逆者，再无颜面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只能恳求公婆收留自己以苟且生活。心甜得知自己被休后，便痛哭几天，并苦苦央求婆婆不要把自己赶走。此时女性的身份性质与之前大相径庭，由被伦理道德所认可的儿媳变为被传统观念所遗弃的妇女，这一地位的转变已然注定她们的后半生再也无法回到正常轨道，由此给她们造成的情感创伤是终生无法愈合的。尤其值得人们悲悯的是，这批女性因为时代的局限，最终也没有走出自我设定的情感疆域，从而成为历史进化过程中的牺牲者。
由此来说，中国革命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和大发展，中国解放战争历史上的战士南下便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和大发展。从这样的维度审视南下题材的影视作品，我们便会发现，南下题材的影视作品在较好地反映了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历史在艰难中如何完成了蜕变、个人命运如何在沉浮中完成了裂变、南北文化又是如何开始了融合与整合，由此使得这一现象不再仅仅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特有现象，而且还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特有现象，自有其独到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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