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来到了丹麦,随之也给我父母带来了许多的担忧。 1940年当我还只有两岁的时候,由于当时德国形势的不确定,他们就申请并获得了丹麦国籍。如果战争真的爆发,我爸爸担心他会被召回瑞典服兵役,而他们压根不可能丢下这边面包房的生意,这是我们一家的生计,并且他们也不想回瑞典,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是丹麦人了,觉得自己属于丹麦。我的爷爷和外公早就不在人世,但是我的奶奶和外婆还有我的两个姑姑还在瑞典。
战争真的爆发了,5年的时间,他们都无法探望他们的家人。我还记得那些年我们收到的瑞典那边亲戚的来信,上面满是黑色的被审查后删除的长长的段落。
我记得在战争期间有一次我的爸爸还是我妈妈回了瑞典,因为我的奶奶还是外婆病的很重。战争结束后,亲戚们终于又可以开始互相看望了,当我们的瑞典亲戚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高兴。尽管我和他们不熟,但我已经爱上他们了,特别是我的姑姑Nanny。他们给我们带了很多我们在丹麦买不到的好东西-真正的咖啡,可可,葡萄干,橘子和口香糖。我妈妈总是跟我说瑞典的香蕉是多么的好吃,事实上它们让我很失望。但是瑞典的巧克力是真正的美味!
在那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多年的互相探望。我们都非常乐于互换食物。 我还记得我们去拜访Nanny姑姑的情形。我的姑父Eric是一个离Angelholm九公里的一个小村庄的学校老师,出发前我爸爸会在我们的小小的Morris 8车后箱装满丹麦的油酥糕点,肉桂皮、辫子面包和蛋糕。在离学校还很远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高高飘扬的瑞典国旗。Nanny姑姑会给她所有在starby的好朋友打电话:"我弟弟一家从哥本哈根来了,晚上请到我们家喝咖啡。Nisse从哥本哈根带来了他自己面包房里的最美味的丹麦油酥糕点。"然后他们谈论着丹麦的物价、汇率和两国之间的政事。每次,我们三个女孩都唱着抗战歌曲:“长长的黑暗的艰难冬天持续了5年……”
后来Nanny姑姑和Eric姑父也带着他们的儿子Ebbe来丹麦拜访我们。Ebbe和我的两个姐姐年龄相仿。我们一起去动物园,去Tivoli的游乐场。尽管是战后,他们也看到了商品还算琳琅满目的商业街。对我们的瑞典亲戚来说这挺令人激动的,因为他们在Angleholm没有这些,既没有Tivoli游乐场,也没有大动物园。对我来说,那些年真是光辉的岁月!尽管我那时还很小,我肯定也感受到了和亲人们在一起的快乐。更幸运的是我的奶奶和外婆也多次来了哥本哈根,看到我的爸爸妈妈在这里生活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