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18

屈原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也赢得了世界文化巨人的光荣称号，1953年，屈原以诗人身份同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一道，成为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他的作品在公元前7世纪传人日本，19世纪开始传人欧洲，现已有英、法、德、俄等多种国家文字的译本

屈原学识丰富，“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具有远大的理想，对内主张修明法度、任用贤才，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楚国贵族集团中的顽固派不断打击和排挤屈原，使他一生为之奋斗呼号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他就用诗歌倾吐自己的忧愁幽思、绵缠悱恻的情绪。

　　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还是作于屈原被流放时。《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楚怀王疏远。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离骚》本身找证据是个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被放逐之后所作，但这并不足信。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诗人想像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

　　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即《离骚》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是屈原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创作出的一首政治抒情诗；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太忠实于史实，也是有可能的。

深深植根于现实盼积极浪漫主义

　　中国文学观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源远流长，现实主义导源于《诗经》，浪漫主义导源于《楚辞》。《离骚》的浪漫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离骚》展现了作者爱国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为实现这种理想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他殷切希望楚国能实行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美政”，再现尧舜禹汤文武和三后那样的自己心目中的盛世，所以他极力赞颂道：“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他为了理想，坚持不懈，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第二是大量的浪漫主义手法。作者插上幻想的翅膀，尽情驰骋，这在诗的第二、三两大段里有充分的表现。如上款帝阍一节，诗人幻想在太空中翱翔，早晨从南方的苍梧山出发，傍晚便到了西北昆仑山上的悬圃。他在太阳洗澡的咸池给马喂水，在太阳升起的扶桑树下总辔启行。月神、风神、雷师、凤鸟、飘风、云霓一大群神物前呼后拥。神游西天一节，写他驾飞龙、鸣玉鸾，从天津启程，取道昆仑，渡赤水，过流沙，经不周，到西海。想象丰富奇特，境界恍惚迷离，场面宏伟壮丽。

　　比兴手法的运用

　　《离骚》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其具体表现为：在广度上，它较多地应用比喻，构成庞大的比兴系统；在深度上，较之《诗经》更为注意比兴中“此物”与“彼物”的内在联系，用作比喻的事物与全篇所表达的内容统一，富有象征性。如诗中用“美人”喻指楚怀王，用“众芳”喻指群贤，用“椒、桂、蕙、茝”四种植物喻群贤，用香草“荃”喻楚怀王等等，把比兴与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使诗中的意名胜具有了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