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
唐设安南都护府,为中国唐朝统治时期。
唐昭宗天佑三年(906年),加静海军节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成为越南实际自治的开始。晋出帝天福四年(939年),吴权建政称王。
968年(北宋时),丁部领统一国境,立国号为大瞿越,建立丁朝(当时国境相当于现时越南的北部)。丁朝与宋朝的使节来往频繁,建立宗藩关系。
宋辽时期
南诏及后续的大理国,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汉化程度,从汉籍资料较难推测出。而南诏受唐朝廷册封、大理受北宋朝廷册封,流行中国密教,移入的汉人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可将其视为同新罗、百济类似的“东亚世界”朝贡国。另外,辽,金,西夏军事性地压迫北宋、南宋,不使用文言文(汉文),制定并使用独自的文字,从狭义的定义上来说,它们不属于汉字文化圈,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自称皇帝,赐赠庙号,建立独自的年号等,在某种程度上效仿了中国王朝的国制,这些国家可以视为圈内的“灰色区域”。
明朝以后
自明朝恢复“册封体制”以后,可纳入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及地区)基本确立下来并延续至今,朝鲜、琉球、大越(越南)及日本都符合条件。当时的日本不仅脱离了“册封体制”,律令制也已形式化,与此相应的科举官僚制度发达的状况说明西岛定生所列的四大点已非必要条件。第一个要列举的有特色的文化要素是文字系统。文言文(即汉文)的导入促进了用汉字来表记自身语言的发展,日本的假名、朝鲜的吏读、乡札、口诀(虽然所谓的韩文不是来自于汉字,但注意,其音节文字的特征显然受到了汉字的影响。再者,语言学家西田龙雄指出,它可能是受契丹文字的启发)、谚文并非直接从汉字派生出的文字,但其音节文字的特点明显受到汉字的影响。此外语言学者西田龙雄指出本民族文字的发明也有可能是受契丹文的启发。越南的喃字是由汉字派生出的独立文字。由此各国逐渐确立了“本民族文书系统”。不过,直到近代以后,这些书面语言才获得了优于文言文的官方文字地位。宗教上,本土化的佛教、道教带着地域性的浓淡及综摄(syncretism,“辑合”),在民间普及。儒教由于与政治思想相匹配,在圈内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共通思维框架。包括使用筷子餐饮,品茶,使用瓦来建筑和使用毛笔来书画等类似的生活文化也作为汉字文化圈的共同特征,以中国为中心分布开来。
近代
18世纪之后,中国在多场对外战争中战败,朝贡体系下的各属国对中国的国力产生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摆脱落后文化的象征,部分地区开始实行汉字废止政策。
17世纪由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兹(Alexandre de Rhodes)为越南语设计的国语字(越南语:Chữ Quốc Ngữ/𡦂國語)被后来的法国殖民当局在学校中广泛推广,虽然当时并未完全普及,但在20世纪中后期,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儒字(汉字)和喃字,成为越南国家的官方文字。因此,20世纪后半叶以后,理解汉字的人除了老年人和一部分的专家以外,变得很少。
韩国使用的汉字,只用作并记,注解和消歧义。二战后,朝鲜王朝的第4代国王世宗所创造的朝鲜文字——谚文(언문、한글)被普遍使用,报纸上汉字的使用频率也不高,一般只会用于回避歧义的词语时使用。朝鲜甚至已经完全废除汉字,除了日常语言外,法律也不采用汉字书写。
日本虽然继续延用汉字,但近年来年轻人的汉字水平较老一辈低落,部份汉字词汇只能用假名(仮名、かな)的书写方式来代替。
目前除了台湾、香港、澳门一直沿用传统汉字(在台湾称国字或正体字、在港澳称繁体字)外,部分使用汉字国家的政府确定了汉字的简化方案,如日本汉字采用新字体(旧字体在现代日语仍可交互使用)、中国大陆采用简化字为主。汉字在新加坡以及其他除马来西亚之外的东南亚华人地区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度很少,不过也有自己的简化方案(或比照简化字,但中文传统汉字在民间仍少量通用)。而马来西亚华人地区的汉字使用频率极高,且随着华人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的影响,早期民间自创的简化字早已逐渐被遗忘,改为采用中国的简化字,而大部分中文报章的标题都会使用传统汉字。另外现在的越南及朝鲜,汉字的使用频度已比以前少很多。在美国和加拿大等海外华人的地方也有以汉字为主的报纸。