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答李翊书对照翻译
《答李翊书》是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韩愈给李翊的复信，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韩愈答李翊书对照翻译，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答李翊书对照翻译：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六月二十六日，韩愈禀告。李翊足下：你的来信文辞很好，而且请教问题的态度多么谦虚恭敬。能象这样，谁不想把那道理告诉你呢?道德的归真为期不会久了，何况它的外在形式(文章)呢?不过我只是所谓“望见了孔子的门户和围墙但尚未登入堂室”的人，哪里能够知道是对还是错呢?虽然如此，还是不可不同你谈谈这方面的道理。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子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你所说的“立言”这句话，是对的;你写的文章以及希望达到的目的，非常符合而且相接近。然而不知道你的志向，是祈求自己的文章超过别人而被人所取呢?还是希望达到“古之立言者”的境界呢?祈求自己的文章超过别人而被人取用，那你本来就超过了别人而且可以被人取用了!如果期望达到“古之立言者”的境界，那就不能指望它很快成功，不能被世俗的势利所诱惑，应该培育果树的根茎来等待它结果，多添灯油来盼望灯光明亮。根系发达的果树，果实才会顺利成熟，油脂多而好的油灯，火光才明亮。具有仁义之道的人，他的言语和和顺顺。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
不过又有感到为难之处。我所写的文章，自己也不知道它达到没有达到“古之立言者”的境界;虽然如此，学习“古之立言者”已经二十多年了。起初，不是夏、商、周三代和两汉的书我不敢看，不是圣人的思想我不敢铭记于心。坐着时仿佛忘记了什么，行走时仿佛丢失了什么，有时样子庄重若有所思，有时模糊不清迷迷惑惑。当自己把心中的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力求革除陈词滥调，戛戛然困难极了!文章被人看，我不在乎别人的非难讥笑。象这样过了不少年头，还是不改变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处世态度。然后才能识别古书中是否与“圣人之志’相合以及虽然正确但尚未达到最高境界之处，直至清清楚楚地白黑分明了，并力求扬弃那些错误的和虽正确但不完善的东西，才慢慢地有所收获。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当自己把心中的思想写出来的时候，文思敏捷泉涌而来，这时文章被人看，别人讥笑它我就高兴，别人称誉它我就担忧，这是因为自己的文章中还保留了世人的见解。象这样又过了不少年头，然后文思才宽广奔放，象水势汹涌的波涛一样。我又怕文思不纯正，便象阻挡水一样，不让文思过于汹涌，冷静地反复地推敲，觉得它完全纯正了，再放手去写。即使这样，还是不可不修养正道，使自己沿着仁义的道路，漫游在儒家经典的源流中，不迷失方向，不断绝源泉，这样度过我的一生就满足了。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思想修养好比是水;文辞好比是浮在水面上的东西。水大的话，大大小小的浮物都能浮起。思想修养和文辞的关系仍然是如此。思想修养深，那长长短短的语句与抑扬顿挫的声调都能运用自如。即使如此，哪里敢自己认为接近成功了呢?即使接近于成功，那被人用时又有什么可取的呢?即使这样，等待接别人采用的，难道不就象器物—样了吗?用与不用都取决于别人。有修养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们使自己的思想不离开道，使自己的行动符合方圆，被用时就把自己的道德学问施行开来，不被用时就传授给自己的弟子，写进文章里而留传下去，让后代效法。象这样做，到底值得快乐吗?还是不值得快乐呢?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现在有志于恢复仁义之道的人很少了，有志于仁义之道的人一定会被今人所遗弃。我的确为“志乎古”的人而感到高兴，同时也为“遗乎今”的事而感到悲愤。我屡次称赞那些有志于仁义之道的人，只是要以此勉励他们，并不敢褒奖那些该褒奖的人，批评那些该批评的人。向我求教的人可多了，考虑到你说的不是有志于名利，姑且为你讲了这番话。韩愈禀告。
创作背景
《答李翊书》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韩愈自贞元八年（792）考取进士后，未能经由吏部考度步入仕途，胸怀用世之志而无所施展，颇不得意，但以儒道和“古文”自负的志向并未衰减。李翊，贞元十八年（802）进士及第，曾跟韩愈学习古文。这是韩愈写给李翊的一封书信，写此书信时韩愈三十四岁，在长安。
作品鉴赏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邓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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