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湖春行原文翻译及赏析

时间:2025-07-16 09:46:38 赛赛 钱塘湖春行

钱塘湖春行原文翻译及赏析

  《钱塘湖春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此诗通过写杭州西湖早春明媚风光的描绘,抒发了作者早春游湖的喜悦和对西湖风景的喜爱,更表达了作者对于自然之美的热爱之情。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钱塘湖春行原文翻译及赏析,欢迎阅读。

  钱塘湖春行

  作者: 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注释

  选自《白氏长庆集》。钱塘湖,即杭州西湖。

  1、孤山寺:南朝陈文帝(560~566)初年建,名承福,宋时改名广化。孤山:在西湖的里、外湖之间,因与其他山不相接连,所以称孤山。上有孤山亭,可俯瞰西湖全景。

  2、贾亭:又叫贾公亭。西湖名胜之一,唐朝贾全所筑。唐贞元(公元785~804年)中,贾全出任杭州刺史,于钱塘潮建亭。人称“贾亭”或“贾公亭”,该亭至唐代末年。

  3、水面初平:春天湖水初涨,水面刚刚平了湖岸。初:副词,刚刚。云脚低:指云层低垂,看上去同湖面连成一片。点明春游起点和途径之处,着力描绘湖面景色。云脚:接近地面的云气,多见于降雨或雨初停时。

  4、早莺:初春时早来的黄鹂。莺:黄鹂,鸣声婉转动听。

  5、争暖树:争着飞到向阳的树枝上去。

  6、新燕:刚从南方飞回来的燕子。

  7、啄:衔取。燕子衔泥筑巢。春行仰观所见,莺歌燕舞,生机动人。侧重禽鸟。

  8、暖树:向阳的树。

  9、乱花:纷繁的花。渐:副词,渐渐的。欲:副词,将要,就要。迷人眼:使人眼花缭乱。浅草:刚刚长出地面,还不太高的春草。才能:刚够上。没:遮没,盖没。春行俯察所见,花繁草嫩,春意盎然。侧重花草。

  10、行不足:百游不厌。

  11、阴:同“荫”,指树阴。

  12、白沙堤:即今白堤,又称沙堤、断桥堤,在西湖东畔,唐朝以前已有。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时所筑白堤在钱塘门外,是另一条。诗人由北而西而南而东,环湖一周,诗则以湖东绿杨白堤结束,以“最爱”直抒深情。

  13、云脚:接近地面的云气,多见于将雨或雨初停时。

  14、没(mò):隐没。

  15、湖东:以孤山为参照物。

  16、不足:不够。

  全诗以“行”字为线索,从孤山寺起,至白沙堤终。以“春”字为着眼点,写出了早春美景给游人带来的喜悦之情。尤其是中间四句,景中有人,人在景中,写出了自然美景给予人的感受。如不说绿草如茵,而说“浅草才能没马蹄”,就不落俗套,富有新意。从结构上看,从描写孤山寺一带景色到描写白沙堤一带景色,中间的转换不露痕迹,衔接非常自然。

  译文

  走在西湖边。从孤山寺的北面到贾公亭的西面,湖水涨潮时刚好与堤齐平,白云重重叠叠,同湖面上的波澜连成一片.。几只早出的黄莺争着飞上向阳的树,不知谁家新来的燕子正衔着春泥在筑巢。一些多彩缤纷的春花(野花)渐渐要迷住人的眼睛,浅浅的春草刚刚能够遮没马蹄。我最爱漫步在西湖东边欣赏美景,欣赏得不够,就再去看那绿色杨柳下迷人的断桥白沙堤。

  赏析

  《钱塘湖春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早春漫步西湖所见的明媚风光,是一首唱给春日良辰和西湖美景的赞歌。诗的首联紧扣题目总写湖水,前一句点出钱塘湖的方位和四周“楼观参差”景象,两个地名连用。又给读者以动感,说明诗人是在一边走,一边观赏。后一句正面写湖光水色:春水初涨,水面与堤岸齐平,空中舒卷的白云和湖面荡漾的波澜连成一片,正是典型的江南春湖的水态天容。颔联写仰视所见禽鸟,莺在歌,燕在舞,显示出春天的勃勃生机。

  黄莺和燕子都是春天的使者,黄莺用它婉转流利的歌喉向人间传播春回大地的喜讯;燕子穿花贴水,衔泥筑巢,又启迪人们开始春日的劳作,写出了初春的生机。

  “几处”二字,勾画出莺歌的此呼彼应和诗人左右寻声的情态。“谁家”二字的疑问,又表现出诗人细腻的心理活动,并使读者由此产生丰富的联想。颈联写俯察所见花草。因为是早春,还未到百花盛开季节,所以能见到的尚不是姹紫嫣红开遍。而是东一团,西一簇,用一个“乱”字来形容。

  而春草也还没有长得丰茂,仅只有没过马蹄那么长,所以用一个“浅”字来形容。这一联中的“渐欲”和“才能”又是诗人观察、欣赏的感受和判断,这就使客观的自然景物化为带有诗人主观感情色彩的眼中景物,使读者受到感染。这两联细致地描绘了西湖春行所见景物,以“早”“新”“争”“啄”表现莺燕新来的动态;以“乱” “浅”“渐欲”“才能”,状写花草向荣的趋势。这就准确而生动地把诗人边行边赏的早春气象透露出来,给人以清新之感。前代诗人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二句之所以妙绝古今,受到激赏,正是由于他写出了季节更换时这种乍见的喜悦。《钱塘湖春行》以上两联在意境上颇与之相类,只是白诗铺展得更开些。尾联略写诗人最爱的湖东沙堤。

  白堤中贯钱塘湖,在湖东一带,可以总揽全湖之胜。只见绿杨荫里,平坦而修长的白沙堤静卧碧波之中,堤上骑马游春的人来往如织,尽情享受春日美景。诗人置身其间,饱览湖光山色之美,心旷而神怡。以“行不足”说明自然景物美不胜收,诗人也余兴未阑,集中饱满的感受给读者无尽的回味。

  中国历史上,在天堂杭州当剌史的可以说是不乏名人,不过,最有名的要算是唐朝和宋朝的两位大文豪白居易和苏东坡了。他们不但在杭州任上留下了叫后人缅怀的政绩,而且也流传下来许多描写杭州及其西湖美景的诗词文章与传闻轶事,所以又有人们称他们为“风流太守”。

  白居易的七律《钱塘湖春行》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篇,这首诗不但描绘了西湖旖旎骀荡的春光,以及世间万物在春色的沐浴下的勃勃生机,而且将诗人本身陶醉在这良辰美景中的心态和盘托出,使人在欣赏了西湖的醉人风光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深深地被作者那对春天、对生命的满腔热情所感染和打动了。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诗歌的第一句是地点,第二句是远景。孤山坐落在西湖的后湖与外湖之间,峰峦叠翠,上有孤山寺,登山观景,美不胜收。贾亭,又叫贾公亭,据《唐语林》卷六载,贞元中,贾全任杭州剌史时,曾在西湖造亭,杭人称其为贾公亭,未五六十年后废。贞元是唐德宗的年号,从公元780 年到805年。白居易写此诗时,其亭尚在,也算是西湖的一处名胜。白居易一开始来到了孤山寺的北面,贾公亭的西畔,放眼望去,只见春水荡漾,云幕低垂,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初平”所表达的是白居易对春日里西湖的一种特有的感受。

  由于连绵不断的春雨,使得如今的湖面看上去比起冬日来上升了不少,似乎眼看着就要与视线持平了,这种水面与视线持平的感觉只有人面对广大的水域才可能有的感觉,也是一个对西湖有着深刻了解和喜爱的人才能写出的感受。

  此刻,脚下平静的水面与天上低垂的云幕构成了一副宁静的水墨西湖图,而正当诗人默默地观赏西湖那静如处子的神韵时,耳边却传来了阵阵清脆的鸟鸣声,打破了他的沉思,于是他把视线从水云交界处收了回来,从而发现了自己实际上是早已置身于一个春意盎然的美好世界中了。

  创作背景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七月,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唐敬宗宝历元年(825)三月又出任了苏州刺史,所以这首《钱塘湖春行》写于长庆三、四年(823、824)间的春天。

  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人。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语言通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和元稹并称“元白”,和刘禹锡并称“刘白”。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白居易的生平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后迁下邽(今天的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白居易父亲后来在河南巩县当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就举家搬迁到了新郑,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出生于新郑县(今河南新郑)东郭宅,在新郑生活到12岁,后为躲避中原战乱转移到江南。迁居卒于武宗会昌六年。是另一文学家白行简的兄长。

  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破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白了。至今还有他出生七个月“略识之无”和初到长安“顾况戏白居易”等典故。他的诗不仅在中国,在日本和朝鲜等国都有广泛影响,他还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

  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号“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等极为有名。其中《琵琶行》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较为有名。邓肖达曾说:“正是因为白乐天的诗老妪能解,才确立了他的诗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白居易石像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

  晚年与“诗豪”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刺讽喻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问刘十九》《买花》《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等。

  白居易的为官经历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成就

  文学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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