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溪中早春》全诗欣赏

时间：2025-06-14 07:26:09 赛赛白居易

白居易《溪中早春》全诗欣赏

　　《溪中早春》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五言古诗，出自《全唐诗》。诗里写的是终南山溪中的早春的风景。以下是小编分享的白居易《溪中早春》全诗欣赏，欢迎大家阅读!

白居易《溪中早春》全诗欣赏

　　溪中早春

　　南山雪未尽①，阴岭留残白②;

　　西涧冰已消③，春溜含新碧④。

　　东风来几日，蛰动萌草坼⑤;

　　潜知阳和功⑥，一日不虚掷。

　　爱此天气暖，来拂溪边石。

　　一坐欲忘归，暮禽声啧啧⑦。

　　蓬蓠隔桑枣，隐映烟火夕;

　　归来问夜餐，家人烹荠麦⑧。

　　【注释】

　　①南山：即终南山。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南。

　　②阴岭：朝北的山峰。山南称阳，山北称阴，故名。

　　③西涧：即渭水。

　　④溜：春天山上冰雪溶化，注入山川河流中的水。

　　⑤蛰(zhé折)动：潜藏在土中过冬的虫类，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萌草：草木破土发芽。坼(chè撤)：裂开(草木发芽)。

　　⑥潜知：默默地领会。阳和：和暖的春气。

　　⑦啧啧：象声词，鸟鸣声。

　　⑧荠(ji季)麦：把荠莱与麦饭煮在一起吃。

　　【白话译文】

　　翻译之一：终南山上的雪还没有完全消融，山阴还残留着片片白色。渭水的冰已经开始融化了，融化的雪水从山上一路含着新绿注入渭水之中。东风吹来不过几日而已，潜藏起来过冬的虫类就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而草木也开始破土发芽了。和暖春气化育万物，真是一天也不虚度啊。真是喜欢这天气带给人的丝丝暖意， “我”轻轻地拂拭溪边的青石。一坐下来就忘了回家的时间，直到晚归的鸟儿啧啧鸣叫着把“我”从沉醉中唤醒。透过稀疏的篱笆以及桑树与枣树隐隐地看见夕阳中的炊烟和灶火。“我”慢慢踱回家中问一声今晚吃什么饭啊，家人回答：荠菜煮麦饭!

　　翻译之二：春天刚来，南山雪还未融尽，在山的背阴处还留些残雪。但是春天的温暖已经显现，溪涧的冰已融化，消解，流水潺潺。春风吹拂，满山嫩草萌发，小虫子也已开始活动了。“我”知道“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道理啊，所以，对于大好春光一天都不想浪费。“我”喜欢暖暖的春日天气，来到溪水边，轻轻触摸溪边的石头，坐下来好好欣赏春光无限，都忘记回家了，傍晚禽鸟归巢，叫声传来，这难道不是人间仙境吗?

　　【创作背景】

　　这是元和七年(812)或八年春初作者居住在渭村时的作品。元和六年，其母陈氏不幸去世，诗人居渭村三年有余。这期间收入甚微，贫病不堪。然而，大自然的恩赐是无限的，有时诗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也能感到暂时的快慰，享受到远离尘世的宁静。

　　这首《溪中早春》正是通过对春天大自然的温暖、美妙的刻画，体现了审美关系中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融洽。

　　【赏析】

　　此诗首四句描绘早春的景色，由远及近，由大及小。题目是《溪中早春》，却说“南山雪未尽，阴岭留残白”，是从雪景着笔。雪本是冬天的景致，然用“未尽”来修饰之，则已透露出春天的气息。冬去春来，气候转暖，冰融雪化，所以山岭上已见不到大片的积雪，但是春天的温暖尚未足以完全消融残雪，那朝北的山坡上还星星点点地残留着淡淡雪片。这正是早春的气候，是春天的温暖与冬天的严寒短兵相接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迹。这两句虽是漫不经意写来，却紧扣“早春”二字。下二句则是承“溪中”而发。“西涧冰已消，春溜含新碧”言渭水的冰块已经消融，山沟里淙淙流水中已经孕育出碧绿的生机。诗人抓住残雪、冰消、新碧几个极富典型意义的意象，镜头由远及近，仅用四句话就将一幅“溪中早春”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含蓄隽永，耐人回味。《唐宋诗醇》评此诗“通首写早春之景，一结言外有情，悠然不尽”，正是领略到个中妙处。

　　面对如此佳妙的早春气象，诗人感叹那仅仅吹了几天的春风，就使那冬眠的昆虫苏醒过来，稚嫩的小草破土而出，阳春化育万物，真是一天也不虚度。诗人捕捉自然界气候万物的瞬息变化，默默领会着大自然的伟大。这二句抒发哲理与前面的描绘相呼应，可谓理从景出，景中含理，二者自然融会，并无丝毫空讲道理、要发议论之处，加深了读者对早春季节特征的理解。

　　诗人的心灵是最敏感的，他最先感受到人世间一切繁杂事物变动的征兆，也最先察觉到自然界每一丝细微的变化。也许他受够了严冬的折磨，很早就期待着温暖春天的到来，所以一旦等到春风吹拂，冰消雪化，溜含新碧的时节，他便迫不及待地走出家门，来到大自然中，感受这春天的温暖。“爱此天气暖，来拂溪边石”二句把视角从南山残雪、西涧春溜转到了诗人自身的刻画上，他似乎是一个爱嬉戏游玩的孩子，在明媚的春光中，高兴地抚摸着小溪边的石头。“拂”字用得极形象传神，活现出诗人喜悦之极，深深体会到春光美的神态。他觉得春天太美了，以至流连忘返，长时间沉浸在无边的遐想中。审视着傍晚啧啧鸣叫的飞禽，他的心灵在静观中得到了纯然的宁憩。

　　诗的最后四句粗看似与主题了无相涉，其实不然。据说汉代张仲尉的居处，蓬蒿没人， “蓬蒿隔桑枣”引用这个典故是借喻作者的清贫，与下句联系起来看，又表现了一种初春宁静的气氛。查慎行说这两句很象陶渊明的诗句(见《白香山诗评》)，颇有眼力。至于“归来问夜餐”则显示出诗人游春归来兴致勃勃的神态，他玩得太尽兴了，所以一回来就吵着要吃饭。而家人奉之以荠麦，亦是清素家庭的普通食物。这些都显示出作者虽处在贫病不堪的环境中，也能游离于世俗之外，在自然美中得到了精神慰藉。

　　全诗表现了初春的一种静谧气氛，然静中有动，处处使人感到那春天的脚步正悄悄而来。诗的语言朴素自然，写景、叙事与抒情三者犹水乳交融，有机地结为一体，体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敏锐感受，洋溢着诗人对早春的爱恋之情。

　　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生于河南新郑，其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后迁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语言通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和元稹并称“元白”，和刘禹锡并称“刘白”。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之为官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之嗜酒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亲白季庚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和劳动进行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问刘十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之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谕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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